1

无论愿意与否，我觉得自己注定要成为一个乖张悖谬的人。我三十三岁了。有24小时在巴黎，一位年轻有为的精神病学家给我打电话。他刚刚在《人身牛头怪物》杂志上读到我的文章《偏执狂活动的内在机制》。他对我表示祝贺，并对我有关偏执狂活动的科学知识表示惊讶，一般人对这一学科是难以理解的。他想和我见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约定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高盖特大街我的画室里见面。面对我们预期的会面，我整个下午都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并企图事先设计好我们谈话的过程。我的想法常常被当作是自相矛盾的怪想法——当然也有一定的天才成分，甚至在超现实主义圈子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也这样认为，不过我很高兴它们最终还是在严肃的科学界里得到正视。所以，我很想让我们的及时次交换意见能够进行得正常和认真。在等待青年精神病学家到来的同时，我凭记忆继续画诺埃尔子爵夫人的肖像，当时我正从事这张画像的创作。肖像直接画在铜版上，明亮的反光把铜版变得像面镜子，让我很难看清我的画作。就像我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我发觉越是反射强烈的地方，越能看清我所画的东西。于是我在我的鼻尖上贴了一块二点五厘米见方的白纸片，它的反光可以使我清楚地看到我画的那些部分。

六点整——这是约好的见面时间，门铃响了。我慌忙把我的铜版收了起来，雅克·拉康进来了。紧接着，我们开始了一场技术性极强的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出于同样的理由和当时几乎一致公认的结构理论，我们的意见却照样是相反的。我们持续了两个小时的胡乱争论。他离开时允诺要与我保持接触，我们要定期见面。他走后，我开始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力图重现我们的谈话过程，并更客观地斟酌在我们不寻常的分歧中可能存在的真正重要方面。可是我越来越对年轻精神病学家不时察看我面孔的样子感到困惑，或者更确切说，感到警觉。好像有一种朦胧的异样奇怪微笑要在他的表情中显露出来。

他难道是在我的面部形态中研究那些激荡我灵魂的思维痉挛效果吗？

我去洗手的时候才找到迷团的答案(顺便说一下，此刻也是可以较大程度看清各种事情的时候)。不过这次给我答案的却是镜子里我的形象。我忘了把我鼻尖上的白纸片拿下来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以最明确、最客观、最庄重的语调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可是竟没有意识到我鼻子上那令人茫然的装饰。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这个纸片最终会代表什么鬼东西呢？

2

我二十三岁了，住在父母在菲格拉斯的房子里。我得到了灵感，要在我的画室里创作一幅大型立体主义画作。我把睡衣的带子丢了，这给我的行动带来不便。我顺手摸到一样东西——那是地上的一截电线，便捡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它系在腰间。可是在电线的一头，有个灯泡。我不想再费时间找其他东西，而且灯泡也不沉，我就用它来为我的临时腰带末端打结用。

我正埋头我的创作，妹妹来告诉我，说客厅里有几个重要客人想见我。当时我在加泰罗尼亚很有名气，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画，还因为我无意中惹的几次事。我没好气地离开我的创作，进了客厅。我立刻发觉父母看见我那粘满颜料的睡衣后，投来了责备目光，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身后屁股上挂着的灯泡。一番礼节性的介绍后，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时一屁股压碎了灯泡，灯泡炸弹般地爆炸了。某些难以预料而又凑巧发生的客观事件仿佛有系统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进而变成了强烈、巨大而又令以难以忘怀的逸闻趣事，而这些事件本来是无足轻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