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同语言

如果邓肯学会了俄语，或者叶赛宁掌握了英语、法语或德语—这几种语言邓肯都会说—那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中就会有这两个的天才和无比勇敢的人之间柔情蜜意、激情澎湃、常常真实到有失体统的通信，然而……

“……教邓肯学俄语的方法仅限于她用英语写句子，然后不同的家庭成员辛勤地为她翻译。”邓肯的养女伊尔玛 邓肯插话说。

事实上，在革命前的俄罗斯，邓肯非常受欢迎，她时常来此进行巡演，并与当地的名人交往。但是，在她的那个美好年代，她周围的俄罗斯人都精通各种外语，因此没有出现过交流的问题。

在莫斯科的学校里保存有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片，上面有她龙飞凤舞的笔迹：“我的爱！”后面是用大大的印刷体拉丁字母写就的俄语译文。

“我愿意亲吻你的脚印！！！”

“我不会忘记你，我将要等待你！你呢？”

他(用诗歌)回答了她，尽管他早就知道，他的心上人只会欣赏他诗歌的音乐性，而不懂得其中的含义。当伊利亚 施耐德给她解释这首诗的实质意思时，他那干巴巴的笨拙的翻译彻底扼杀了诗歌绝妙的本性，因此邓肯最终也没有看清诗人对她敞开的心灵，只能无助而盲目地在其边缘徘徊。

不过，他还是为她写了情诗。

即使你这杯美酒已被别人饮过，

但依然留给我，依然留给我

你秀发玻璃般的迷雾

和你美目中秋天般的疲惫。

噢，秋天的年纪！在我眼里

比青春和盛夏更加珍贵。

诗人之心因为如今的你

感到双倍的欢喜。

我的心从不撒谎，

因此我可以理直气壮

回答那高傲的声音：

从此我将不再胡闹。

是时候告别惹是生非

桀骜不驯的一时之勇。

因为我的心畅饮了另一种

提神醒脑的家酿啤酒。

我的小窗被敲响

那是九月挥动殷红的柳枝，

让我做好准备去迎接

它无所要求的到来。

如今的我可以接受很多

无需强迫，无需失去。

我眼里的俄罗斯也改变了模样，

坟墓和农舍也变得不同寻常。

我放肆地举目四望

无论在何方，我只看见你一个，

我的姐妹，我的朋友，

只有你能够成为诗人的伴侣。

而我也只能为你一人

不断地修炼自己，

并吟唱路上的黄昏

和远去的顽劣。

但是，如果叶赛宁和邓肯的两个宇宙无法用语言交流，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必须向邓肯证明，人们也喜爱他、器重他，她遇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无名小辈，而是一个大诗人，他对文学的贡献不仅受到大批崇拜者的重视—邓肯曾多次在“斯托伊洛比加斯”咖啡馆见过叶赛宁的崇拜者，而且受到莫斯科政府的重视。怎么办呢？

那是1923年12月(也可能是11月末)。

加利亚讲到。

谢尔盖 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斯托伊洛”对朋友们说，12月10日是他从事诗歌创作十周年。十年前他及时次看见自己写的东西被发表。他甚至亲自起草了提交给人民委员会的呈文。

叶赛宁说，诗人协会和政府都打算举办纪念活动。

加利亚讲到。

我们(纳扎罗娃和亚娜)对这种想法的态度比较冷静：我很清楚，在我们这里，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只给“德高望重者”戴桂冠，那个时候人都老得掉牙了。于是谢尔盖 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激动地说明自己有权庆贺。

“对，是这样。等你要死了，就可以树碑立传，就可以庆贺，就能获得荣誉。可现在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不想等死后再庆贺，那样对我来讲还有什么用？现在就给我庆贺吧，趁我还活着。不需要纪念碑，不需要。让人民委员会给拨一万。这是我写诗应得的。”

我们沉默的态度使他生气，他说了两三天，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纪念日。

叶赛宁总是特别害怕别人不理解他、对他评价过低或者视而不见。当人们问起他的女儿塔尼亚她姓什么时，这个小家伙总是骄傲地回答：“我不是别人，我是叶赛宁娜！”

第六章 及时份礼物

……我记得，在属于他们的及时个春天，有一次，我听到连续而细碎的马蹄声在我们那所独立房子的大门口停止，于是我走到窗前，看见伊莎多拉坐着轻便马车回来了。

伊利亚 施耐德讲到。

邓肯看见我，礼貌地挥了挥手，她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亮亮地一闪。她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大理石台阶，容光焕发、激动又高兴地站在我面前。

“您看！”她伸出一只手。她手心里有一只硕大的男式手表金光闪闪，“给叶赛宁的！现在他有手表了，他会非常高兴的！”

伊莎多拉用剪刀把自己的一张小照剪成需要的形状，打开厚厚的金表的后盖，把剪过的照片放到里面。

叶赛宁欣喜万分(那时他还没有手表)。不住地打开它查看，然后放回口袋里，然后又拿出来，高兴得像个孩子。

“让我们看看，”他从衣袋里拿出手表，“现在几点了？”说完，心满意足地“啪”的一声合上表盖，然后，咬住嘴唇，把指甲放到后盖下面，稍稍撬开它，开玩笑地轻声细语：“是谁在里面？”

可是，几天之后，我从人民教育委员会回来，走进邓肯房间的瞬间，正好看见这块手表闪着耀眼的金光，“啪”的一声摔成碎片。

邓肯脸色苍白，看上去一下子消瘦了许多，悲伤地看着手表的碎片和从金环中脱落的自己的照片。

叶赛宁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在原地不住地转圈，一边转一边向四处看。这一次我的到来没有起作用。我把他拉到浴室，在洗脸池边放开他，把他的头压下去，打开淋浴头。然后，仔细地帮他擦干头发，把毛巾扔到一边，这时我看见了一张微笑的脸和一双蓝蓝的没有丝毫怒意的眼睛。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用手指梳理着头发说，“太糟糕了……伊莎多拉在哪儿？”

我们一起走进房间去找她。她保持原来的姿势坐着，呆呆地看着滑落到她脚下的白色表盘，旁边不远处是她的照片。叶赛宁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拾起那张小照并紧紧靠在邓肯身上。她把一只手放在他头上，他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用冷水洗的？”她抬起眼睛吃惊地看着我，“他不会着凉吧？”

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想不起来、也说不清楚叶赛宁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发火。

第七章 镜子上的留言

“你要知道，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无比自信地走进这所房子，就像你昨天和今天进来时一样。”在一次争吵之后，邓肯这样写给叶赛宁。

先给心爱的人写信，然后再把内容不应该被任何人看见的信文交给翻译，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因如此，叶赛宁与邓肯之间，一封长信也没有，仅有一些传达爱意的简短留言或电报。

邓肯努力使自己24小时天适应叶赛宁，也让他习惯自己。通常她也总是能碰到这样神经质、自私自利、有抑郁倾向的男人。她习惯了戈尔东 克雷格的吵闹—一个只能用较高级来形容的人。激情狂热的亨利 托德，精神抑郁、多次自杀的帕里斯 辛格尔……她善于温柔、圆滑地处事，善于忽略缺点、原谅过失……

除了“达令”“天使”，伊莎多拉没叫过叶赛宁别的，而且，有一次，为了表达自己对叶赛宁的感情，她在“斯托伊洛 比加斯”咖啡馆的整张镜子上用口红写下了：“叶赛宁不是流氓，叶赛宁是伊莎多拉的天使。”

伊万 斯塔尔采夫回忆到。

伊利亚 施耐德讲道：

有24小时，伊莎多拉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用俄语印刷体字母在镜子上写道：“我爱叶赛宁。”

而叶赛宁从她手里拿过那支笔，在邓肯的题词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飞快地写道：“而我不爱。”

伊莎多拉难过地转过身去。我拿过叶赛宁的笔，在下面写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伊莎多拉没有擦去这些题词，它们在镜子上又被保存了很长时间，直到出发去柏林的前夜，叶赛宁才擦去这全部三句话，写下了：“我爱伊莎多拉。”

第八章 婚礼的忙乱

结婚的想法是邓肯本人提出来的，因为她面临着漫长的巡演，她打算带叶赛宁一起去，让他见识一下欧洲并帮助他在国外翻译和出版诗集。如果不正式结婚，他们在德国、英国或法国都可以很好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邓肯计划结束欧洲之行后再带叶赛宁去美国看看。那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国家，如果知道他们没有结婚，是无论如何不能安排他们住在一起的。当年，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娃就在这方面碰过钉子。年轻的苏维埃政府理所当然会担心，如果既为叶赛宁、也为邓肯放行，那么到时候可能两个人都不回来了。可是，热爱自由的舞蹈家最初的计划还要宏大得多：不仅要带上年轻的诗人，还要带上她那些学会了一些东西、能够进行演出的小学生们！邓肯早已习惯于带着一大群孩子巡演。她带着自己以前的女学生走遍了欧洲，还访问过美国。之前当局从未阻止过对孩子们的出境申请。所有人都理解：演员，无论年龄大小，都需要实践，必须有新条件下的生活经验、必须深入语言环境。当明白了邓肯不是能够忍受拒绝的人时，苏联政府决定把舞蹈学校的孩子们留在国内，而允许叶赛宁出国。

叶赛宁当年写给卢那察尔斯基、请求发给他出国护照的申请被保留下来。他在申请文书中说，他打算想办法促进自己的作品在柏林出版。4月25日，叶赛宁拿到了编号为5072的出国护照。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邓肯筹划好了一切：首先，她把叶赛宁在国外舞台上的初次亮相与自己的巡演绑在一起。这样她可以计算在那里能赚到什么，已经签好的合约给了她这方面的保障。叶赛宁也不应该白去一趟。事先与翻译、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签好了协议：

乌拉！华沙是我们的啦！

1921年11月19日，叶赛宁在莫斯科给马里延戈夫和格里什卡 克洛博夫写信。

今天，11月19日，利夫希茨的信到了，3000德国马克、十俄磅白糖、四盒罐头和我们的诗译成犹太语后的版样，包括《一个流氓的自白》和《失望》。美国建议我们通过里加，在维也纳复活节前出版德语集子，以韦尔弗为代表的柏林向我们的天才表示敬意。

怎么样，恶棍们？！怎么样，坏蛋们？！

这一切之后，我要给自己养两只公狗，到时候我和所有人打招呼都只用我这两位好朋友的尾巴和爪子。

为了完成这些巡演，邓肯打算卖掉在德国和法国的不动产。做出这样的牺牲并不奇怪—她下定决心至少让欧洲拜倒在自己意中人的脚下。可是，首先得保障他的资金，以维持养家人不在时其家人—妹妹和父母的正常生活。

以下内容选自叶赛宁写给妹妹卡佳的信(1922年4月25日，莫斯科)。

卡佳！我留给你两个信封：里面装着钱。两千万给你，一千万给父亲。(俄罗斯通货膨胀严重。父母急需钱用，康斯坦丁诺沃的房子烧毁了。)

让他回家，随意处理这笔钱，我只能为他做这么多了。

出发前我还会给你留一些钱。

下面还有一笔值得注意的汇款，但这个已经不是给亲人的了：

亲爱的朋友！尽我所能，帮你办好了钱的事，还有《金刚鹦鹉》(Ара)杂志寄来的包裹。近几天之内，我还会给你寄出五百万。

叶赛宁写信告诉尼古拉 克柳耶夫。

过两周左右，我要去柏林，六月或七月回来，也可能会晚一些。在那里我尽量把《西徐亚人》的稿费也寄给你。我负责和他们谈条件，如果我从他们那里拿回你的书，你别生气，因为我会把它安置到比他们付酬更高的地方。

……我太累了，而且最近狂喝滥饮的毛病也使我心绪特别烦躁，以至于我都不敢给你写信，生怕毫无缘由地伤到你。

紧急寄出这笔救急款是因为叶赛宁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我的兄弟，我要死了，毫无意义、极其难看地死去。

同一封信中：

……现在我是一个一贫如洗、衣衫褴褛、经常吃不饱饭而浑身无力的半老头子。普通公民的粮食定量被取消了，没有任何生存物资。我整月整月地只靠麦秸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就着开水把它喝下去。无数个夜晚，我一个人孤独地哭泣，请求上帝让我体面而安静地死去。

我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个冬天。在彼得堡有人告诉过我，说我有权得到学校的定量，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弄到它。在这个偏远的县城，所有的执行委员和政治教育委员根本不了解作为作家的我，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最悲惨、最野蛮、被家酿烧酒弄得全身浮肿的家伙。

第九章 婚姻

物质方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谈得太多了呢？尽管我们的读者中未必有人会对下面的现象感到奇怪：在计划长期出国旅行之前，人们总是忙得团团转，几乎踏破各种办公室的门槛，力图在出发前的时刻办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还是把财会该做的事情放在一边，以便直接讲述我们主人公的婚姻。

叶赛宁对伊莎多拉的感情，起初只是对她强烈的爱情模糊而忐忑的回应，而如今，它似乎与伊莎多拉对他的爱一样，狂热而强烈地燃烧着。

伊利亚 施耐德接着说。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三个人早早就出发去哈莫夫尼基苏维埃的户籍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登记处就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十分干净的胡同里。

伊利亚 施耐德写到。

登记处的房子是灰色的，而且规规矩矩的，一看就是办公之地。当问到他们准备选取哪个姓氏时，二人异口同声地表示要选择复姓“邓肯—叶赛宁”。

结婚证和他们的护照上登记的都是“邓肯—叶赛宁”。邓肯手头甚至没有美国护照，她来俄罗斯苏维埃时带的是被称为“一纸空文”的所谓的法国护照。在这个小本本的一页上，贴着伊莎多拉的一张小照，小照上的她异常美丽，一双生动传神的大眼睛水汪汪的，熠熠闪光，充满热情。1940年，我把这个小本本和叶赛宁的信一起转赠给了文学博物馆。

“现在我是邓肯了！”当我们离开登记处来到大街上时，叶赛宁大声喊到。

前24小时夜里，邓肯拿着所谓的“法国护照”来到我身边，面带羞色。

“您能不能在这儿稍稍改动一下？”她更加不好意思地请求我。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她用手指点了一下她的出生日期。我笑了：眼前的邓肯是那么漂亮、匀称、苗条、年轻，比我几年前在格尔采尔家初次见到的那个伊莎多拉 邓肯美丽得多。

但现在，她却羞涩地站在我面前，用一根手指盖住黑墨水写的她的出生年份。

“嗯，墨水我倒是有。”我装作没有发现她的窘迫，说：“不过，我觉得您好像用不着这个。”

“这样做是为了叶赛宁。”她答道，“我和他都感觉不到我们之间有15岁的差距，但是这里写着呢??明天我们就要把护照交给别人了……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吧……这本护照我很快就不用了，我会拿到另外一本护照。”

我改了那个数字。

苏联的各个行政部门很快就办好了护照，而邓肯和叶赛宁意欲前往的那些国家的使馆，却迟迟没有给他们办好签证。

事实上，签证的办理也没有耽搁很久。1922年5月10日，叶赛宁和邓肯就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哥尼斯堡了。对于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来说，签证只需等一个星期，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可对于耐心不足的邓肯来讲，缓慢的签证期难挨得要命，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出门旅行之前必须一切准备就绪、到位，而且随时随地有剧院、剧院老板和观众恭候了。顺便说一下，是我无谓地打断了伊利亚 施耐德的叙述。

……从莫斯科机场起飞，定的是早班飞机。

叶赛宁是及时次坐飞机，显然心情激动。邓肯预先准备了一篮子柠檬：

“他可能会晕机，如果他吸柠檬汁的话，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

那时候，飞机上都给乘客发特制的帆布服。叶赛宁脸色惨白，战战兢兢地套上了大袋子似的衣服，邓肯却没有穿。

登机之前，我们坐在机场草坪上等待出发，邓肯忽然想起她没写遗嘱。我从军用背包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蓝色记事本。邓肯在窄窄的两页上迅速写下了简短的遗嘱：如果她死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将是她的丈夫—叶赛宁—邓肯。

她把写有遗嘱的那张纸拿给我看。

“可你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如果失事的话，两个人都会死的。”

“我真没想到这一点。”伊莎多拉笑了，然后迅速加上一句话，“如果他死了，我的遗产继承人将是我的弟弟阿福古斯丁 邓肯。”她在此页下方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伊尔玛 邓肯和我也作为证人签了名。

终于，邓肯—叶赛宁夫妇坐上了飞机，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发动机的响声震耳欲聋。突然，窗户(那里是些大窗户)里出现了叶赛宁苍白、惊恐的脸，他在用拳头敲打窗玻璃。原来，是那篮子柠檬落下了。我赶紧奔向汽车，可司机已经迎面跑来了。我抓起篮子，追着飞机就跑，跑道不平，我一瘸一拐地跑得很慢，但我还是追上了飞机，跑到机翼下方，把篮子从叶赛宁放下来的窗户边递了进去。

轻盈的飞机快速滑出机场跑道，离开地面，在耀眼的蓝天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第十章 在路上

邓肯有多习惯旅行呢？带着一箱子书，其中一部分是哲学方面的，一部分是诗歌。如果看书累了，总是能够找到人聊天，她是一位聪明、善于交际的舞蹈家，无论什么人—从著名拳手到哲学家，再到宗教人士或者普通店员，她都能找到共同语言。而作为一位出色的听众和十分博学的人，她在说英语、德语和法语的任何地方都如鱼得水。可是，叶赛宁呢？

在速度不快的苏联火车上，他通常和诗人朋友结伴喝酒，看窗外，唱歌，长时间地探讨人生和书籍出版的困境。就像下面信中所写的那样，这封信(1921年4—5月)是叶赛宁写给马里延戈夫的：

亲爱的托利亚！问你好，吻你。现在我正坐在车厢里，已经整整两天多的时间看着窗外可恶的萨马拉了，我无论如何都搞不明白，我是真的在亲身体验这一切，还是在读《死魂灵》和《钦差大臣》。格里什卡喝醉了，正在试图使我相信是他写了《尤里 米洛斯拉夫斯基》，还说所有的政界巨头都是他的朋友，他那里总是不断地有信使、信使、信使。廖瓦(格里什卡 克洛博夫的助手)愁眉苦脸地坐着，差不多24小时问我五次想不想喝小俄罗斯红菜汤。现在我想起你说到鲱鱼时的那张苦瓜脸。如果你要想象出我的样子，那你就吃一小块鲱鱼，然后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当然，我在路上还可以，也不是没有好心情，甚至还很高兴可以无视这可恶的莫斯科。我如今在认真反省自己。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大为震惊。以后我肯定不会再这样喝酒了，而今天，为了看看格里什卡喝醉的样子，我甚至没喝。我的天啊，这简直太难堪了，我以前可能比这还不像话呢。

不知为何，今年这里的气候比我们那里冷，有些地方甚至现在还有雪！所以暂时我还穿得很多，睡觉时也盖着裘皮大衣。这里的食物自然很多，多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问廖瓦：

“那你呢，廖瓦，现在想吃香肠吗？”

我们就这样走了24小时、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走着走着，回头看窗外：可恶的萨马拉像是一个被施了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