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亲历者

贝特朗在写给我的信中显得很自豪，他说他认为"地狱"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文雅、人性的办法。……与黑死病的歹毒相比，我承认这种方法包含了一定的悲怜之心。医院里将不会挤满奄奄一息的病人，街头将不会有尸体腐烂，也不会有幸存者为失去心爱的人悲痛欲绝。

西恩娜·布鲁克斯，《地狱》，第99章

及时位为但丁作传的乔万尼·薄伽丘亲眼目睹了黑死病1348年传播到佛罗伦萨时的情景。两年后，他开始创作《十日谈》：七位姑娘和三位青年为逃避瘟疫躲进了费耶索勒山上一座废弃的别墅中，讲述了一百个妙趣横生且常常带有色情色彩的故事。薄伽丘在讲述这些故事之前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在三月至七月那几个梦魇般的日子里亲眼目睹的一切，"佛罗伦萨城内失去生命的人超过十万，而在这场致命疾病到来之前，谁也没有料到佛罗伦萨会有这么多人！"

威尼斯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三，比萨的人口减少了七分之一，有些城市几乎遭到了灭城之灾。对佛罗伦萨死亡人数的估计说法不一，低的估计为六万人，但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破坏在全意大利众所周知，黑死病甚至被称作"佛罗伦萨瘟疫"。

丹·布朗的《地狱》中，贝特朗·佐布里斯特留下一连串线索，将罗伯特·兰登从佛罗伦萨一路吸引到威尼斯再到伊斯坦布尔。他这样做其实是颠倒了黑死病1348年传播的方向，目的是将他制造的减少人口的"地狱"放置在黑死病的历史中心。

不过，黑死病的真正源头在更远的东方——中国。它于1347年终于传播到了黑海。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当时的名称)仍然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主要港口。

究竟是鼠疫先传播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再向北进入克里米亚还是相反，如今已没有定论，不过我们知道热那亚的商船在停靠克里米亚港口卡法时无意中被传染了鼠疫，然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回到了威尼斯、西西里和热那亚，将其迅速传播到了全意大利。1348年3月，鼠疫传播到了佛罗伦萨。

薄伽丘很清楚鼠疫来自东方，但是像他那个年代的其他人一样，他对鼠疫的病因和传播方式一无所知。他推测"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天体所致。"

症状与逃避

人们采取了预防措施，"清洗城里的多个污秽之地"；组织公众祈祷和列队行进，代人祈祷；拒绝任何病人进城；炉膛内燃烧大量杜松和硫磺，弄得大街小巷充斥着刺鼻气味和浓烟，连屋顶上的鸟儿都中毒掉下来死了。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敌人其实是老鼠和跳蚤，于是"各种症状仿佛奇迹般地一一出现，瘟疫开始变得可怖、明显"。

染病的男女，最初是在腹股沟或是腋窝下出现某种肿块，到后来愈长愈大，大的如苹果，小的如鸡蛋。一般人管这肿块叫gavovvioli(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种不祥的肿块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在这之后，病症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者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正如肿块一直是死亡即将到来的必然征兆，这些斑点无论出现在什么人身上，他也……上述症状出现后三天内，几乎所有人都会或早或晚地死去，而且大多数病例都没有出现任何发烧或其他病症。

有些人的反应是选择"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同时"避免各种享受活动"，只"吃最精致的食品，喝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其他人则刚好相反，认为"要开怀畅饮，频繁光顾公共娱乐场所，寻欢作乐，尽情享用美食，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

当然，还有一些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像及时种人那样严格克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空气中充斥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但是，薄伽丘认为最聪明的是那些"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或者移居乡间的"人——《十日谈》中的十名青年男女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幸存了下来。

从早餐到万人坑无论人们采取何种方式，无情的丧钟仍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我真不愿意再叙述下去，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所生似的。

每日每夜都有许多人死在街头，但是那些死在家里的人常常无人注意到，直到"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让人们得知真相；到处都是他们的尸体以及其他人的尸体，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坟墓"。坟地不久便被葬满了，而尸体仍然成百成百地被运到教堂，人们只好挖出一条条又长又宽的深坑，把尸体堆起来埋葬，"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被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在薄伽丘看来，令人最震惊的是人居然会那么突然地不堪一击，早晨醒来后不到几小时就被埋葬在了深坑中：

有多少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小伙子(就连盖伦、希波克拉底、伊斯克拉庇斯这样的医生都得承认他们身子最结实)，在早晨还同亲友们一起用早餐，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们的祖先吃晚饭了。

从黑死病到文艺复兴

西恩娜·布鲁克斯在重复贝特朗·佐布里斯特的观点时说："黑死病减少了人口，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她在这里提及的是一些人的观点，即十四世纪的欧洲已经"人口过剩"，而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急剧减少虽然令人震惊，但是从社会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却是好消息。依照这种观点，虽然欧洲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意大利的人口也减少了一半，黑死病却是有益的，因为它为激发文化和知识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简而言之，这种观点认为，那么多工匠、工人和农民死亡后，幸存者有了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他们因此收入增加，有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更大的期望。佛罗伦萨史学家马特奥·维拉尼在鼠疫过后写道："城里每一位卑鄙的工匠如今都期望能成为修道院副院长或者进入佛罗伦萨市那些了不起的办公室内。"但是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工匠。属于死难者的土地、金钱、建筑和家具被重新分配给幸存者，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剩余的人口与之前相比人均财产增加了许多，因而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可以用在文化追求上。

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佛罗伦萨或者整个意大利北部人口过剩，百姓穷困潦倒，或者无法追求文化。正如黑死病之前佛罗伦萨的众多建筑项目所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自1239年羊毛业进入佛罗伦萨以来，这座城市就一直繁荣昌盛，一直延续到1348年黑死病爆发那一年。

即便如此，鼠疫的确在一个特别关键的方面影响了佛罗伦萨的经济；它将家庭支出变成了城邦支出。薄伽丘曾经写道："有多少显赫的姓氏、巨大的家产、富裕的产业遗留下来没有人继承！"这些显赫家族曾经是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如今因黑死病而四分五裂。从此之后，他们的职责主要由佛罗伦萨城邦承担。

黑死病带来了一种注重集体团结的新世界观，而不再是以前那种狭隘的只关心家庭和家族的旧世界观。家庭会陨灭，但城邦将永存；自此之后，富有阶层开始将他们的金钱投资在城邦上。有了促进社会和谐与商业稳定的目标后，佛罗伦萨成为了一个公司化经济体。富有的佛罗伦萨人可以确保投资城邦项目(包括建筑和装饰艺术)后有固定的回报，作为更广阔的福利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孤儿、无嫁妆的女儿、穷人、老弱病残提供援助。对于工人

和富人而言，在营造出一个更稳定的环境的同时，城邦也提供了直接投资学术和艺术的手段。正如乔万尼·德·美第奇对儿子们所说，一个人自己富有是不够的，他还负有美化城市的义务。他所创建的银行家世袭贵族王朝将在文艺复兴大部分时间内统治佛罗伦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