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我的假唱经历

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我，一直将民歌作为自己的梦想。5岁开始上台独唱，7岁考入少年宫，17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20岁被保送到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又怀着对中国民歌的热情，考入了中央民族乐团，第二年就在青歌赛中获奖。二十多年中，我走着与大多数民歌演唱者无异的道路：华服、盛典、赞美、光环……未来足以预见，繁华亦可期可求。但此时我心底响起另一种声音：你真的喜欢这样千人一面的重复吗？

我知道这绝非我想要的音乐，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迷茫中迫切寻找新方向的我，02年的时候偶然参加了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遇到了老锣。

这是一场非常新鲜的音乐会，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多见。我自己本来也是做音乐的，尽管我现在因为唱《忐忑》被大家熟知，但其实我是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当时已经有些名气。那时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怎么走陷入迷茫，所以就非常开放地去寻找所有新的东西。有次跟朋友吃饭，一个作曲家说晚上要去三里屯，问我要不要去。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总觉得那种酒吧很乱。但他说是去见艺术家，我就去了。

这是我及时次去酒吧，到了地方才发现，那个酒吧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其实特别有品位，也很有文化氛围。长长的木桌子，围坐着一大群人。有陈丹青，也有“二手玫瑰”摇滚乐队的主唱梁龙，坐我旁边的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老焦。大家都在聊自己的新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都特别新鲜、特别好。这种环境突然给我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老焦告诉我，3月28日有个演出，是关于世界音乐的。有个歌手叫保罗，她十年没唱歌了，但她十年前出了个唱片叫《生命之花》。十年后要做这场演出，老焦问我：“来吗？”我说：“来！”

我叫上我的朋友常静去听了这场音乐会。常静是弹古筝的，我们曾经一起组成了“知音琴歌”组合。音乐会那天挤满了人，也没觉得演出怎么样，没给我什么信息，歌手也记不住。在乐队表演完后，一个老外登场，在台上弹着琴，唱着低音。他用很特殊的发声方法，有低有高，很幽默，眼睛圆圆的，表情特别丰富，很享受的样子 。

这个弹琴的老外就是老锣。

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老焦说，今天的演出就这老外好。演出结束后老锣在台侧拿着他的琴。常静拉着我去看他的琴。常静是个很主动的人，英文也好，问了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老锣反而用中文，问我们是干吗的。常静说，我们也是做音乐的。老锣回话说，那留个电话吧，以后约出来玩音乐。

那场音乐会后，我去了江苏连云港演出。唱的是那座城市的市歌，很多老百姓都会唱。舞台很大，观众很多，我穿得也很漂亮。但我不记得唱的是什么，歌是两三天前录好的，也不需要记歌词，现场放，对口型就好。我只需要现场表现得很美，穿着高跟鞋和漂亮衣服，真的是个表演，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感觉特别长，仿佛那首歌老也唱不完，唱完后我跑回宾馆大哭。我觉得我再也不能这样了，非常痛苦。收入很好，接待也很好，宾馆也很好，一切都特别好，但我是“假”的。如果这么下去我肯定得抑郁症。

我非常痛苦地回到北京。一进家门，我妈告诉我常静打来了电话，说一个老外要跟我们做音乐。其实我心情非常不好，但是有新东西来了，我就马上放下包去常静那儿。到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在做音乐了，三个人：常静、老锣和拉马头琴的张全胜。

老锣和张全胜合作过，他们比较熟，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比较有默契，可我不知道怎么做这样的音乐，加不进他们的即兴。即兴完后，老锣让我给他唱首歌。我当时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唱什么歌。总不能唱《好日子》那些歌吧。从音乐学院出来的人，总觉得唱歌是很正经的事情，不会轻易唱；民间的歌手张嘴就唱，因为唱歌就是他们的生活。我们不是，当时我大脑就空白了。后来，我选了半天，才选了首贵州民歌《摘菜调》，很简单的，像首儿歌 。

匆忙唱完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了。老锣当时很想了解我们这样的音乐家，所以我们就又约了第二次即兴。这次我去了老锣住的地方，在左家庄附近的一个摄影棚。摄影棚没窗户，特别闷，但做音乐非常好。到时他已经准备好两个麦克，一个是我人声的麦克，一个是他的琴的麦克。我那时是在城市和尘世中特别焦躁的人，又很迷失，那摄影棚特别好，门一关，与世隔绝，特别安静。听不见汽车声，没有外面的光，觉得是另外的世界。前面坐着个老外，还是个陌生人，我也不了解他，只知道他是弹琴的。

老锣微微一笑，说：“你开始唱吧。”我又空白了。我说：“我唱什么？”他说：“随便。”我就在“随便”当中放松了，突然有了胆量，反正老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会戴有色眼镜看我，我的防范心就没了。

我张嘴就唱，先唱了一段贵州彝族的《阿西里西》。唱完一段后，老锣的琴开始变换节奏，我开始唱第二首歌。一切都自然地开始，自然地结束。我知道怎么展开，他知道怎么推动。后来我又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之前很少唱流行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了这首，就是很自然地唱了出来。

我们在音乐上合拍，但我没意识到音乐的相合会把我们的命运牵连在一起。我们俩所以相爱，也是源自音乐。

及时首是快乐的，第二首是感动和流泪，我哭了，我们特别和谐，第二个旋律是编的，自然地开始，自然地结束。我明白了为什么少数民族会用歌来谈恋爱。苗族的人或者像大理的白族，每年三月三的时候，那个节日所有人都会去，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我们对上眼了，我们就会约好在一个地方唱歌，是在唱歌里面寻找爱的交流。

不过，那时候我当然还没有爱上老锣。我其实有段爱情，几乎要结束了。很无奈、想不明白爱情是怎么样的，在前面经历的一些爱情中也有过谎言，那时候的我正好是爱情、事业上都处在一种迷茫期。我那天的即兴演唱，是我自己没有找到未来的一种状态，那种无奈、想不明白的心情，让我很压抑，包括在事业上，我不喜欢假唱，这让我很不快乐。但我没有办法向别人倾诉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人真正理解。

是老锣用这次即兴告诉了我一点：真实，不要有欺骗，不要有谎言。有史以来我及时次觉得唱歌是为了自己。我原来唱歌总是放着唱，一开始就是打开朝向观众的，那天是收着唱，是向着自己内心的，或者先朝向自己，再向外打开，状态特别好。而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声音还有方向。那天我们俩一直唱了三个多小时，唱到天黑。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又哭又笑又唱又跳又叫，特别爽，还不累，就像经历了一次心理治疗。所以那次的即兴对我相当重要，我很感谢老锣录下来，可以让我辨析到当时的声音和心情，那次做完音乐后我的心已经向老锣敞开，只是我还没有意识到。

那后来我们又做了几次即兴，都录下音来。老锣回德国一个月后给我们寄了张CD，那CD里有半个多小时的音乐，不单是我的，也有常静的古筝、熊俊杰的扬琴、老锣的巴伐利亚琴，还有德国安德列的打击乐和马丁的键盘部分都录好了音，然后老锣剪辑出完整的歌曲。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之前我做了个唱片《孔雀飞来》，花了不少钱、时间和精力。这事让我明白自己做一个唱片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你主动，去行动，马上可以实现。老锣让我看到一个迅速的结果。我们跟他玩音乐的时候非常轻松，一个月后听到了中德音乐家共同合作的完整的音乐。

即兴完以后，老锣说：“哇，你的变化非常大。”他夸我的声音拐弯之处很有韵味，细腻的同时又有很强大的张力。其实，这是我声音的本质。只是遇见老锣，才能让我的真实展露出来。

“在全世界你这样的歌手都不多。”他当时说的。这句话很高抬，也道出了他的要求。他要我有的水平，比如柏林爱乐的水平。我不算美女，个头也不高，而且我这种嗓子在学校里多得很。老师们都觉得我嗓子条件很一般，我也把自己归类在一般的一类，所以我要很努力，但我觉得自己永远比不上条件好的学生，那时我在这方面是自卑的，我只是很会唱歌，也就是音乐感觉好。我对嗓子方面的能力没自信，但是老锣看到了，也跟我说出来了。

我当时是不相信的，我摸着自己的嗓子说：“这是真的吗？”是他把我这颗钻石挖出来，让我发光。没有他的帮助、雕琢，我还是会走我的路，但可能不会这么发光。我明白了我是什么，如果我是泥鳅，我就在泥里钻；如果我是小鱼，我要在池子里游。但我想我是条大鱼，我喜欢在大海里游，没有边际的，我想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