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陈述

我总是这样开始：

"我是检察官，我代表州政府。我来，是要向你们呈上一桩罪行的证据。你们要共同掂量这些证据，你们要慎重商议。你们要决定，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有罪。"

"这个人——"这时候，我会伸出手，指着被告。

拉斯迪，你必须把被告指出来，约翰·怀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那是我刚到检察院上班的及时天，法警帮我录入了指纹，大法官领着我宣了誓，约翰·怀特带我去观摩了我生平及时次参加的陪审团审判。那次，是奈德·哈尔西代表州政府进行开庭陈述，当他抬起手，指着坐在法庭对面的被告时，约翰·怀特在我耳边，悄悄地给我上了及时堂课。约翰说话的样子很有长辈的威严，不过，却在十点的清晨带着一股潮湿的酒气。那时，他还只是副检察长，是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爱尔兰人。但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24小时，我会坐到他的位置。约翰·怀特轻声对我说道，如果你没有勇气指着被告，那你就别指望陪审团会有勇气定他的罪。

所以，我要指着被告。我伸出手，指着法庭的对面。我笔直地伸出一根手指，我盯着被告的眼睛。

我说："我们对他提起控诉。"

被告会把头扭开，或者眨眨眼，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一开始，我经常会开小差，想象坐在被告席上是怎样的感觉。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所有来听审的人面前承受着律师猛烈的攻击和谴责，但他心里却明白，自己在正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权利——例如，社会的信赖、尊重，甚至自由，都已经像寄存在法庭入口衣帽间的外套，也许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慌，那种灼烧般的沮丧，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

而现在，就像矿物质沉积一样，在我的责任与义务中，一些更加坚固的东西在矿床中沉淀下来，而脆弱的感受已然渐渐流走——我要完成的是一份工作。我并没有变得冷漠，相信我。但这些起诉、审判、定罪的程序一直都在继续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滚动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之下。我要演好我的角色。我只是这个系统中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这个系统才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分辨是非的系统，是一个本身也存在着善恶好坏的机构。我们应该消除的是它的缺陷，而不是它的程序。有人觉得，在经过年复一年的起诉、审判、被告们来了又去的过程之后，这一切也许会变得杂乱无章，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

我转过身，面朝着陪审员。

"今天，你们——你们所有人，都将承担起作为公民最神圣的一项义务，你们的任务是找出事实真相。这个任务不轻松，我知道。记忆也许会模糊，回忆也许会扭曲，证据也许会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些事情似乎根本没人知道，又或者，根本没人愿意说出来，但你们却不得不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是在自己家里、在工作的单位、在你们平时会去的那些地方，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你们也许会感到压力，也许不想再努力，但在这里，你们必须坚持到底！"

"你们必须坚持到底！让我提醒你们，一桩罪案确确实实发生了，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儿。这是一桩真实的罪行，它带来了真实的伤痛。你们不需要告诉我们它发生的原因，毕竟，人们可能把自己真正的动机永远深埋心底。但至少，你们必须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们无法判断，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获得自由还是应该接受惩罚，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如果找不出事情的真相，那我们对公平正义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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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更伤心一些。"雷蒙德·霍根说。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他在葬礼上的致辞，因为他刚刚又看了一遍演说稿，正把两张提示卡放回自己蓝色毛呢西装的胸前口袋。但当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我才意识到，他说的其实是自己的心情。我们正在开往南城的路上，他坐在区检察院的别克车后座上，盯着窗外越来越拥挤的车流，露出陷入沉思的表情。我看着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表情应该拍下来作为他今年竞选的照片：硬朗的五官，配上严肃、果决的表情，再加上一丝丝忧伤。他展示了这个悲伤都市中一种恬淡寡欲的气息，就像这片城区里最常见的灰暗砖墙和沥青屋顶一样。

在雷蒙德身边工作的人都会说，他看起来很不好。一年零八个月前，他和结婚三十年的妻子安妮分开了。他开始发福，脸上也时时挂着冷酷的表情，这说明，他终于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开始明白，很多痛苦是无法消除的。一年前，大家还在打赌，雷蒙德已经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再次竞选检察长的职位了，但他一直在等，等到初选正式开始的四个月前，他才宣布继续参选。有人说，是对权力和公众生活的欲望让他继续参与竞选，但我觉得，雷蒙德的动力大概还是来自于他对自己较大竞争对手尼可·德拉·戈迪亚的痛恨，要知道，尼可去年还不过是一名副检察官而已。但无论雷蒙德继续参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场竞选注定会非常艰难。在资金还充裕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参谋机构和媒体顾问，帮助我们处理竞选的事宜。三个性取向不明的年轻人对竞选照片之类的事非常看重，坚持要在全市四分之一的公交车车身上展示出雷蒙德的光辉形象。在那张照片中，雷蒙德露着甜蜜的笑容，想传达出一种硬汉式的幽默，但我却觉得那照片中的他看起来有点傻。这大概又是一个标志，说明雷蒙德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当他说他应该更伤心一些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吧？！他是想说，自己似乎又一次错过了事态的悄然发展。

三天前，四月一号，雷蒙德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的死。

"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想这件事。一方面，尼可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说得好像是我谋杀了她一样。那些戴着记者证的浑蛋个个都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出凶手，就连办公室里的秘书都会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而且，你知道吗，我还会时不时想起这个女人。唉，在她还没从法学院毕业，还只是个实习生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是我招她进来的，她为我工作。她聪明又漂亮，也是个很好的律师。但是，现在，天哪！有人闯进她家，她就这么死了。她就这样永别了吗？那凶手突袭了她，敲碎了她的脑袋。天哪！"雷蒙德又说了一遍，"这太让人伤心了。"

"没人闯进她家。"我终于开口了，我这突如其来、像是发表声明般的语调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雷蒙德这时正看着放在他膝盖上的一沓从办公室带来的文件，听到我的话，他抬起头，用一双敏锐而犀利的灰色眼睛盯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们发现她被绑了起来，死前还被强奸过。"雷蒙德接着说，"顺便说一句，如果是我去调查，会从她的仇家和对头开始调查。"

"窗户没有打碎，"我说，"门锁也没有被撬开。"

就在这个时候，开着车的科迪突然从前排座位上转过身，加入了我们的对话。科迪是一位有三十年警龄的老警察，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前主要就是帮雷蒙德开车。他今天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安静，没有跟我们唠叨他在马路上看到的什么流浪汉或者穷苦人。和雷蒙德不同——也和我不同——科迪总是喜欢让自己陷入悲伤。他今天看起来像是没睡好觉，脸上露出一种严肃而忧愁的表情。不知为何，我对卡洛琳公寓状况的描述勾起了他的兴趣。

"公寓里的每扇门、每扇窗都没有上锁，"他说，"她喜欢那样，那个女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里呢。"

"我觉得是有人在故布疑阵，"我对他们俩说，"我觉得凶手是在故意误导警方。"

"拜托，拉斯迪，"雷蒙德说，"我们要找的是个流窜犯。这还需要福尔摩斯来破案吗？你别在查案的警察面前逞能，低调点，好好干自己的事。行吗？给我抓到凶手，我才能松一口气。"他朝我微笑着，一副温暖而充满理解的表情。雷蒙德想让我知道，他在努力支撑着。其实他没有必要一再强调抓住凶手的重要性，我都明白。

尼可在接受采访，发表对卡洛琳谋杀案的看法时，相当咄咄逼人、不留情面，"在过去十二年间，检察长雷蒙德对执法部门的松懈管理实际已经让他变成了这个城市犯罪分子的帮凶。这一次的悲剧就证明，他连自己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都难保。"尼可没有解释的是，如果雷蒙德真的那么能力低下，那十二年前他被雷蒙德任命为副检察官的事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政客们都是不解释的。再说，尼可在公开场合从来都不知廉耻，这也是他在政治圈里迅速成熟的原因之一。

无论尼可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熟，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赢得这次的初选。现在离初选只有十八天了，雷蒙德在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赢得了金德区一百五十万选民的好评。今年，他暂时还没有获得党内的支持，但这主要是因为很久以前和市长之间的一次派系斗争。雷蒙德的政治同盟们——这个圈子从来就不包括我——认为，再过一周半，等及时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公布以后，党内的其他领导就能迫使市长改变立场，让雷蒙德获得党内的一致支持，在初选中稳操胜券，而在这个一党执政的小城，初选的胜利也就等于整个竞选的成功，雷蒙德继续任职四年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科迪从前排转过身来，说是已经快到一点了。雷蒙德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科迪把这当作是默许，把手伸到仪表盘下面，打开了车上的警笛。警笛只响了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就像在这拥挤交通中的两个小逗号，但路上的小汽车和卡车纷纷让开了道，我们这辆黑色的别克便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去。这里周边的房屋还是显得有点破落——陈旧的木板房、镶着玻璃碎片的栏杆，面色苍白的小孩子在街边玩着球和绳子之类的东西。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三个街区，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公寓，楼下是我父亲开的面包店。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阴暗的岁月。白天，我不上学的时候，就会和母亲在店里帮父亲的忙。晚上，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和母亲就躲在上了锁的房间里，我没有别的小朋友可以做玩伴。直到今天，这片地区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还是有很多像我爸爸那样的人：跟他一样的塞尔维亚人，还有乌克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这些外来民族的人们带着一种悲观的心态，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

周五下午的交通太过拥挤，我们又被堵得死死的了。科迪正好把车开到一辆公交车后面，公交车正轰隆隆地喷着难闻的尾气。车身后面印着一张雷蒙德的竞选海报，海报上的他正朝我们头顶上方望去，脸有一两米宽，脸上倒霉的表情像某个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或是什么罐头猫粮的代言人。我没法控制自己。雷蒙德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未来，我已经跟了他十二年，在这些年里，我对他忠诚，也充满了敬佩。我是他的副手，他的失败也将会是我的失败。但我无法消除脑海中那个愤怒的声音，它是那么倔强。现在，它突然对着我头顶上的那张照片，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个傻瓜。

我们开到第三大街，我发现卡洛琳的这场葬礼显然已经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停在周边的车有一半是警车，路上还有不少警察三三两两地走来走去。杀害一名检察官离杀害一名警察基本上只有一步之遥，再说，无论派系利益如何冲突，卡洛琳在警局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她是一个很好的检察官，尊重警方的劳动成果，也会努力保障这些成果不会在法庭上付诸东流，因此，她和警方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忠贞的君臣关系。当然，她也是个漂亮的现代女性，大家都知道，卡洛琳很吃得开。

越靠近教堂，车流就越发拥堵。前面的车在上下乘客，我们就在离教堂不到几米的地方走走停停。那些大人物的车，像是挂着特殊牌照的加长豪华车，还有在附近寻找停车位的媒体记者的车，带着一种笨拙又冷漠的感觉，挤满了整条路。尤其是广播台的车，既不遵守交通法规，更加无视基本的社会公德。有一辆电台的广播车，直接停在教堂橡木大门的正门口，还在车顶架起了一个雷达天线，一堆记者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像是在拳击比赛的现场，一有官员到来，记者们就把话筒杵到他们面前。

"等一会儿。"雷蒙德说，我们的车刚一开到教堂门口，蜂拥而来的记者就把车包围了，雷蒙德一边挤出去，一边对我说，他还要在葬礼致辞中加些内容，他稍后会在外面再演练一遍。他在教堂门口停了一会儿，拍了拍第五频道斯坦利·罗森伯格的肩膀，按照惯例，斯坦利将会及时个对他进行采访。

市长办公室的保罗·德怀朝我做了个手势，看来，似乎是市长大人想在葬礼开始前和雷蒙德说两句。雷蒙德从记者堆里脱身以后，我把市长的意思转告了他。他做了个鬼脸，这可不太明智，这个表情保罗是能看见的。雷蒙德跟着保罗走了，他们消失在教堂哥特风格的阴暗走廊里。市长奥古斯丁·波尔卡罗可以说是个暴君，十年前，雷蒙德在政坛上炙手可热时，差一点儿就把波尔卡罗赶下了台，但还是差了一点点。自从那次竞选失败后，雷蒙德就已经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市长的忠心，但波尔卡罗始终对旧仇耿耿于怀。现在，终于轮到雷蒙德参与新一轮竞选了，波尔卡罗便宣布，他在党派中的角色需要他保持中立，他不打算给雷蒙德任何党内支持。显然，他很喜欢看着雷蒙德独自一人在大海中苦苦挣扎，但如果最终雷蒙德游到了岸边，他又会及时个去恭喜他，说自己一直都知道雷蒙德一定会赢。

教堂里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卡洛琳的棺木摆在教堂前面，周围摆满了百合花和白色大丽花，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花香。我一边朝前面走去，一边跟两边的熟人打招呼、握手。今天来的都是重量级人物，全是市政府和区政府政坛上的重要角色。很多法官都来了，还有不少律师，几个和卡洛琳有联系的左翼团体和女权组织也来了。大家的交谈都很简单，而脸上流露出来的震惊和悲伤的表情是那么真诚。

我回过头，看到了尼可，他也在人群中和别人打着招呼。

"尼可！"我和他握了握手。他西装的领子上别着一朵花，这个习惯是他从竞选之后开始的。他问起我妻子和儿子的情况，但还没等我回答，他就突然换上一副悲伤庄重的表情，说起了卡洛琳的死。

"她是那么……"他摆着手，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我发觉，这个野心勃勃的检察长候选人竟然还在想着说出点诗意的句子来，我打断了他的思路。

"她很出色。"我说，就在那一刻，我被自己这突如其来的情绪吓到了，这情绪竟然从我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地方，就这样突然跳了出来。

"出色，是的，很出色。"尼可点点头，一丝让人琢磨不透的阴影从他脸上掠过，我太了解他了，他这样的表情意味着他又想到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想法，"我猜，雷蒙德一定很看重这个案子。"

"雷蒙德对每个案子都很看重，你也知道的。"

"哎哟！我还一直以为你和那些政客不同呢，拉斯迪。你这句话是从雷蒙德的演讲稿上照搬的吧？"

"那也比你好，拖拉王。"尼可和我刚开始在上诉庭担任副检察官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这个外号。他从来都没有按时完成过报告，老副检察长约翰·怀特便叫他拖拉大王。

"哦，不会吧，"他说，"你们不是对我和媒体说的那些话有意见吧？我确实就是那样认为的啊！我觉得，有效的执法应该从上层开始。我坚信这一点。雷蒙德太软弱了，他累了，他强硬不起来了。"

我是十二年前认识尼可的，那是我成为副检察官的及时天，我们被分到同一间办公室。十一年之后，我成了副检察长，他是凶杀庭的庭长，然后，我解雇了他。在那之前，他已经公然表示了对雷蒙德的反对。当时有一个黑人医生为人非法堕胎，尼可想要以谋杀罪名起诉他。从法律上来说，他的这一主张没有道理，但却引起了某些利益团体的兴趣，纷纷支持他的行为。他编造了很多关于他和雷蒙德之间的争议，把法庭辩论变成了自己的竞选演说，而在这些场合，往往都有大量媒体在场。雷蒙德让我作出的决定。24小时早上，我来到超市，买了一双的运动鞋，我把鞋子摆在尼可办公桌的正中间，再附上了一张纸条：再见！祝你好运！拉斯迪。

我一直都知道，尼克很适合从政，他的形象很好。尼可·德拉·戈迪亚大概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不矮，穿着打扮总是一丝不苟。从我认识他起，他就很注意保持自己的身材，但也爱吃健康的肉类。虽然他的皮肤不太好，颜色的搭配也很奇怪——红色的头发、偏褐色的皮肤、浅色的眼睛——但这些不并不会在镜头或法庭上表现得很明显，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美男子。当然，他也一直注重穿着打扮，哪怕是在工资不高的时候，他花上半个月的薪水，也要穿上量身定制的西服。

除了英俊的外表，尼可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来的一种厚颜无耻而又不讲道理的直接。现在，在葬礼上，他就在和他竞争对手的助理，也就是我，一边聊天，一边打着他演说辞里的官腔。在我们认识的十二年时间里，包括我们共用一间办公室的两年，我发现这个拖拉王总是充满了一种狂热而盲目的自信。九个月前，我解雇他的那天早上，他走出去，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了一句，"我会回来的。"

我现在还不想惹怒他。

"太迟了，拖拉王。我已经跟雷蒙德说好了，要把我的票投给他。"

他没听懂我的笑话，反应有点迟钝，但等他明白过来以后，他会揪住这个话题不放。我们继续玩着这个互损游戏，攻击对方的缺点。尼可承认他目前也缺钱，但他说，教会大主教的默默支持已经给了他精神上的资本。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地方，"他说，"真的！这就是我们会赢的原因。大家都已经忘了一开始为什么要给民权主义的雷蒙德投票，他现在对选民来说就是一团模糊的存在。而我，却向大家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明确的信息。"和往常一样，尼可每次谈起自己时，总是信心满满，"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尼可问，"你知道谁才是最难打败的吗？"他朝我悄悄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是你。"

我大声笑了出来，但尼可还在继续，"我放心了，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当雷蒙德宣布参选的时候，我真的放心了。我原本以为雷蒙德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不参选，而是你——他的及时副手去参选。你要是参选，媒体会非常喜欢你的。你不是政治圈里的人，你是一名职业检察官，稳妥、成熟，是那种大家都可以依靠的人，你还是破了`暗夜圣徒`大案的人。他们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雷蒙德也会让波尔卡罗支持你，你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

"荒谬，"我说，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但其实在去年，这样的情形我已经想象过不下一百次了，"你太厉害了，拖拉王，"我对他说，"步步为营，你就是永远都不肯停手。"

"嗨，听着，哥们儿，"他说，"我真的很佩服你。说真的，对你，我没有任何不满。"他摸了摸自己露在马甲外面的衬衫，"哪怕我赢了竞选，这一点也不会变，你还会继续当你的副检察长。"

我直接告诉他，他说的都是废话。

"你当不了检察长，"我说，"就算你当上了，你也会提拔汤米·莫尔托当副检察长，谁都知道你们俩是一伙的。"莫尔托是尼可好的朋友，也是他原来在凶杀庭的副手，现在还在我们检察院上班，但已经三天没来办公室了。他没有打电话请假，办公桌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大家都觉得，等到下周卡洛琳的谋杀案消停一点儿之后，尼可大概就会安排一次媒体会，宣布莫尔托已经加入了他的竞选阵营。《雷蒙德助手失望至极，转投尼可阵营》，这一消息说不定会登上报纸的头条。尼可在策划这些事上很有一套，也难怪雷蒙德每次听到莫尔托的名字都会大发雷霆。

"莫尔托？"尼可故意反问了一句。他脸上无辜的表情太假了，但我并没有机会回答他。教堂读经台上的牧师让大家赶紧坐好，葬礼马上开始。所以，我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朝尼可·德拉·戈迪亚笑了笑——实际上，我也笑得很假——我笑完，便开始在人潮中往教堂的前排走去，雷蒙德和我作为官方代表，座位都被安排在前面。我一边走，一边和认识的熟人悄悄点个头，打个招呼，心里却一直回想着尼可强烈的自信。那就像是人刚从暴晒的烈日下走出来，皮肤被晒得火辣辣的，摸一下都会觉得疼。当我终于看到摆在教堂前面的棺木时，我突然想，也许尼可真的会赢。我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声音说出了这个预感，它就像是在我心底哀鸣的良知一样，告诉了我其实我并不想听到的东西。尼可没资格赢，他不应该赢，他是个灵魂上的侏儒，但也许真有什么东西能把他推向胜利。在这个葬礼上，在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所，我都不能不注意到他强大的活力，不能不去想这种活力将会带他走多远。

按照葬礼的惯例，卡洛琳的棺木旁摆放了两排折叠椅，坐着的大部分人都是社会各界的显要权贵。一个陌生面孔是个十几、二十岁的男孩，他坐在市长旁边，紧挨着棺木。这个男孩满头金发，不过剪得乱七八糟，系着领结，但系得太紧，衬衫的领子都竖了起来。我想，也许是卡洛琳的表弟，说不定是侄子，但是她家里的亲戚。奇怪，卡洛琳的家人，据我所知，都在东部，而她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他们了。在这个男孩的旁边还有不少市长的人，人数超过了座位的数量，没有我的位子了。我走到后排，雷蒙德往后靠过来，他显然看到了我和尼克刚才在谈话。

"拖拉王又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是一堆废话，他已经快没有竞选经费了。"

"谁不是啊？"雷蒙德说。

我又问他关于他和市长的会面，雷蒙德翻了个白眼。

"他想给我一些建议，私底下，就我和他之间，因为他不想表现得有所偏向。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在选举前抓住杀害卡洛琳的凶手，那我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你能相信吗？他脸上还装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我也不好转身就走，他可得意了。"雷蒙德伸出手指着他，"看他站在那儿，还挺伤心的。"

和往常一样，雷蒙德总是没法控制自己对波尔卡罗的情绪。我四周看了看，希望没人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把脸转向坐在市长身边的那个男孩。

"那男孩是谁？"我问。

雷蒙德回答了我，但我觉得我没听懂。我又朝他靠近了一些，他把嘴凑到我耳边。

"她儿子。"他又说了一遍。

我猛地站起来。

"和他爸爸在新泽西州长大的，"雷蒙德说，"然后来这儿上大学，现在还在念书。"

我一下惊呆了。我对雷蒙德嘟囔了两句，朝一个座位走去，一路上台阶两旁全是鲜花。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一开始头晕目眩的震惊已经过去了，但当背后的管风琴突然发出沉闷的音乐、牧师开口说话时，我越发震惊，内心也开始翻腾，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真的伤心起来。我有些无法理解，她不可能还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我一直就在猜测，她应该结过婚，但她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还有一个小孩，更不用说这个小孩还生活在这里。我努力抑制着想要离开的冲动，我多么想走出这阴暗的教堂，让外面刺眼的阳光让自己清醒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我迫使自己把注意力放到正在进行的葬礼上。

雷蒙德走到讲坛上，没有人正式介绍他的出场。已经有人在雷蒙德之前做了简短的发言，包括牧师希勒和女律师协会的瑞塔·沃斯——但雷蒙德一上场，空气中立马就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氛，这强烈的气氛让我从自己的悲伤情绪中解脱出来。在座的几百号人变得鸦雀无声。雷蒙德·霍根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的缺点，但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是的，他是个的演说家。他已经有点秃顶了，还开始发福，但他穿着品质的蓝色西装站在那里，开始叙说自己的悲痛和愤怒时，就像一座指引光明的灯塔。

他在发言里提到了很多关于卡洛琳的有趣小事，他说，他还记得有些冷漠强硬的检察官认为，实习生只不过是社会义工，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聘用卡洛琳。他还说起了卡洛琳的坚强、聪慧，他回忆了她曾经打赢过的案子、她曾经反抗过的法官，还有她曾经勇敢打破的陈规陋习。这些故事从雷蒙德的嘴里说出来时，是那么饱含深情、那么生动有趣，让人回想起卡洛琳的好，回想起她的勇敢。在这样的场合中，雷蒙德总是能把自己的所想所感传达给听众，引起共鸣，在这方面还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但是我，却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发现所有的一切，伤心、震惊、雷蒙德的话带给我的刺痛，还有心底深处无法言说的悲哀，都涌上了心头，挑战着我的忍耐极限。我拼命地保持冷静，我开始劝说自己，我不能去参加稍后的下葬仪式，我还有工作要做，办公室里自然会有人参加的。秘书、文员，还有其他女人，她们以前总是对卡洛琳说东道西，现在也都来了，坐在前排哭着，她们会紧紧站在墓地周围，为又一条生命的永远凋落流泪，还是让她们看着卡洛琳被长埋地下吧。

雷蒙德的演讲完了。他的表现堪称，很多以为他已经一蹶不振的人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