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之都巴黎，空气都渗透着艺术气息。在那里，爸爸妈妈度过了他们充满爱情与理想的青年时代，我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在安适的环境和幸福的心境下，爸爸于1934年创作了油画《画家家庭》(图24)，他用考究的蓝绿色调和细腻的笔法，真切地描绘出静谧祥和的家庭气氛。画中突出了妈妈穿着中式旗袍的东方妇女形象，也表现了他自己作为成功的青年画家手握画具、踌躇满志的神情；而倚在妈妈怀抱中的我，受宠之态更被满怀爱意的爸爸刻画得惟妙惟肖。此画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了银质奖，成为爸爸那个时期存留下来的珍贵代表作。

我们一无所有了！妈妈准备布置新家的床单、窗帘，给爸爸带回来的那么多画，瞬间全都被炸光了！曾经拥有的转瞬间化为乌有，我们孑然一身，不知何处为家……一切都象在梦中，美梦还没做完，就被噩梦击碎了。晚上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学校也无法管了，一塌糊涂，我们成了货真价实的难民……好在人还活着，大难不死。

1942年冬天，爸爸离开重庆到兰州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3年2月，他终于带着他组织的及时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那里黄沙漫天，生活苦不堪言，工作更是困难得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亲眼看见了那么多神秘绚丽的壁画、彩塑，亲身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古代艺术的神奇魅力，爸爸陶醉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张大千和他的弟子当时还在莫高窟，后来他走了，临走时和爸爸开玩笑，说留在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但爸爸一点都没后悔自己的选择，敦煌这个艺术宝库太伟大了，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他也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而且更坚定地要把我们母女、子三个都接过去，在敦煌安家落户。

这次重返敦煌，爸爸对未来充满希望，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他说："我一定要把千佛洞改造过来，那里没有鸭，没有鹅，我们把鸭和鹅带过去。"他在十轮卡的车头前装了一个竹条编的大笼子，里面是要运到敦煌去的小鸭和一只小鹅，并交代我："沙娜，每到一站你负责喂它们！"爸爸还带了很多波斯菊的花籽，那时敦煌没有波斯菊，其实这种来自西域的花很适合在那里生长，自从爸爸带去花籽，种下它们，波斯菊就在敦煌扎下了根，长得非常茂盛，非常漂亮。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工作那么多头绪，爸爸还想着要养鸭、养鹅、种花。生活是多样的，美好的，他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一心要在戈壁中的敦煌创造像故乡江南那样的好生活。如今，莫高窟绿树成荫，白色、粉红、玫瑰红的波斯菊盛开，看见波斯菊我就想起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波斯菊就是爸爸的象征。

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及时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如西魏285窟的那几个力士，我画得那么随意，那么传神，线随感受走，笔触特别放得开，颇有些敦煌壁画的韵味。当时别人的评价是：我画得不比大人差。爸爸看了也很高兴，不断地鼓励我。

飞机在震耳的轰鸣声中起飞了。我平生及时次坐飞机，遭遇比坐公交汽车更强烈的头晕，恶心，难过得没法忍受。天哪！我怎么办？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嘉陵，离开了吕爸爸，离开了敦煌……我终于爆发了，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起来。坐在旁边的叶丽华轻轻拍拍我的手："沙娜，沙娜，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你怎么了？)"我没有回答她，越哭越凶，情感极度的失落与身体极度的不适搅在一起，哭声与飞机的轰鸣声搅在一起，我就这样一路哭泣着，走进了那个陌生的国度，走进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在少年时期就多次听爸爸讲起梁先生，在美国的时候也曾听人说：设计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过程集合了世界各国最的建筑师，代表中国参加这项设计的就是梁思成。可是尽管久闻大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那天爸爸叫我"好好陪这两位老人" ，我心里特别高兴。

1951年春季的那24小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如约来到了午门，我跟着爸爸一起去接他们。其实当时梁先生和林先生都不老，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他们是我的长辈，又博学多才声名远扬，二十岁的我也就把他们视为老人了。梁先生个子不高，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魁梧，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林徽因先生是著名的才女加美女，气质高雅，但已经病得非常瘦弱，爬台阶走两步就得歇一歇，我就更把她当老人小心扶持了。

初次见面，林先生很亲切地和我聊了聊，她说我在敦煌住的那些年一定学了不少东西。她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又问我在那里怎样，我就简单讲了自己先到波士顿、后到纽约的经历，他们曾经在美国求学多年，话题从敦煌扯到美国，一下子彼此都感到很熟悉了。我们慢慢走着，一路走一路聊，梁先生也不时插话，谈得挺投缘。

我在什么学历都没有的情况下，忽然得到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中国最知名大学的聘任，感到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不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的年代，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梁林二位先生不拘一格的推荐，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没有再去中央美院上学，走绘画的路，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转向艺术设计，并从事了艺术设计教育一辈子。

时光的流逝没有使人们将梁思成、林徽因(图08)两位先生淡忘，而是随着历史的进展更加尊敬他们，颂扬他们功不可没。我是从二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着对他们的理解，对其学术观点的了解。一步步体会着他们的伟大。

作为工艺美术教育和设计者，如果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蒙昧无知，不重视继承发展，就无法延续文化的血脉，只会空虚迷茫地随波逐流，以致一切化为乌有。当今的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而艺术上的所谓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势必导致民族文化艺术的可悲覆没！

虽然已经知道了妈妈的境遇，但我真正再见到她时，还是大吃了一惊。印象里，妈妈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眼前这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怎么会是她呢？我妈妈的满头卷发哪里去了？浪漫生动的表情哪里去了？这就是当年那个把我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我觉得恍惚，像在做梦。

失散多年的亲生母女终得相见，照理说应该很激动，但那天我们都没有激动，妈妈没掉眼泪，我也没掉眼泪。只记得妈妈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后来又说了一句："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见面的过程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从此对她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命运把我推上了工艺美院院长的位置，千斤重担落到了我肩上。我深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当时的一所全国性艺术设计院校，能不能办好这所学校事关重大，而我，行吗？……回顾当初，也许是父辈勇于献身的血性遗传起了作用，也许是当年艰苦的沙漠生活给了我披荆斩棘的胆量，当我知道没有退路、只能迎头而上的时候，我就豁出一切，全力以赴地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了。所幸的是我任职的这十五年间，正值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央工艺美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几任院党委书记计惜英、周显东和昭隆都和我配合得很好，老前辈们和同辈的同事们也大力支持我的工作。那时各专业系的主持者都是我的同龄人，经历过下放劳动，受过""的磨砺，对发展专业教育有着同样的执著精神，一心要为工艺美院再创辉煌。他们支持学院在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所做的各项举措，所以凡在院务会议通过的事我都能放开胆子干起来，学院很快在学科建设的规模、体制以及教学秩序等方面都得到了顺利发展。

回顾我这辈子做出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的基本精神都是分不开的。爸爸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后来我才发现他收集我的作品照片，在民族宫我设计的那个铁门的照片上他特意注明"沙娜设计"，仔细保存下来；工艺美院盖好新的教学楼后我办展览，他马上就要去看，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爸爸曾经亲笔写信对我说：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图22)我觉得自己多年来有意无意地都在作品中渗透着 "敦煌的东西"，即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文脉和元素。有了它，我们创新也好，搞任何设计也好，才会是我们中国民族的艺术。我在上图案课的时候把握的就是两方面：民族的传统和大自然的真善美。我尤其深刻地理解了50年代总理提出来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辈们奉为宗旨不停阐述的艺术创作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是文化延续的文脉，一种民族性的、血液里的东西。

一定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能数典忘祖，这正是促使爸爸从法国回到祖国，奔向敦煌并追寻一生的神圣动力！

从院长职务退下来，卸下了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务负担，生活理应轻松下来。但是在我的记事本上，做过的、要做的事情依然一页一页记得满满的。这些年，我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多次外出到各地开展调研；中国申办北京奥运，组办奥运的过程中，受聘参加了会徽、吉祥物等一系列设计评选；作为第五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要参加相关的活动，还有工艺美术作品评奖、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主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印染织绣卷》，等等，社会工作一项接一项，直到我2003年从学校正式退休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我有一个习惯，不论在国内国外、南方北方，闲暇散步的时候，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向路边草丛，寻找"幸运草"。那种被称作酢浆草、苜蓿草或车轴草的野草一般有三个心形叶片，偶尔发现有四片叶的，就是人称的"幸运草"了。据植物学的说法，这种植物变化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可是我遇到的几率比这要高许多，有时在不经意间就会有收获。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了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我八十年的生活中，有苦有乐，有荣有辱，有与亲人的悲欢离合，有为理想的奋斗献身。然而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在等着我，如果今天让我在吹熄蜡烛之前许一个愿，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为人生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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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之都巴黎，空气都渗透着艺术气息。在那里，爸爸妈妈度过了他们充满爱情与理想的青年时代，我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在安适的环境和幸福的心境下，爸爸于1934年创作了油画《画家家庭》(图24)，他用考究的蓝绿色调和细腻的笔法，真切地描绘出静谧祥和的家庭气氛。画中突出了妈妈穿着中式旗袍的东方妇女形象，也表现了他自己作为成功的青年画家手握画具、踌躇满志的神情；而倚在妈妈怀抱中的我，受宠之态更被满怀爱意的爸爸刻画得惟妙惟肖。此画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了银质奖，成为爸爸那个时期存留下来的珍贵代表作。

我们一无所有了！妈妈准备布置新家的床单、窗帘，给爸爸带回来的那么多画，瞬间全都被炸光了！曾经拥有的转瞬间化为乌有，我们孑然一身，不知何处为家……一切都象在梦中，美梦还没做完，就被噩梦击碎了。晚上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学校也无法管了，一塌糊涂，我们成了货真价实的难民……好在人还活着，大难不死。

1942年冬天，爸爸离开重庆到兰州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3年2月，他终于带着他组织的及时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那里黄沙漫天，生活苦不堪言，工作更是困难得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亲眼看见了那么多神秘绚丽的壁画、彩塑，亲身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古代艺术的神奇魅力，爸爸陶醉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张大千和他的弟子当时还在莫高窟，后来他走了，临走时和爸爸开玩笑，说留在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但爸爸一点都没后悔自己的选择，敦煌这个艺术宝库太伟大了，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他也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而且更坚定地要把我们母女、子三个都接过去，在敦煌安家落户。

这次重返敦煌，爸爸对未来充满希望，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他说："我一定要把千佛洞改造过来，那里没有鸭，没有鹅，我们把鸭和鹅带过去。"他在十轮卡的车头前装了一个竹条编的大笼子，里面是要运到敦煌去的小鸭和一只小鹅，并交代我："沙娜，每到一站你负责喂它们！"爸爸还带了很多波斯菊的花籽，那时敦煌没有波斯菊，其实这种来自西域的花很适合在那里生长，自从爸爸带去花籽，种下它们，波斯菊就在敦煌扎下了根，长得非常茂盛，非常漂亮。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工作那么多头绪，爸爸还想着要养鸭、养鹅、种花。生活是多样的，美好的，他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一心要在戈壁中的敦煌创造像故乡江南那样的好生活。如今，莫高窟绿树成荫，白色、粉红、玫瑰红的波斯菊盛开，看见波斯菊我就想起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波斯菊就是爸爸的象征。

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及时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如西魏285窟的那几个力士，我画得那么随意，那么传神，线随感受走，笔触特别放得开，颇有些敦煌壁画的韵味。当时别人的评价是：我画得不比大人差。爸爸看了也很高兴，不断地鼓励我。

飞机在震耳的轰鸣声中起飞了。我平生及时次坐飞机，遭遇比坐公交汽车更强烈的头晕，恶心，难过得没法忍受。天哪！我怎么办？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嘉陵，离开了吕爸爸，离开了敦煌……我终于爆发了，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起来。坐在旁边的叶丽华轻轻拍拍我的手："沙娜，沙娜，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你怎么了？)"我没有回答她，越哭越凶，情感极度的失落与身体极度的不适搅在一起，哭声与飞机的轰鸣声搅在一起，我就这样一路哭泣着，走进了那个陌生的国度，走进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在少年时期就多次听爸爸讲起梁先生，在美国的时候也曾听人说：设计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过程集合了世界各国最的建筑师，代表中国参加这项设计的就是梁思成。可是尽管久闻大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那天爸爸叫我"好好陪这两位老人" ，我心里特别高兴。

1951年春季的那24小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如约来到了午门，我跟着爸爸一起去接他们。其实当时梁先生和林先生都不老，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他们是我的长辈，又博学多才声名远扬，二十岁的我也就把他们视为老人了。梁先生个子不高，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魁梧，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林徽因先生是著名的才女加美女，气质高雅，但已经病得非常瘦弱，爬台阶走两步就得歇一歇，我就更把她当老人小心扶持了。

初次见面，林先生很亲切地和我聊了聊，她说我在敦煌住的那些年一定学了不少东西。她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又问我在那里怎样，我就简单讲了自己先到波士顿、后到纽约的经历，他们曾经在美国求学多年，话题从敦煌扯到美国，一下子彼此都感到很熟悉了。我们慢慢走着，一路走一路聊，梁先生也不时插话，谈得挺投缘。

我在什么学历都没有的情况下，忽然得到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中国最知名大学的聘任，感到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不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的年代，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梁林二位先生不拘一格的推荐，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没有再去中央美院上学，走绘画的路，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转向艺术设计，并从事了艺术设计教育一辈子。

时光的流逝没有使人们将梁思成、林徽因(图08)两位先生淡忘，而是随着历史的进展更加尊敬他们，颂扬他们功不可没。我是从二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着对他们的理解，对其学术观点的了解。一步步体会着他们的伟大。

作为工艺美术教育和设计者，如果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蒙昧无知，不重视继承发展，就无法延续文化的血脉，只会空虚迷茫地随波逐流，以致一切化为乌有。当今的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而艺术上的所谓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势必导致民族文化艺术的可悲覆没！

虽然已经知道了妈妈的境遇，但我真正再见到她时，还是大吃了一惊。印象里，妈妈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眼前这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怎么会是她呢？我妈妈的满头卷发哪里去了？浪漫生动的表情哪里去了？这就是当年那个把我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我觉得恍惚，像在做梦。

失散多年的亲生母女终得相见，照理说应该很激动，但那天我们都没有激动，妈妈没掉眼泪，我也没掉眼泪。只记得妈妈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后来又说了一句："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见面的过程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从此对她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命运把我推上了工艺美院院长的位置，千斤重担落到了我肩上。我深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当时的一所全国性艺术设计院校，能不能办好这所学校事关重大，而我，行吗？……回顾当初，也许是父辈勇于献身的血性遗传起了作用，也许是当年艰苦的沙漠生活给了我披荆斩棘的胆量，当我知道没有退路、只能迎头而上的时候，我就豁出一切，全力以赴地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了。所幸的是我任职的这十五年间，正值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央工艺美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几任院党委书记计惜英、周显东和昭隆都和我配合得很好，老前辈们和同辈的同事们也大力支持我的工作。那时各专业系的主持者都是我的同龄人，经历过下放劳动，受过""的磨砺，对发展专业教育有着同样的执著精神，一心要为工艺美院再创辉煌。他们支持学院在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所做的各项举措，所以凡在院务会议通过的事我都能放开胆子干起来，学院很快在学科建设的规模、体制以及教学秩序等方面都得到了顺利发展。

回顾我这辈子做出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的基本精神都是分不开的。爸爸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后来我才发现他收集我的作品照片，在民族宫我设计的那个铁门的照片上他特意注明"沙娜设计"，仔细保存下来；工艺美院盖好新的教学楼后我办展览，他马上就要去看，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爸爸曾经亲笔写信对我说：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图22)我觉得自己多年来有意无意地都在作品中渗透着 "敦煌的东西"，即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文脉和元素。有了它，我们创新也好，搞任何设计也好，才会是我们中国民族的艺术。我在上图案课的时候把握的就是两方面：民族的传统和大自然的真善美。我尤其深刻地理解了50年代总理提出来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辈们奉为宗旨不停阐述的艺术创作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是文化延续的文脉，一种民族性的、血液里的东西。

一定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能数典忘祖，这正是促使爸爸从法国回到祖国，奔向敦煌并追寻一生的神圣动力！

从院长职务退下来，卸下了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务负担，生活理应轻松下来。但是在我的记事本上，做过的、要做的事情依然一页一页记得满满的。这些年，我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多次外出到各地开展调研；中国申办北京奥运，组办奥运的过程中，受聘参加了会徽、吉祥物等一系列设计评选；作为第五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要参加相关的活动，还有工艺美术作品评奖、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主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印染织绣卷》，等等，社会工作一项接一项，直到我2003年从学校正式退休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我有一个习惯，不论在国内国外、南方北方，闲暇散步的时候，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向路边草丛，寻找"幸运草"。那种被称作酢浆草、苜蓿草或车轴草的野草一般有三个心形叶片，偶尔发现有四片叶的，就是人称的"幸运草"了。据植物学的说法，这种植物变化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可是我遇到的几率比这要高许多，有时在不经意间就会有收获。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了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我八十年的生活中，有苦有乐，有荣有辱，有与亲人的悲欢离合，有为理想的奋斗献身。然而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在等着我，如果今天让我在吹熄蜡烛之前许一个愿，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为人生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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