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西方文化中有两个最复杂、最深刻的故事：其一是路西法堕入地狱，其二是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乐园。这两个故事蕴含着同样的教训：不服从将导致可怕的后果。路西法是上帝最宠爱的"光芒天使"，在很多的故事中也被称为"晨星"。但是，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后，要求所有天使都尊重这个的人类。路西法对这个命令提出了挑战。他和其他一些有着类似看法的天使都认为：他们远在亚当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他们是天使，亚当只是个凡人。上帝立刻认定他们犯下了两宗罪：骄傲和反抗他的。但他并不打算和平解决这个矛盾，而是直接向大天使麦克下命令，带领一群服从上帝的天使，以武力对付这些叛徒。结果当然是麦克获胜(因为上帝站在他这边)。路西法变成了魔鬼撒旦，与其他堕落天使一起，被打入上帝新创造的地狱之中。但不久之后，撒旦又返回天堂，以行动证明了不尊重亚当是正确的：因为亚当不仅不，更糟的是，一条蛇就可以让他轻易堕落。

不要忘记，上帝让亚当和夏娃自由统治着的伊甸园，但只有一个要求和告诫：不能吃智慧树的果实。撒旦伪装成一条蛇，诱惑夏娃尝了一口禁果。她在品尝之后，又让亚当这样做。两个人吃了禁果后立刻受到诅咒，被永远地驱逐出伊甸园。他们必须在人间受尽折磨，经历各种痛苦，目睹他们的孩子该隐和亚伯之间的争斗。此外，他们还失去了纯洁。这个故事讲述的道理是：不服从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为了让这种行为的后果更严重，他们的罪恶成为了世世代代的永恒之罪。亚当和夏娃的错误行为所犯下的原罪，让人间的每一个天主教的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受到了诅咒。

当然，这些故事都是人类编出来的神话，更地说，是人类的—比如神父、拉比和牧师们—编出来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远在人类出现并可以进行记录之前。但它们和所有神话故事一样，其初衷是向所有听故事和阅读故事的人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服从！反抗的结果非常可怕，要下地狱！这些神话和寓言故事出现之后，被后来的一代代地传了下去，因为他们需要其他人遵循他们的命令，不能持有异议或者挑战。到了现代，这些包括父母、老师、老板、政客、独裁者，等等。

因此，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必须遵守各种规矩。事实上，几乎所有传统的教育场所都在讲述这些规则，比如：站起来离开座位前必须得到老师的允许；举手提问时，没有老师的许可不得开口说话；不能对老师的言语发出挑战或抱怨，等等。这些行为规则被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即使在我们长大成人后，它们仍然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像一个永恒的布告，指引我们要尊重。但是，不是所有都是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始终都没有学习到的：如何判断"公正"和"不公正"之间的重要区别。公正的值得我们尊重和一定程度地服从，甚至可能不需要对之产生质疑。但面对不公正的，我们应该先感到痛苦，然后对之提出怀疑，对其蔑视并作出挑战和革命行为。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这部近期版著作，清晰而完整地收录了他的服从实验。对于人性这一特征的核心动力，人类从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角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该实验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米尔格拉姆在服从研究中，首次引入了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从某种意义来讲，他遵循了库尔特·勒温①的研究体系。勒温法则的核心之一是：社会心理学应该在实验室的限制和控制环境中，研究那些在真实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但米尔格拉姆并不像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李·罗斯(Lee Ross)和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等人那样，被看做是勒温的衣钵继承人。

米尔格拉姆对服从的探索，源自他的一个思考：德国人轻易地服从纳粹的，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歧视，在大屠杀中实施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命令。作为一名年轻的犹太人，他不由得问：尽管今日的美国和当时的德国，在文化和历史阶段方面存在很多不同，但大屠杀是否可能在他的国家中再次出现。很多人都坚信，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在美国发生，但米尔格拉姆对此表示怀疑。相信人本善，并不能抹杀发生过的事实，那些曾经善良的普通人，确实对世界做出了如此可怕的事情—只是为了服从命令。英国作家斯诺(C.P.Snow)提醒我们，人类所犯的各种反人类罪行中，更多的是出于服从，而非反抗。米尔格拉姆的导师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用实验告诉我们，即使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其判断力也会受到群体力量的左右，对显而易见的真相得出错误的观点。①但是，在阿希的实验中，这种影响是间接的：面对相同的刺激事件，如果群体标准和个人知觉之间存在差异，个体作出了服从群体错误标准的决定，以此获得群体的接受而不是排斥。而米尔格拉姆希望探究的是：当角色下命令，要求一个人做出挑战其个人认知和道德的行为时，会对这个人产生怎样的直接和即刻影响。这种情形是对人性的严酷考验，人们普遍相信自己会听从个人道德的指引。实际情况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米尔格拉姆设计出了这个研究范例。

遗憾的是，很多心理学家、学生和外行人都自认为很了解"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但他们所知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大多数人对服从实验的认识，都是通过教科书简介或米尔格拉姆那部著名的《服从》纪录片电影。有人质疑他的研究只选择男性受试者，但他后来又用女性受试者复制了这个实验。此外，由于最初的几个实验都在耶鲁大学完成，有人认为他的实验只适用于耶鲁的学生。而事实是，整个服从实验系列包括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年龄跨度从20岁到50岁，涵盖了各种职业，而不只是大学或高中的学生。此外，服从研究在道德方面也遭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在实验情境中，扮演"教师"的受试者认为自己向"学生"施加了电击，造成"学生"的痛苦，这对"教师"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认为，该研究之所以会在道德层面饱受争议，最初可能是由于米尔格拉姆的那部纪录片电影，其中一些场景表现了受试者犹豫不决、饱受压力的状态。但是阅读他的论文或著作，并不能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受试者所承受的压力，因为实际情况是，很多受试者无视给无辜受害者造成的痛苦，从始至终都服从了。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对实验的道德性作出判断，而是希望人们通过阅读本书，了解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了解他真实的研究理念、方法、结论和分析。这也是本书另一个重要价值所在。

在此简要陈述一下我对服从研究的总体看法。首先，本研究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①和布里奇波特②两地市民中选择实验对象，样本具有多样性，数量大，存在系统变差。此外，米尔格拉姆还详细阐述了实验的方法特征。所有的一切都证明，这是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科学历史上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的研究之一。此外，它在多种文化环境中和不同的时期都得到了复制，充分显示出其强大的有效性。

该实验是社会情境力量对人类行为影响的重要例证，是情境学者研究行为决定因素的重要基础。服从实验研究的结果是：看似公正的进行了一个实验，并且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意图；但是，当的命令不再合理，大多数人未能反抗不公平的。的确，心理学科学家适当使用惩罚，作为改善学习和记忆的方式，这是合理的手段。但是，持续不断地向学生施加强度越来越大的电击，给学生造成了痛苦，这就不合理。学生不断要求放弃实验，担心自己的心脏病发作，并且在330伏特之后，停止了所有的反应。如果他失去了意识或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该如何帮助改善他的记忆？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受试者能够稍加批判性思考，几乎每个人都会拒绝继续实验，拒绝服从没有人性、不公平的。但是与之相反，大多数坚持到高强度电击的受试者，都陷入了米尔格拉姆所称的"状态"(agentic state)。

这种状态下，这些普通的成年人变成了没有思想、俯首帖耳的小学生，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令人厌恶的状态，除非教师允许他们这样做。当电击强度足以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一刻是否有人离开椅子，到隔壁房间查看受害者的情况？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看看另一个问题。我曾直接问米尔格拉姆："当人们按下一个450伏特开关后，有几位受试者自发站起来，询问学生的情况？"米尔格拉姆的回答是："没有人这样做，始终都没有。"在学校中，我们学会了服从的一个最原始规则：除非老师()允许、认可或命令，否则什么都不要做。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年。

我对情境力量进行的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几个方面对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补充。这两个研究都是情境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实验研究了对个体的直接权力，我的实验研究范畴则是机构对其权力范围内所有人的间接权力。我的实验展示的是体系的力量，体系创造并维护一个情境，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和统治。此外，两个实验都生动展示了外界力量对人类行为的强大影响。对观众或旁观者而言，这些实验得出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也曾推出一部有关我的实验的电影纪录片《沉默的愤怒》(Quiet Rage)，在全世界的观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就像很多其他研究一样，这两个实验的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痛苦和负罪感，引发了对实验道德问题的质疑。最近，我的书《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Why Good People Turn Evil)出版。我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对这些研究中道德问题的看法。1971年的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中，我首次对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了一次简短综述。结束后，米尔格拉姆非常高兴地对我说，我进行了一个更没道德的研究，终于有人可以分担他肩膀上的道德重负了！

让我介绍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和米尔格拉姆是布朗克斯(Bronx)詹姆斯·门罗中学(James Monroe)的同学(1950届)，曾一起度过很多美好时光。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毕业的时候几乎拿遍了所有奖励。而我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高年级学生曾把我评为"Jimmie Monroe"(门罗吉米，意为该中学最默默无闻的人)。10年后，我们在耶鲁重逢。他告诉我，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最平凡的人。但我承认，我希望自己是最聪明的。不过，我们握着上帝发给各自的牌，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和斯坦利经常进行有趣的讨论，甚至共同撰写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很遗憾，他在1984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1岁，留给我们的是沉甸甸的杰出研究成果，是人类重要的遗产之一。他的学术贡献以服从研究为起点，延伸到很多新领域—城市心理学、小世界问题、六度分离以及西阿诺效应等，他为这些研究设计了具有创新的方法。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积极热情地观察着人类生活，他的目光始终都在寻找新范例，或用于展示古老的真理，或激发我们对潜在运行规则作出全新认识。我经常想，如果他至今健在，又会研究哪些新现象呢？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