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读什么呢？”她问道。

“报纸。我不怎么喜欢读书。”

“那你在飞机上拿什么消遣呢？”

“喝点金酒。策划场谋杀。”

“有趣儿。”她朝我笑了，这是我及时次看到她笑，笑得很开心，以至上嘴唇和鼻子间都泛起了细纹，这一笑露出了她的皓齿与些许粉红色的牙龈。我在想她有多大了。刚坐下那会儿，我觉得她应该有三十五岁左右，与我年龄相仿；然而她的微笑以及鼻梁上淡淡的雀斑却让她看起来又年轻了许多。大约二十八岁的样子，和我妻子的年龄相当。

“当然，在飞机上我还得工作。”我补充道。

“你是做什么的？”

我长话短说，告诉她自己在刚起步的互联网公司里负责融资、担当顾问，却并未和她说，一旦这些公司看起来前景不错时，我就会出售它们，并以此赚得了大部分的家业。我也没跟她说，自己这辈子其实都不用再工作了；更未提及自己就是90 年代末那一小批互联网精英之一，只需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撤出自己的股份(并将股票兑现)就行了。我会隐瞒这些事，只因为不想说，并非因为这些话会变成冒犯新同伴的炫富，或者怕她对我兴趣全无。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应该为所赚得的财富而道歉。

“你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道。

“我在温斯洛大学做档案管理员。”

温斯洛是一座女子大学，坐落于波士顿西部约二十公里左右的郊区，区内绿树成荫、枝繁叶茂。我问她档案管理员都做些什么，并怀疑在谈及自己的工作时，她也是长话短说，只讲了些怎样收集、保存学校档案的事而已。

“那你住在温斯洛吗？”我问道。

“是的呀。”

“结婚了吗？”

“还没呢。你呢？”

尽管是个问句，我还是察觉到了，她眼睛一瞟，看我左手上是否有戒指。“很不幸，我结了。”我回答道。然后，我举起手，让她看着我光溜溜的无名指，说道：“嗯，我可不会因为担心你这般美丽的女人突然坐在我身边，而在机场酒吧里摘掉婚戒的。我从没戴过戒指，受不了戒指束缚在手上的感觉。”

“为什么要说不幸呢？”她问道。

“那可就有的说了。”

“现在可是航班延迟呢。”

“你真的想了解我脏乱的生活吗？”

“怎么会不想呢？”

“如果要说的话，我得再来一杯了。”我举起了自己空空的玻璃杯，问道，“你呢？”

“不要了，谢谢。我最多只能喝两杯。”她用牙齿退下了牙签上的一枚橄榄，咬了下去。我匆匆瞥了一眼她粉红的舌尖。

“我常说，马丁尼这东西，两杯太多，三杯嫌少。”

“有意思。詹姆斯•瑟伯也说过一样的话，不是吗？”

“我可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边说边傻笑，盗用名言还真有点难为情。酒保转眼间就来到我面前了，我便又要了一杯。唇边的皮肤已经有了喝过金酒后的美妙麻木感，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会烂醉，会说许许多多酒话，但毕竟这里是遵循“机场游戏规则”的，纵然这位同路人居住的地方与我相去不过二十公里，我却已然忘记了她的姓名，并且清楚我这一生也不太可能再见到她了。我觉得跟一个陌生人喝酒聊天是件痛快事，大声说出自己的不快，渐渐地驱散我胸中的些许怒火。

于是我和她说了我的生活。我告诉她自己和妻子已经结婚五年，我们就住在波士顿。告诉她9 月份的那周里，我们住在缅因州海岸肯纳威克酒店，深爱那个地方，因而买下天价海景地产。还跟她说，拥有所谓艺术与社会行动硕士学位的妻子认为自己有资格并决定与建筑公司共同设计房子，最近又与一位名叫布拉德•达格特的承包商在肯纳威克共度多数时光。

“那她和布拉德……？”在将第二颗橄榄含入口中之后，她问道。

“嗯，是的，好上了。”

“你确信？”

于是我跟她说了更多的细节。我告诉她一直以来米兰达对我们在波士顿的生活非常不满。结婚的及时年，她总是忙着装饰我们在南区的褐砂石房子。之后，她又在索瓦区一位朋友的画廊里找了份兼职，也就在那时，我知道婚姻变味了。晚宴中，我们开始变得无话可说，并开始在不同的时间上床睡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在这段感情中各自的身份定位。最开始，我是那个为她介绍名贵酒品、带她参加慈善活动的富有商人，而她则是那个订制泰国海滩游、喜欢逛休闲酒吧的波西米亚艺术家。我知道我们是老套的夫妻组合，尽管有些勉强，但这种关系适合我们。我们在每一点上都很合拍。我甚至因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欣喜：尽管我认为自己长得很帅，但一般来说，只要她在旁边，没有人会愿意瞅我一眼。她双腿修长，两乳丰满，心形的脸蛋上嘴唇丰润；暗棕色的头发常被染作黑色，弄得两鬓蓬松，仿佛刚从床上起来一般。纵然每回出门必是画眼线的，但她的皮肤却是光洁无瑕，连脂粉也不需要。在酒吧和餐厅里，我总会碰到一些偷瞄她的男人。

……

“那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说真的，我想杀了她。”我笑着，嘴巴却因酒精的作用而麻木，我故意冲她挤挤眼，好让她觉得我是在逗她，但她一脸严肃，挑了挑红色的眉毛。

“嗯，你是该这么做。”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