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

操场还是战场？

校园霸凌的相关议题，前一阵子成了热门话题，连朋友见面聊天都提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前几年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也上幼儿园了。年轻的妈妈说：“我们家的Nicolas，太古怪了。同学从背后推倒他，他没哭，还傻愣愣地看着人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爸爸接嘴说：“是呀！那天刚好是家长日，那小孩就在我们面前公然霸凌了。”

那天我们一起吃的是火锅。冬天的寒流下，热腾腾的火锅似乎是最适合一群人一起来抵御寒冬的“霸凌”了。我们的结论是送小孩去学点那种防身技巧。“好是合气道，听说只能防身用，不能攻击别人，免得小孩学了反而去欺负人。”大家听了哄堂一笑，就结束了这个话题。

当追逐的乐趣被严谨的竞赛取代

小孩子在操场上，在空地上，或在公园里，跑跑跳跳，追追打打闹闹的，原本就是平常的游戏。这样的活动，有时是全然自发的，小孩子也没规定什么，就很有默契地找到他们的逻辑玩起来了。有时是有游戏规则的，也许是“躲猫猫”，也许是“抓鬼”，但一开始还是经常有许多即兴的玩法。当然，后来规则越来越严谨，而即兴也就没有空间了。

到了小学初中以后，躲避球也好，棒球篮球也好，游戏的规则是越来越统一的。然而，规则越是完善，能玩的人就越少。大部分的人只能当观众，只有少数人能在场上玩这个游戏。当然，观众也可以玩一点游戏，波浪舞等等，但终究还是不如场上选手才是真正聚光灯的焦点。

回到学校，让我们看看校园里的游戏。

当追逐的乐趣慢慢被许多有严谨规则的竞赛所取代，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从这些正式的游戏中被驱逐出来的。因为除了较高、最灵活、最快、最有力、最训练有素的少数同学，几乎是少有人可以参与这些活动的。

那么，其他的人怎么办呢？ 《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

操场还是战场？

校园霸凌的相关议题，前一阵子成了热门话题，连朋友见面聊天都提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前几年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也上幼儿园了。年轻的妈妈说：“我们家的Nicolas，太古怪了。同学从背后推倒他，他没哭，还傻愣愣地看着人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爸爸接嘴说：“是呀！那天刚好是家长日，那小孩就在我们面前公然霸凌了。”

那天我们一起吃的是火锅。冬天的寒流下，热腾腾的火锅似乎是最适合一群人一起来抵御寒冬的“霸凌”了。我们的结论是送小孩去学点那种防身技巧。“好是合气道，听说只能防身用，不能攻击别人，免得小孩学了反而去欺负人。”大家听了哄堂一笑，就结束了这个话题。

当追逐的乐趣被严谨的竞赛取代

小孩子在操场上，在空地上，或在公园里，跑跑跳跳，追追打打闹闹的，原本就是平常的游戏。这样的活动，有时是全然自发的，小孩子也没规定什么，就很有默契地找到他们的逻辑玩起来了。有时是有游戏规则的，也许是“躲猫猫”，也许是“抓鬼”，但一开始还是经常有许多即兴的玩法。当然，后来规则越来越严谨，而即兴也就没有空间了。

到了小学初中以后，躲避球也好，棒球篮球也好，游戏的规则是越来越统一的。然而，规则越是完善，能玩的人就越少。大部分的人只能当观众，只有少数人能在场上玩这个游戏。当然，观众也可以玩一点游戏，波浪舞等等，但终究还是不如场上选手才是真正聚光灯的焦点。

回到学校，让我们看看校园里的游戏。

当追逐的乐趣慢慢被许多有严谨规则的竞赛所取代，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从这些正式的游戏中被驱逐出来的。因为除了较高、最灵活、最快、最有力、最训练有素的少数同学，几乎是少有人可以参与这些活动的。

那么，其他的人怎么办呢？

如果将焦点从球场转到校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同学其实是继续玩他们的游戏，而且是以自发的方式来进行。他们还是在走廊上追逐或在阳台互相观望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游戏方法，甚至在看不到的地方，不论是爱情还是霸凌，都是人们自发的创造力产生的“游戏”。

当霸凌变成道德上的禁忌

一位幼儿园孩童的家长很难过地告诉我，他小孩如何被排斥的过程。他小孩的细微动作能力发展较慢，感觉统合不协调，整个人看起来就是笨手笨脚的。偏偏这小孩喜欢人群，喜欢热闹，每次同学们玩起自己发明的游戏，他就兴奋地跟着跑起来，甚至也不在乎别人就爬上去，经常将其他小个子的同学撞倒在地上。于是，就有同学喊说：“老师他打人！”

老师刚好太年轻，不知道总有一些学生社会技巧发展太慢而手脚又无法分轻重，便当场就说：“你这么小，就开始欺负同学。”其他同学也不清楚这名词的真正意思，只知道这几天大人们或新闻里谈很多，就跟着喊起来。这位家长说，小孩也知道这是不好的名词，已经难过得不想上学了。

强弱或胜败原本就是所有游戏的基本结果。只不过，越是好的游戏，越是能让每个人都有胜利的机会。

当霸凌一词突然变成道德上较大的禁忌时，忽然之间，人们不知道正常的竞争和不正常的霸凌之间究竟有无清楚的分界。父母们担心自己的小孩受欺负的同时，却也对自己向来鼓励小孩积极竞争的态度是否隐藏了某种危险，而变得更焦虑了。

顽皮游戏到弱肉强食

对于校园霸凌这一长期现象，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先制订“防治校园霸凌执行计划”，规定不处理霸凌的校长考核成绩不得为甲，负责督导的县市政府也会被扣奖补助款。至于长期计划，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反霸凌法》的立法，考虑“将施暴者隔离起来”。

这个消息在报纸揭露的第二天，我心理治疗诊所的来访案主刚好有一位是当年霸凌的受害者。他现在在海外念书，因为圣诞节和冬季假期而回来。

当年初中受到同班同学的霸凌，使得他一直对学校或同辈聚集的环境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战栗，也就一直无法正常上学。之后，幸运地在另所中学逐渐适应，才取得同等学力。他先到北美的社区大学，再转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和学系。

咨询时，我将报纸拿给他看，问他意见。他看了一下这则头版新闻，稍稍绽放的笑容，慢慢地被沉思的表情所取代而不见。他说：“这方法当然是好啦，只是，事情是很复杂的。”

不善表达但思考迅速的他，跳跃式地提到一连串问题，还有一连串想法：霸凌要怎样定义？可能吗？很多时候是别人觉得不怎么样，但受欺负的人是很痛苦的。有些时候欺负别人的人是因为长期被欺负得走投无路而反击了，也要受罚吗？隔离以后，怎么知道这个人会变更坏还是就真的改善呢？他跟我挥挥手表示不谈这件事了：“事情，是很复杂的啦！”

我问他最近的大学生活可好，跟台湾以前的经验比起来怎样。他的回答也叫人难过：“反正太复杂了，我决定做独行侠，不要再交朋友了。”他解释说，就是不去注意这些白人或拉丁裔或黑人是怎么交朋友的。亚裔的同学会主动来跟他交朋友，是为了借笔记。“反正我要求他们一定要立刻影印立刻还，也就不会担心像以前那样考试到了要不回笔记。”

独行侠？一辈子吗？多么孤独呀！希望他不至于如此。我看着他现在不再过胖的脸庞，诊疗室外灿烂冬阳，在他脸另一侧现出沉重的阴影。

霸凌，不易辨

霸凌产生很多可怕的问题，然而过去大人眼中可能只是小孩们吵闹玩过头了。只是，在玩闹中越来越没有同理心的过程，其实是一再地深深刺伤，待日后痊愈亦十分扭曲了。

霸凌的伤害这么严重，但我自己对这个名词却是不喜欢的。霸凌也好，Bully也好，这样的名词读起来感觉都是十分突显的，往往就会误以为是十分抢眼易辨的行为。

我宁可用“欺负”，特别是在大众演讲时。“欺负”是我们小时候就会有的行为，几乎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欺负过比自己弱的同学、欺负过弟弟或妹妹，以及集体欺负不认识的大人(像乞丐或太嚣张的大人)。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作品，像《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让大人小孩读起来捧腹大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欺负的情节，更是读者笑声较大的段落。

为什么马克•吐温的小说我们觉得是风趣逗笑的故事呢？为什么社会新闻揭露的那些霸凌，却是叫人痛心而不忍直面？其实最主要的差别有二，一是权力的关系，另一则是同理心的程度。

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欺负是弱小者对权位在上者的行为，譬如，欺负那些平常爱作威作福的小恶霸。这样的故事就像《圣经•撒母耳记》里，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从来没人觉得是过分的。同样，记得作家杨照也曾经在自传散文里写过，他在建中时和一群同学将教官罩着麻布袋丢到莲花池的故事，反而感觉是充满幽默的正义。

这些故事因为是弱者对强者的反击，我们有时甚至也不用“欺负”一词，而是用“顽皮捣蛋”来形容。

回到现在新闻中的这些事件吧！霸凌也好，欺负也好，却是相反的权力关系，都是强的一方欺负弱的一方，人数多的一方压迫人数少的一方。

我喜欢用“欺负”一词，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发生在过去也可能是未来，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学生身上，包括学校里被认定的“好”学生和任何过去被欺负的人。

校园里同样是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在权力位阶上，原本就有着越来越拉大的差距。

校园里的权力游戏

在美国好莱坞电影里，有专门针对中学生胃口的所谓YA(young adults)电影。这种电影经常可以归类成两三种模式，每隔几年就会循这模式再拍一部，而且都是永远保障票房大卖。

有一种模式是“老师是鬼”这样的。电影一开始是校门口全景，学校最出风头的美式橄榄球校队高大健美的年轻男人们走过，然后是一群金发标致的啦啦队女孩。相对这些抢尽风头的却是一群藏在校园角落的角色：通常是一位很神经质的书呆子，一位整天嗑药的迷糊蛋，至少还有一位整个人感觉像刺猬对外强烈防卫的女孩。两群人偶有互动时，当然是后者受尽了嘲弄欺负。

有24小时，学校开始变化了。也许是那个假道学的校长，也许是爱八卦的橄榄球队教练，不知什么缘故，被外星异形附身或变成吸血鬼。后来老师们全沦陷了，橄榄球队员也沦陷了，连班委会和啦啦队都沦陷了。整校都是外星人或吸血鬼。这时，只剩那几个最被瞧不起的家伙，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躲到校园地下室锅炉房时遇到了老校工，得到他的帮忙，找到方法，而将外星人或吸血鬼赶出去，拯救了全校同学，包括那些平常最看不起他们的同学和师长。

这样题材的电影一再重复拍摄，而且都可以在青少年人群中开出极优的票房，足以证实美国青少年对片中校园生态描述的认同。

影片的人物中，被欺负或被瞧不起的似乎只有少数几位，但是，从涌进戏院的青少年来看，似乎在现实的校园里，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吃亏的那一群。

在美国，就像这些影片一样，校园是有清楚的权力位阶的。美式橄榄球队员和他的啦啦队女生是权力的最顶端；其次是其他运动校队；再其次是擅长人际关系的，也跟老师关系不错的同学，像班委会干部或班级领导人；再来是稍不擅长人际关系但成绩优异的。至于运动不好、人际不佳、成绩也不怎样的，大概就只能在没人关心的权力底层。

在丛林里生存的方法

我们回过来看台湾的情况，虽然情形差别颇大，但同样的权力落差是存在于学生之间的。

以台湾的初中为例，同学之间的权力位阶往往是以成绩优异为较高标准(成绩只有中上就没啥帮助)，其次是人际能力和外表(身高、美貌)，再其次是家庭的富裕程度。如果拥有其中几项，累积的权力位阶就更高。相反，越没有上述条件的，则越弱势。也因为如此，在台湾校园霸凌的现象研究中，研究人员经常指出“身材瘦小、人际关系不佳、较内向、成绩普通”，有这些特色中一两项的，都是容易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人。

校园里的权力现象也可以进一步解释霸凌中的“霸凌者”(the bully)“被霸凌者”(the bullied)和“旁观者”(the bystander)的三角关系。

每个人也许不一定想成为霸凌者，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权力位阶是更高的；每个人也许可以忍受自己的权力位阶在别人之下，但每个人都不愿成为被霸凌者。

我曾经遇到一位拒绝上学的初二学生，他不像一般典型的拒学，先由抑郁、焦虑或身心症状开始。他开始拒学是因为去向同学“勒索”被告到老师那里去。他的“勒索”手法很笨拙，在便利店看到有同学钱带得较多，就向前去要对方拿钱给自己。可惜，他是新手上路吧，找的地点也不够隐蔽，口气不够狠，连身材也谈不上高大，自然很快就被训导处通知父母来了。

父母一到学校，几乎要抓狂了。他们说，不是上学期才说在家偷钱是因为被其他同学勒索，父母也因此对老师抱怨许久，怎么这学期就沦落成勒索别人的坏孩子了？

这件事一发生，他不再去学校，也几乎不讲话。我们及时次见面，两人在咨询室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没有太多的进展。至少三五次的咨询在沉默中度过，也幸亏我过去对这样的个案有一些经验，也就受得了这些难熬的时刻。终于，他慢慢地说出他的沮丧(对自己、对学校和对父母的)和愤怒。初中阶段原本表达能力就不足以叙述复杂情节和情绪，我也就透过他许多片段的描述中，才进一步描绘出大概的全貌。

当年进到这所初中，他的害羞和稍稍瘦小的身材，很快就成为班上几个同学开玩笑的对象。后来，这个原本只是顽皮游戏的捉弄越来越过分，从帮忙去便利店跑腿买零食，到帮这一群同学垫钱。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零用钱不够用，只好回家偷钱的缘故。一方面他为这些同学的欺负而生气，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跟他们在一起，似乎别的同学也会怕他，他也就很有安全感了。

特别是上学期父母来学校找老师，折腾一番后却是一切没改变。那些同学暂时不叫他跑腿了，只是在经过时会说：“我们现在都没叫你做事了！不可以去乱打小报告。”这样确实没有威胁字眼的话听进耳里，反而更是恐惧。他终于知道，原来，在学校这座丛林里，父母和老师根本是不管用的。于是，他安全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被他们更接受，譬如开始出现去帮忙勒索这件事。

去勒索其他同学这件事，其实他内心已经挣扎许久。可是，想来想去，这终究是在丛林里获得安全的方法了，终于还是做了。

等他被抓到训导处，父母也赶到时，他忽然松一口气，觉得从此不去上课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他放弃辩护、放弃学业，也几乎要放弃自己过去种种对人生的期待了。

从被霸凌者到霸凌者是很容易的，几乎每一个权力位阶还没爬到顶的学生，都是有可能的。每一个人内心想的其实都是只想当一位旁观者，因为没人愿意有任何的风险。只是当大家集体起哄时，旁观者也不得不加入，而从“霸凌行为的默许者”变成“霸凌行为的次要执行者”。

在校园里，只要这样的权力位阶存在，霸凌的问题永远是没法消除的。只是，在平常没意识到时，可能会说：“那只是调皮捣蛋、爱欺负同学罢了。”

人与人之间，当权力位阶存在，当权力带来的特权被许可甚至被钦羡时，所有的关系也就从游戏般玩乐，变成越来越弱肉强食的霸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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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为你好：父母的焦虑，少年的困境》

新新人类更幸福？

之一

一群台北市的“议员”，忽然出现在深夜热闹生活的夜店里，打扮成新新人类的模样，就这样跟年轻人一起出现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些向来只关心“重大事件”的“议员”，怎么会穿起牛仔裤，染了几撮鲜红的头发，宣称要关心台湾的青少年了？甚至，如果我们记忆犹新，应该记得更早以前，蜡笔小新露出小鸡鸡的青少年“色情漫画”问题，竟然也是这一群原先只关心“重大事件”的“议员”提出来的，不禁会感觉到奇怪，台湾政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结构真的有所变化？如果真是如此，青少年的位置又是如何呢？

从以前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现在的“蓝绿天下”(国民党为蓝色旗帜，民主进步党为绿色标识)，所代表的社会结构变化，其实并不仅止于政治或政党层面而已。以往的争议，往往是很清楚的双方对立，许多更次要的问题固然没人注意，但同时也有了自由的空间。如今，对立的对象也许持续了，次要的问题也就成了原来誓不两立的双方都关心的共同焦点了。

然而，所谓的“关心”，往往也是压力的来源。那些专门负责围堵社会街头运动的警员，如今随着社会抗争的减少，反而改关心到青少年问题了。譬如警方每隔一阵就推出“旭日专案”之类的名目，动辄拘留了数千位青少年，只因为他们深夜不归。

除了少数学者注意到青少年人权问题而提出异议之外，几乎没有哪一个党的民意代表站出来抗议。台湾青少年的社会位置随着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突然掉进了一个很诡异的两难困境：要不就站出来和整个社会、整个大人主导的社会抗争，要不就乖乖按大人们的指示永远长不大，在大人的指挥下留在家里和学校。

社会改变了，台湾的经济也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每年都在创造经济增长的高峰。虽然这些年来，台湾社会的经济并不是萧条或衰退，但也不再有持续的增长了；简单地说，是一种富裕的停滞状态。

虽然富裕，新的可能性却是越来越没空间发挥了。于是，新一代的台湾青少年，除了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却是面临越来越没出路的高度竞争状态。主管教育政策的单位固然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立即开设了更多的高中和大学来容纳青少年，缓冲这种日益激增的青少年压力。然而，相对地，正如现在大家经常提起的“高学历高失业率”，学业上的成就(读到硕士或博士)也不再像以前那般有意义，既不足以光耀门楣，也不再让自己感受到同样的自我肯定了。

社会在改变。父辈们那一代是人人都有“黑手变头家”的机会，身为成人的我们现在却已经感受到越来越难出头的竞争压力了。至于青少年，他们所处的社会比我们当时更富裕了，但社会空间也更封闭、更停滞了。以前的人常常形容也是最激烈的抗争是“困兽之斗”，如今，青少年所处的位置不也像是一头精力旺盛的兽，掉进了施展不开的社会困境里？这样的困兽所表现出来的挣扎，不是没了希望地自杀，就是飙车一般地想冲破一切，否则就是借药物或酒精来忘记这栅栏的存在。这不就是现在青少年最让大家担心的几个社会问题？

社会结构有了问题，而青少年只是替罪羔羊。

之二

对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家庭角色，在台湾，如今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功能正在变化，而且是朝着不同方向走去：越来越残缺破碎的家庭，以及越来越紧张而不停努力的家庭。

台湾社会向来自豪的均富神话，如今被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具体数字破灭了。贫穷成为一只悄然无声的残忍之兽，慢慢侵入了这个美丽的岛屿。在马英九先生还是“法务部长”时的1996年反毒会议里，几位年轻临床精神科医生就提出来：侵蚀台湾最严重的，除了外，就是酗酒问题。事实上，随着被政府刻意掩盖的失业人口日益增加，失业的问题和其他相关的事业挫折问题，往往让志气被消磨殆尽的人们，不是寻求宗教就是寻求酒精的抚慰。即使继续努力工作拒绝丧志的人们，也发觉生活是越来越困难，只好寻求其他变通的办法了。

在乡下的学校，小学或初中的老师经常抱怨在家庭访谈时，许多学生都是和祖父母在一起，而父母亲则是在台北等大都市工作，一年难得回来几次。然而，年迈的祖父母管不了青少年，出了问题也只好算了。

失业或酗酒的父亲往往又带来了更大的家庭不安，除了家庭气氛低迷，孩童没有快乐的成长环境以外，更不幸的状况是家庭暴力和离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力较好的孩子当然以逃家来寻求其他的抚慰渠道，也就是打游戏、飙车等；社会能力较差的孩子只好留在家里，成为这个家庭一切不幸的替罪羔羊，即使日后长大也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

对于功能越来越破碎的家庭，特别是这些没有提供子女适当避风港功能的环境，当然是很快地将青少年释放到外界来。再加上这些年来，学校的功能越来越萎缩，根本容不下这些失去家庭的青少年，于是，青少年也就只好走到街头。家庭的父母和学校的师长都没办法提供真正贴到心坎的关心，甚至只是因社会压力而不时地怀恨或颓废，这样长大的小孩当然也就天生无情了。

另一方面，随着这一切的社会动乱，以及逗留游荡的青少年日益增加，许多尽职的父母亲感受到外界的威胁，也就越来越战战兢兢了。尤其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时间的压力增加，如果还是重视家庭功能的夫妻恐怕越来越觉得教养孩子的不易，平均生育的小孩通常不到两个，甚至只有一个，也就发生“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现象了。

父母亲的担心在出发点上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担心而产生的不放心态度，却是许多问题的来源。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小孩，如果他对人际关系或互动够聪明，自然就学会了利用父母的这种不放心来达到予取予求的目的。在家里，他也许不一定是天之骄子，但至少是全家人心情起伏的关键；然而，到了外面，他的表面一副“酷”的模样，其实只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目前“酷”文化的一部分。

相对于这些擅长利用父母亲的青少年，许多对人际互动不是这么敏感的青少年，则是被家庭的爱和不安捆绑了。他们的人生从吃奶、吃饭一开始，就被安排得好好的，甚至连脑袋该想什么也是被安排好的。这些小孩长大以后，父母经常抱怨太被动了，闽南话称所谓的“懦性”。殊不知，从出生以来，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也失去了自己思考人生的机会，当然没有那种成长的动力了。

然而，这一切保护和不放心，随着不得不自我成长开始发生，独立和依赖之间的奋力挣扎，像一个人和家庭血肉分离般的撕裂痛苦，自然带来更混乱的叛逆期。

之三

因为家庭功能的两极化，我们对青少年的成长恐怕是要用至少两种以上的模式来看待，而非单一的成长模式了。

然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家庭环境与成长轨迹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都是崇尚着这种“酷”的文化。

“酷”是一种外在行为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在人际关系上拒绝贴心的亲密，对别人的内心无法同理地去感受，对外在事物充满没有信心的恐惧，但同时又不愿流露出恐惧的表现而让别人看扁了，以及所采取的一种保持距离的自我保护方式。

这样的文化反映在男女关系上或男女差异上的，有些不同于台湾传统的男女，但也不是全然不同。我们很难说是进步了，还是更倒退了。

在男性方面，虽然新新人类有更多的比例的确做到男女之间的彼此尊重，但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