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你不得不扭断某人的胳膊。

左边还是右边并不重要。关键是必须把它扭断，如果你不这样做……好吧，这也并不重要。假设你不这样做就会有大麻烦。

现在我想问的是，你会一下子弄断——咔嚓，噢，抱歉，让我帮你戴上夹板；还是把这个过程拖到整整八分钟，有节奏地、一丝一丝地加大力量，直到对方的脸由粉色变成绿色，身体由冰冷变成滚烫，直至爆发出无法忍受的惨叫？

其实，当然了，正确的方法就是尽快完事。扭断胳膊，喝上几口白兰地，继续去当你的守法公民。不会有其他答案。

除非。

除非，除非，除非……

如果你恨自己手中那条胳膊的主人呢？我是说非常非常恨。

这便是我现在需要考虑的事。

这里的"现在"指"那时"，也就是我正在描述的时刻：我的手腕被抵在脑后、左侧的肱骨断成两截(很可能更多截)并有气无力地凑在一起，没错，就在这一系列倒霉事的前一刻。

我们说过的那条胳膊就是我的。不是抽象，也不是想象出来的。骨头、皮肤、汗毛、手肘上一小块白色的伤疤，那是在盖茨山小学碰到蓄热器后得到的奖赏，这些东西全是我的。现在身后那人抓住了我的手腕，用近乎暖昧的态度让它抵住我的脊梁，不得不考虑他恨我的可能性。我是说非常非常恨。

时间好像已经凝固了。

他姓雷纳，但名字叫什么我不清楚。反正我不知道Ⅲ，你们大概也没有头绪。

我觉得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并以此给他洗礼，以此叫他下来吃早饭，还教他如何拼写；其他人肯定用这个名字请过他到街对面的酒吧喝一杯，或是在做爱时呻吟过，又或是填在一张人寿保险的申请单上。我敢肯定这些事别人都做过。只是很难想象，仅此而已。

我觉得雷纳比我大十岁。这没什么关系，也没有不对劲的地方。我和很多比我年长十岁的人保持着良好、亲密的关系，不会动不动就扭断对方的胳膊。比我年长十岁的人基本上都是令人钦佩的。但雷纳比我高三英寸，重四英石，暴力度也至少超出我八个等级，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分级标准。他长得还不如一片停车场，光秃秃的大脑袋活像个插满螺丝的气球；凶巴巴的扁鼻子好像是被人用左手(甚至可能是左脚)画上去的一般，在粗糙的额头下一块倾斜、不规则的三角地带延展开来。

然后，我的上帝啊，多么壮观的额头。砖头、小刀、酒瓶和驳斥都会被这一巨大的平面弹开，只在稀疏、粗大的毛孔中间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伤痕。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在人类皮肤上所见最为稀疏、最为粗六的毛孔，不由得将我的思绪带回达尔比蒂那片公共高尔夫球场的球洞区，回到一九七六年漫长而干燥的夏末。

目光转到侧面，我们可以发现雷纳的耳朵紧紧贴着头皮，而且很久以前就被人咬过，因为左耳是上下颠倒，或者内外翻转，又或者要你花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哦，原来是只耳朵"。

除此之外——为了确保不遗漏这一信息——雷纳在黑色高领套头衫的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皮夹克。

但想必大家一定明白了。雷纳可以换上一套闪闪发光的丝绸服装，每只耳朵后面再别上一朵兰花，紧张的过路人还是会主动把钱交给他，之后还会想自己是不是欠他钱。

碰巧我不欠他钱。我绝不会向雷纳这类人借东西，如果我们之前相处得好点儿，我可能会建议他和他的同伴在领带上绣上特殊的图案，以明示他们参与的某个党派。也许可以使用交镨的花纹。

但就像我提到的，我们相处得并不好。

独臂格斗教练克利夫(我知道，你一定好奇——他教徒手格斗，但只有一只手臂——可生活偶尔就是这样)曾经对我说，痛苦都是自己造成的。别人可能会打你，用刀子捅你，或者试图扭断你的胳膊，但痛苦是自己的作品。因此，他还认为一个人有能力摆脱痛苦的困扰；这家伙去日本待了两个礼拜，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胡说八道。三个月后，克利夫在一次酒吧斗殴中丢了性命，死在一位五十五岁的寡妇手上，看来以后都没有机会反驳他的谬论了。

痛苦时不时就会降临到你头上，而你只要想尽办法来应付就可以了。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