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线上的中国》初版以来，蒙师友和同仁多方鼓励认可，不期而然跻身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与"十大法治图书"。我想，首先要感谢陈兴良老师、贺卫方老师和郭光东先生的联袂推荐，其次要归功于我妻张兵言为心声、情见乎辞的后记《共同度过》；要欣慰于当初的一种坚持，保住了"斑马线上的中国"作为书名。以斑马线观照国家法治，具体而生动，容易推阐开解，所谓"剖一微尘，出大千经卷"。

斑马线上遵守规则的程度，代表了国民尊重法治的程度。揆情度理，凡以法治为核心价值、为生活方式的地方，国民井然有序、守信有礼；凡属崇尚机变权宜的社会，只要人群聚集，便犹如流民般蜂拥挤占，先得为快。严格遵守规则，在国人看来实属弱智，突破规则而又不被逮到，才叫作聪明老练，以致竞相效法，习非成是。破解中国问题，几千年来反复失灵又反复适用的方法，就是看情况，特事特办，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重在取利当前。而与此判若云泥的思维方式是，通过遵守规则来寻求长远效果，比如斑马线、红绿灯。

这也正如中医与西医的差异。西医从临床实验归纳出适于大多数人的药方；中医循袭前辈经验，辅以个人领悟，强调即使病症相同，用药也应因人而异。薛宝钗与林黛玉都感冒了，西医会用一种药，最多是剂量不同；中医则用各异的药，因为两位小姐体质不同。显然，中医在此高明许多。可问题是，中医之高明，端赖一位良医。晴雯尚且碰上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普通百姓运气又会怎样？西医当然也需要良医，庸医也照样致命，但西医的可贵在于不容易出庸医，即便出了庸医，也不容易给出虎狼药，因为它有更的用药规范。

所以我坚信，法治，说到底是一种规则之治，它优于其他各种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同归而殊途，中国大陆的法治提升可以从斑马线开始。因此，《斑马线上的中国》也有理由更完善些。概括起来，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有两方面：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而未能展开深入；一些篇章出现重复内容。前者主要因为编辑们迫于某种压力不得不主动删削某些文字以至段落；后者主要发生在有关律师和死刑的两组文章中。因当初成文发表时先后针对不同事件，虽各有侧重，但基本立场一致，故难免相似乃至重复。此次增补，整合重写了律师与死刑两个话题，使之更加简洁精当。当然，也损失了很多接地气的语境感。

2013年9月8日下午，凤凰网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书店为《斑马线上的中国》举办了读书会，贺卫方老师和郭光东先生抬爱捧场，惠赐了精彩发言。现场座位不够，那么多听众几小时一直站在那里倾听，令人感动难忘。现将录音内容压缩整理成文，附于书后，相信读者有兴趣了解当时的思想交锋。此外，2014上半年又给《中国法律评论》《律师文摘》《法治周末》写了十几篇文章，补入本书后，为了保持原书脉络与风格，将新近之作集中增编为第四辑，题为"寻求法治的生活方式"，算是对法治未来的一份期许。以上为2015年精装版序。

2016年5月，法律出版社高山君来电告知，精装版畅销，接近售罄，正策划"精装增补再版"，问一年来有无新作。于是欣欣然将2015年发表在《读书》和《中外法学》上的两篇补入。高山君又建议另写新序，以凸显新书新貌。不过我还是决定续写原序，使原序中的想法说法得以贯通延续。《斑马线上的中国》自2013年面世以来，各种交通乱象并未得到有效治理，也几无改善迹象。而整饬"中国式过马路"的种种呼吁，不是因收效甚微而偃旗息鼓，就是因"抹黑中国"而不了了之。聊以自安者，读书人只负责批评，不负责构建。改造与建设是官员的事，只有他们才有实力。一本书又能改变什么呢？

观察思考让我确信，斑马线上的秩序不是自觉自律就能形成并维持的，只能靠执法者严格的法律实施。"法律是一个要由警察力量实施的规则体系，它要求一种施加强制的能力。一套没有强制的规则，像一份公理清单，并不构成法律。"［美］彼得 德恩里科、邓子滨编著：《法的门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法律必须执行，否则就形同儿戏，不如没有。没有法律，就没有人因违反法律而占尽便宜，也就没有人因信赖法律而被撞死在斑马线上。

执法重点始终不在斑马线上，可归因于这样一种执法理念，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们每年都在遴选各种英模，而不注重宣传守规则的普通人，似乎在说，只要有朝一日成为英模，眼下的逆行加塞、随意躺卧、乱丢垃圾就无可厚非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痛恨巨贪，主张重刑，另一方面却怠于从制度源头上防微杜渐；一方面户户铁窗防盗，痛打小偷，另一方面又同情"捡""拿"甚至哄抢他人财物的人，声称换作自己也会那么干。

以"小错不问，大罪重刑"为执法理念，其结果只能是"小恶积习，铸成大错"。恶性交通事故都是某些未能及时纠正的不良驾驶习惯造成的，因此，惩罚之有效，不在于严厉，而在于及时。如果说守法是一种美德，那么这种美德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于规训约束而成为习惯的。斑马线上的秩序是法治状态的缩影，而获得并维持这一秩序，只能靠长期的强制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