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宽容意识

让卡拉斯是法国图卢兹有名的商人。他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卡拉斯的儿子安东尼性情抑郁，不愿与别人相处。安东尼非常喜欢阅读《哈姆雷特》和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克论自杀的作品。安东尼原来信奉的是新教，后来打算改信天主教。1761年10月13日晚，卡拉斯在家宴请一位客人时，安东尼在自家的门框上上吊自杀。事发之后，有些天主教徒就认为是卡拉斯夫妇为了阻止安东尼改信天主教而谋杀了他，并且捏造说新教徒家长宁可置孩子于死地也不愿意他们改变信仰。该案件由大法官大卫审判。大卫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在审判过程中，天主教徒们群情激奋，要求法官判处卡拉斯死刑。尽管该案存在诸多疑点，法院还是以8：5的投票结果宣判卡拉斯有罪，并处于车裂，没收家产。1762年，卡拉斯遭受车裂，尸体被火焚烧。该惨案引起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极度震惊。伏尔泰在了解事实真相以后，立即着手为卡拉斯平反。他用了四年时间发动他周围的朋友、法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甚至动用了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俄国新即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为卡拉斯案件呼吁。本案也因此成为轰动欧洲的具有严重影响的事件。伏尔泰的申诉最终获得了成功：1766年巴黎法院撤销了原判决，法国国王还赐予卡拉斯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就该案而言，卡拉斯案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天主教徒们对新教徒的信仰采取了不宽容的态度。起哄要求审判卡拉斯并且捏造、诬蔑卡拉斯杀害安东尼的都是天主教徒。由于他们对自己宗教近似于着魔的狂热促使他们从内心里拒斥，不能容忍卡拉斯的信仰，以至于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千方百计地置卡拉斯于死地。在这一审判过程中，教会权力、宗教意识渗透到了法律的运作过程，并为世俗权力的运作提供了一个超越正义的参照。法律在这种缺乏宽容意识的宗教权力的渗透中被扭曲了，它不再是正义的象征、自由的圣经，而是沦为了助纣为虐的工具，为迫害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相对，伏尔泰为卡拉斯申诉的义举充分显示了伏尔泰的宽容意识。卡拉斯案件发生在法国历史上自废除南特敕令后大规模迫害新教徒的残酷时期。在那个毛骨悚然的时期，伏尔泰的义举是需要无比勇气的。而且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教权主义一直保持着彻底的反对立场。他也认为迷笃宗教的人是愚昧的，因此，他有理由不挺身而出，但是伏尔泰并没有选择沉默。他深知对他人思想以及信仰的宽容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底线，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维系者的法律应当倡导冷静反对激情；倡导节制反对僭妄；倡导宽容反对专制。他认为只要一个人在自然法允许的范围内生活，无论他们信仰什么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不同的信仰和观点，人们可以公开讨论甚至争论。"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要用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就是他的宽容意识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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