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饥荒年。1945年，盟军击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占领了奥地利。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即1947年5月份，维也纳因饥荒而引发了暴动。即便在我们当时居住的施蒂利亚州，食物也同样短缺。很多年后，母亲提醒我她和父亲为了抚养我所做的牺牲时，总会说起她在乡村觅食的经历：走过一个又一个农场，一点点地搜集黄油、糖和粮食。她有时候一去就是三天。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囤食"，就像仓鼠囤积坚果；要知道乞讨食物在当时很普遍。

塔尔是我们镇的名字，那是个很典型的农村。几百个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的房子和农场组成自己的小村落，被乡间小径联系在一起。没铺柏油的主路在满是田野和松树林的低山上延展。

我们很少看见当时管理此地的英国军队，只是偶尔会看到卡车载着士兵呼啸而过。但是东边被俄国人占领，他们就显眼多了。冷战已经开始了，我们都很怕俄国人会把坦克开进来吞并我们。教堂里的牧师也会用恐怖故事来吓人，说俄国人会射杀在襁褓中的婴儿。

我家在山顶上的公路边，小时候我一整天都很难看到一两辆车开过。一座从封建时期保留下来的城堡废墟就在我家正对面一百码开外。

附近的斜坡上坐落着镇长办公室，以及母亲让我们去做周日弥撒的天主教堂；当地的饭庄，或者说小酒馆，是镇上的社交中心。另外还有一座小学，我和长我一岁的哥哥迈因哈德就在那里上学。

我最早的记忆是母亲洗衣和父亲铲煤的样子。当时我还不到两岁，但对父亲的记忆却很鲜明。他是个健壮的大家伙，很多事都亲力亲为。每年秋天我们会弄到冬天用的煤，一整卡车的煤倒在家门口，这时他就会让我和迈因哈德帮他把煤抬到地下室。能当他的助手很让我们自豪。

我的父母原本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的工人阶级家庭——大部分人在钢铁工厂做工。"二战"末期的一片混乱中，他们在穆尔祖拉格市相遇了。我母亲奥瑞莉亚，当时是市政厅食品配给中心的文员。她刚刚二十出头，可战争却将她变成了寡妇——她的丈夫在婚后八个月就战死沙场。有天早晨，她正在办公桌前工作，不经意间注意到我父亲正在过街——看起来比她稍年长，大概三十五六，但是又高又帅，穿着地方警员的宪兵制服。她对穿制服的男人有一种特殊的狂热，所以自此她每天都会留意他。她弄清楚他的换岗时间后，就一次不落地在办公桌前守候。他们会隔着打开的窗户聊天，她会把手头上的食品分他一些。

他叫古斯塔夫施瓦辛格。他们在1945年下半年结婚了。那时他38岁，而她23岁。我父亲被派往塔尔，管理一个四人小队，负责镇上和附近乡村的治安。薪水勉强能维持生计，但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住处——一座林务官的老屋。护林人住在一楼，巡官和他的家人住顶楼。

我童年的家是个十分简单的砖石建筑，规划良好，厚实的墙壁和小窗用来抵挡山里冬季的寒冷。我们有两间卧室，每间放一个煤炉用来取暖。还有一间厨房，我们在那里吃饭、做功课、洗漱、玩游戏。母亲做饭的炉子让屋里很暖和。

房子里没有铺设水管，没有淋浴头，也没有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夜壶。离家最近的水井在400米外，即使下着大雨或大雪，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打水。所以我们的水都是省着用的。我们把水烧热，倒进脸盆，用海绵或布擦拭自己——母亲会先用干净水自己洗，然后是父亲洗，轮到我和迈因哈德。水的颜色变深一点也无妨，只要我们不用去水井跑一趟。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木头家具和几盏电灯。父亲喜欢收集图片和古董，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这成了他无力维持的奢侈爱好。音乐和猫让家里充满生机。母亲经常弹着齐特琴给我们唱各种歌曲和摇篮曲，但父亲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会吹奏各种乐器：小号、粗管短号、萨克斯、单簧管，样样拿得出手。他会作曲，还担任地区宪兵乐队的指挥——如果州里有警官殉职，这支乐队会在葬礼上演奏。夏天的很多个周日，我们都会去公园的音乐会，他会在那儿当指挥，有时候还亲自上阵演奏。他家里的人几乎都精通音乐，但是我和迈因哈德没能继承这优良基因。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养的是猫而不是狗——也许因为我母亲喜欢猫，而且它们会自己捕食，不用我们养。但是我家一直都有很多猫，屋里屋外撒欢，随时随地地卷成一团，叼着从阁楼抓来的半死耗子炫耀自己是多了不起的猎人。家里每个人都有一只猫在床上陪伴入睡，这是我们的传统。有段时间，家里甚至有七只猫。我们爱猫，但不溺爱。由于当时不流行带宠物看兽医，所以当某只猫太老或病重，我们就等着听后院的枪声——来自我父亲的手枪。然后母亲、迈因哈德和我出去把猫埋起来，竖个小十字架。

母亲有只叫穆姬的黑猫，她总是说它很特别，我们却不以为然。我快10岁的某24小时，因为不想做功课跟母亲吵起来。穆姬像往常一样蜷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肯定是说了特别横的话，母亲准备上来给我一巴掌。我注意到了，想挡开，却用手臂打了她一下。穆姬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跳下来——它跳到我身上，开始抓我的脸。我把它扯下来大喊："天啊！你干吗呢？！"母亲和我面面相觑，大笑起来，虽然我的脸还在流血。终于，她证明了穆姬是只特别的猫。

混乱的战争时期结束后，我父母较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两兄弟能过得安稳。母亲是个身材高大、骨架子很宽的女人，她为人又机智，同样也是个能让家里一尘不染的传统家庭主妇。她会把地毯卷起来，趴在地上用刷子和肥皂刷洗地板，然后用布擦干。她为之狂热的事还有把我们的衣服整齐挂好，把床单和毛巾精致地折好，边边角角跟剃刀一样锋利。她在后院里给我们种甜菜、土豆和浆果，到了秋天她会把蜜饯和泡菜放在厚玻璃瓶里准备过冬用。父亲每天12点半从警局回来，她总是已经准备好午饭，晚饭也是在父亲晚上6点回来准时上桌。

她还是家里的会计。她做过文员，所以做事井井有条，对书写和算术很在行。每月父亲把工资带回家，她会给他500先令，剩下的用来贴补家用。她处理家中所有的信件，付每个月的账单。一年一次，通常在12月份，她会带我们去买衣服。卡斯特纳乌勒商场在格拉茨市，我们可以搭公车去。那座老楼只有两三层，但是在当时的我们眼中它跟美国大商场一样大。里面有自动扶梯和金属的带玻璃的电梯，所以上上下下的时候我们能看遍商场的一切。母亲只给我们买那些的必需品，像衬衫、内裤和袜子等，这些东西会在第二天整齐地包在棕色纸包里寄到家里来。当时分期付款还是新事物，她很是中意这种每个月付一部分直到把账单付清的方式，这可以推动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去购物，真是个刺激经济的好办法。

她甚至处理家里的医疗问题，虽然我父亲才是受过急救训练的人。我和我哥把小孩子能得的病都得过了，像腮腺炎、猩红热、麻疹，她有了很多练手的机会。似乎没什么能阻止她：在我们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时，一个冬夜，迈因哈德得了急性肺炎，当时没有医生和救护车，我母亲把我和父亲留在家，把迈因哈德绑在背上，在雪里走了两英里多的路把他送到了格拉茨的医院。

我父亲的性格阴晴不定。他慷慨而多情，特别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深爱着对方，你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出来，像她给他端咖啡的样子，他总是给她买小礼物，总是抱她、轻拍她的背。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的爱意：我们总是跟他们睡一张床，特别是我们被打雷闪电吓到的时候。

但是每周都有一次，通常是周五晚上，我父亲会喝醉了才回家。他在外面待到凌晨两三点，跟一些熟人在小酒馆的同一张桌子上喝酒，这群人一般包括牧师、小学校长和镇长。我们会被惊醒，听到他气呼呼地冲来撞去，对着母亲吼叫。但是怒气一下就消了，第二天他会变得温柔贴心，带我们出去吃午餐或者买礼物给我们作为补偿。但是，如果我们行为不端，他还是会扇我们巴掌或者拿皮带教训我们。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太正常了：所有当爹的都体罚孩子，都会醉酒回家。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父亲会揪住儿子的耳朵，手里拿一根细长棍子追打他，那棍子浸了水之后打得更疼。喝酒好像只是同志情谊的一部分，大多数情况下是利大于弊的。有时候妻子们和家人们会被男人们邀请到小酒馆一起聚聚，跟大人们坐在一起，让他们请客买小吃和甜点，让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十分荣幸。或者我们可以到隔壁房间喝可乐、玩桌游、看杂志或者电视。我们常常到了午夜还待在那里，心想："哇，这真是太棒了！"

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种惬意背后的酸楚和恐惧。我们在一群觉得自己是窝囊废的男人们中长大。他们这一动了"二战"，却输了。战争期间，他离开宪兵队变成德国军队的警察。在比利时和法国服过役，在北非期间染上了疟疾。1942年，他差点在最血腥的列宁格勒战役被捕。他住的楼被俄军炸毁，被瓦砾困了三天。他的背断了，两条腿都中了流弹。他在一家波兰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月才伤愈出院，回到在奥地利的家，加入了民警部队。但是谁知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的精神创伤何时才能恢复呢？这些都是我在他们喝醉的时候听到的，可以想象这些对他们来说有多痛苦。他们都打了败仗，同时害怕有24小时俄国人会来抓他们去重建莫斯科或者斯大林格勒。他们试着压抑怒火和耻辱感，但是失望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想想吧，你被允诺能成为一个新帝国的公民，每个家庭都能得到近期的安置，可结果是，你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囊中羞涩、缺衣短食，一切都需要重建。在占领军的统治下，甚至你的国家都不再属于你。最糟糕的是，你没法消化你经历的一切。这些都是不应该被谈起的，但没有宣泄的出口你又怎么能应付得了这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呢？

最终，第三帝国的头衔被正式取消了。所有的公务员——地方长官、教师、警察——必须经历美国人所谓的"肃清纳粹主义"。你被审问，档案被仔细检查以判定你是否对希特勒忠心耿耿，是否参与战争罪行。一切跟纳粹时代有关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书籍、电影、海报——甚至你的私人日记和照片。你必须上交一切——战争的痕迹应当从你的头脑中被永远抹去。

我和迈因哈德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一切。我家有本很漂亮的图画书，我们用它来蒙牧师，假装它是《圣经》，因为它比一般家里的《圣经》要大得多。我们中的一个会站起来，打开它做弥撒。其实它是一本手工书，用来宣传第三帝国的伟大成就。里面的版面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比如正在修建中的公共工程、隧道和大坝，希特勒的集会和演讲，崭新的大船，崭新的纪念碑，在波兰打的胜仗。每个类别都有标上数字的空白页，每次你去商店买东西，或者买战时公债，你会得到一张跟数字相配的图片，然后你把它贴在这本书上。当所有的图片都收齐，你就能得奖。我特别喜欢那些漂亮的火车站和火车头喷气的照片，还为一张两个人在轨道上开手摇车的图片着迷，他们按压着把手让自己前进——那对我来说代表了冒险和自由。

我和迈因哈德对自己看的这些东西的深层含义一无所知，但是有天我们想拿它蒙牧师的时候，它不见了。我们把家里都翻遍了。，我问母亲漂亮的图画书去哪儿了，那毕竟是我们的《圣经》呢！她只说了一句："我们留不下它了。"之后我每次对父亲说"跟我讲讲战争吧"，或者问起他经历过什么，他的回答总是："没什么好说的。"

生活对他来说就是遵守纪律。我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早上六点起床，我或是迈因哈德必须去隔壁农场买牛奶。当我们稍长大一些能做些运动时，除了家务他还让我们做一些训练，做俯卧撑才准吃早餐。下午，我们做完作业干完家务活，不管天气如何他都会让我们去踢足球。如果没踢好，我们知道肯定少不了一顿骂。

除了体魄，父亲同样注重训练我们的大脑。每周日做完弥撒，他会带我们出门：去别的镇子走走，也许，或者看个话剧，或者看他和警察乐队演出。到了晚上我们必须为这24小时写份报告，至少十页。他会用红笔批改，然后把满是红色的纸还给我们。如果我们拼错了一个词，我们得抄它50次。

我爱我的父亲，也很想被他喜爱。我记得有次我还小，把他的制服穿在身上，站在椅子上照镜子。外套像睡袍一样垂到我的脚踝，帽子架在了鼻子上。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却没什么耐心。如果我们想要一辆自行车，他会让我们自己赚钱买。我从来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壮，不够聪明。他总是告诉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换作别的孩子，早就在他的要求下灰心丧气了，但这些纪律影响了我。我把它化为了动力。

我和迈因哈德很亲密。我18岁参军之前我们一直住在同一间卧室，我别无所求。直到今天，跟人闲聊着睡去还会让我感到舒服些。

我们跟一般兄弟一样，十分争强好胜——经常想要战胜对方，或者先赢得父亲的青睐，当然，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好竞争的运动员。他会为我们组织比赛，然后说："现在我们来看看谁最棒。"我们比大多数的男孩子健壮，但是因为小一岁，迈因哈德总是在正面交手中胜利。

但是我总是寻找发挥优势的机会。迈因哈德的弱点是怕黑。他十岁的时候从我们镇的小学升到初中，学校在山那边的格拉茨。去那里要坐公车，从家走到车站要20分钟左右。迈因哈德这下碰到难题了，因为在日短夜长的冬天，学校活动总是在日落之后才结束，所以他必须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回家。他太害怕一个人走夜路了，所以我就只好去车站接他。

实际上我才9岁，也很怕一个人走夜路。当时没有街灯，塔尔在晚上是一片漆黑。这里的路两旁都是松树，像《格林童话》里写的那种，把头顶遮得密不透风，甚至白天在这里走也觉得很阴暗。我们都是听恐怖故事长大的，我永远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念这种故事，虽然它们是此地文化的一部分。故事里总有些女巫啦、狼啦、怪兽啦等着吃小孩子。而且有一个当警察的爸爸，更让我们的恐惧经历加倍。有时候他会带我们去夜间巡逻，说他在找某个罪犯或者杀人犯。我们会去某个田野上的孤零零的谷仓，他让我们在外面等着，然后拔出手枪自己进去检查。或者有时候人们在议论他和警队的人抓到了某个小偷，我们就会跑到警局去看那个被铐在椅子上的家伙。

要走到车站，不是"沿着一条路走"这么简单。那条小路穿过了城堡的废墟，然后沿着树林的边缘向下。有天晚上，我在那条路上走着，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树林里的动静，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站在我前方不远处。月光刚够让我看清他的轮廓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我尖叫着，定定地站在那里——结果他只是个当地的农民，要去我来的那个方向，但如果他真是故事里的小妖精，他就吃定我了。

我想战胜心中的恐惧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才是更强的那个。让我父母知道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我很勇敢，他不勇敢，虽然他比我大一年十四天。"

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为了接迈因哈德的事，父亲每周给我5先令。母亲则利用我的无畏，每周让我去菜市场买些蔬菜，因为途中要经过另一片黑乎乎的树林。这份活计也让我每周收入5先令，我开心地用它们来买冰淇淋或者集邮。

但我的勇敢也带来了反面效果，我父母开始处处护着迈因哈德，对我关心得少了些。那年暑假，他们让我去我教母的农场工作，却把哥哥留在了家里。我喜欢做体力活，但是回到家中我却觉得被忽略了，我发现他们单独带着迈因哈德去了维也纳度假。

渐渐地，我和哥哥走的路子不一样了。我会读报纸的体育版并记住运动员们的名字，迈因哈德则热心地读起《明镜》周刊，相当于德国的《时代》杂志——在我们家，这是被优先阅读的。他开始自学记住世界上每个国家的首都的名称和人口总数，以及世界上每条重要河流的名称和长度。他能背诵元素周期表和很多化学公式。他是狂热的事实爱好者，总是不停地向父亲挑战来测试自己知道多少。

同时，迈因哈德开始讨厌做体力活。他不喜欢把手弄脏。他开始每天穿白衬衫上学。母亲表面上没事，背地里却来向我抱怨："我以为你爸的白衬衫就够我洗了。他现在也穿起了他的白衬衫。"不久，家里人都预测迈因哈德可能会成为一名白领，可能是工程师，而我则会成为蓝领，因为我一点都不介意把手弄脏。"你想成为机械师吗？"我父母会说，"做家具怎么样？"或者他们觉得我会像父亲一样当警察。

我心里在打别的主意。不知不觉的，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是属于美国的。没什么比那更坚定。就是……美国。我不确定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个想法。也许是想逃离塔尔捉襟见肘的生活和父亲的铁律，也许是每天去格拉茨上学的兴奋感，我当时刚开始读五年级。跟塔尔比起来，格拉茨是个巨型大都市，车辆、商店和人行道样样齐全。那里没有美国人，但是美国正在渗入我们的文化。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怎么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我们在教科书上，在投影仪吱吱放映的颗粒感很重的黑白纪录片上看到美国的城市、郊区、地标建筑和高速公路。

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美国来保障安全。在奥地利，冷战近在眉睫。一有危机，父亲就整理行装去东边55英里外的匈牙利边境，去帮忙做防御工作。前一年是1956年，苏联击垮了匈牙利的革命，他负责应付了好几百人向我国境内逃难的情况。他将难民营的帐篷迁移到新址，帮助难民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有的人想去加拿大，有的人想留在奥地利，当然很多人也想去美国。他和他的手下照顾一些家庭，还让我们这些小孩去帮忙喂他们喝汤，对此我印象十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