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3日，先师谭其骧先生为他自己的论文集《长水集》写了一篇自序，在结尾写道："需要解释一下这个集子何以要以长水为名。这并无深意，不过因为我是嘉兴人，据六朝人记载，嘉兴在秦始皇以前本名长水。"

在协助先生编辑《长水集》后，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耕耘历史地理园地五十年的结晶──读谭其骧<长水集>》的读书心得(载《历史地理》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谈到我对"长水"二字的联想："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在历史地理这块处女地中经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先生虽已年逾古稀，还是孜孜不倦，夜以继日，为祖国，为学术，为下一代无私地贡献出余年，正象那长年的流水，始终在滋润大地，催人奋进！"

这一联想和解释得到了先生的赞成。1988年，他收到蔡尚思先生来信，亦将"长水"理解为细水长流。在4月24日给蔡先生的覆信中，他写道："《长水集》之长水，在您之前已有人解作细水长流。我看这样解释虽非我原意，却比原意好，我愿意接受。且此解含有祝贺之意，太谢谢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良好祝愿没有能成为事实，1991年10月18日中午，年逾八十的他突发脑溢血，尽管他的生命顽强地延续到了1992年8月26日，但他的工作至此划上了句号。

1992年8月28日凌晨，就在送走先生的遗体后，我骑车穿行在宁静的街道，赶回学校筹办先生的丧事。先生十几年间的工作和生活情景又浮现在脑海，随着车轮的不停旋转，我仿佛从1978年走到了1992年，思绪中最终跳出了四个字──"悠悠长水"。我拟了一副挽联，请中文系的老师修改后，在告别仪式上挂在先生遗像两边：

基肇《禹贡》，功成《图集》，春秋六十汇为悠悠长水；

泽被士林，化导实学，桃李三千仰止巍巍高山。

1993年5月17日晚上，当我整理完先生的遗稿，编成《长水集续编》时，又在编后记的基础上写成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当时已是18日的2时，我将文章命名为《悠悠长水──怀季龙先师》，寄往《读书》杂志。

当我准备为先生作传时，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这四个字。我相信，先生地下有知，肯定也会赞成以此为他传记的书名。

1980年，《晋阳学刊》编辑部向先生索自传。先生收到后并未置理，我知道后问起，他说："我这一辈子不是念书就是教书，有什么好写？"我说："你觉得很平常的事，在我们看来就不平常；当时看来很平常的事，以后就会变得不平常。"我指着已经发表的几篇别人的自传或传记说："他们不也是念书、教书吗？"其他师友也这样劝他，我还自荐替他起草初稿，终于获得他的首肯。11月1日和7日，他两次给我谈了自己的经历，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作了记录和录音，这盘音带如今珍藏在我的书房。12月间，经他改定的自传寄往《晋阳学刊》。稍后我又为他起草了另一篇自传，以后编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

此后的十余年间，我作为先生的助手，经常随他外出开会、工作或参加学术活动，有时一年有十多次，有的一次长达数月。在这些日子里，我与他朝夕相处，时承謦咳。由于他已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我一般都不离咫尺。或于工作之余，或在旅途之中，或当饭后茶余，先生往往忆及故人，谈及往事；我也不时询问，先生总是耐心作答，一时记不得的，以后或许又会提及。时间一长，我对先生的经历行状了解渐深，他也告诉了我一些从未向旁人透露过的私事。至于先生在这十余年间的事，即使我未亲历，他也会及时告诉我。例如1985年至86年我有一年时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他给我的信上总是详细地写着他身边的情况，最长信的有7页、近万言之多。

记得有一次我去先生处，他正在阅读蒋天枢先生所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有的页上还写有他的批语。他翻到一段让我看，上面写着陈寅恪在中曾要助手为他作学传，助手迫于形势，只能违心地说"都已忘了"，陈听后说："忘了好，免得中毒。"先生不胜感慨地说："陈寅老真可怜，一辈子的学问没有能传下来。"又对我说："你随我多年，以后可以将我做学问的方法记下来，把我来不及写成文章的意思记下来。"我表示一定要为他写一部传记，他说可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尽说好话。"此后，他除了将新完成或发表的文章交我收藏外，还陆续交给我一些旧稿和资料。有时记完日记时对我说："我是只记流水账，但也不是没有用，以后你可以看。"

先生辞世后，哲嗣德睿兄将全部遗著遗物，包括先生的日记、书信、文稿、照片和有关资料，都交我自由使用。先生的弟弟其飞先生审阅了部分初稿，并详细地解答了我的提问。得知我在写先生的传记，谢兴尧、胡厚宣、周一良、王锺翰、洪廷彦、胡绳武、张允和、邓锐龄、吕东明、刘宗弼、高德、王煦华、徐常太、邹逸麟、赵永复、张修桂、史为乐、周振鹤、刘统、靳润成等前辈、师友，或向我提供了先生的书信或有关资料，或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些都弥补了我原来了解的不足，也为传记能尽可能符合先生实际提供了有利条件。

遵照先生的嘱托，传记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做到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客观地记录事实，公正地发表议论。所以尽管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们之间有割不断的感情纽带，但在撰写传记时我只能将他作为传主，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出于这样的目的，也为了行文的便利，传记中省略了一切尊称。但我并不回避我所经历或与我有关的事实，并大量采用了先生直接告诉我的各种情况，我想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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