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长长的一生

《叶圣陶集》头一版共二十五卷，如今添上《传记和索引》一卷，成了二十六卷。主意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他们说，如此规模的一部个人专集，该有一篇比较而且简要的作者传记，让读者阅读某一文篇的时候，能多少了解些作者在写作当时的生活、工作、感触、思绪，岂不是好？又说索引更不可少，某一文篇在哪一卷里，没有索引，叫读者往哪儿去找？版的缺漏，如今知道了，就应该一一补上，这才是为读者负责。缪咏禾同志不惮其烦，已经把索引编得了，还不许我谢，说本是责任编辑的分内事。可是该我分内的传记才写到辛亥革命那一年，离完工还远着呐。

传记想尽可能配合前边的二十五卷往下写。有些人和事，在某篇中已经由作者交代明白，我就写得概括些，甚至只略提一下，请读者参看某些文篇就算了。有些人和事，作者未曾提起过，料想读者希望知道，恰好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印象，我就适当写上一些。或详或略，说说容易，实做起来分寸很难掌握。专为了练这一手，我两年多来写了不少篇回忆文字，长的五六千，短的两三百，短的数各卷中的部分插页说明；看来成绩平平，进步不大。可是时不我待，传记等着发排，我只好再贾余勇，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这篇传记还得分成好多段，一段一段地往下写。给插页写说明的时候，我绷着一副编者的面孔，实在太吃力。现在写传记，请允许我回到做儿子的位置上，把父亲唤作“父亲”，把父亲的朋友唤作“先生”，……所有的称谓都复了原，下笔的时候可以省却一些徒劳的思虑。篇名就用《父亲长长的一生》。父亲活到九十四岁，临终前，头脑尚不糊涂，这一生真活得够长的。

这七百来字，就算作序。

2003年一月五日

01

父亲的一生虽然那么长，但是传记还得从他出生写起，而且得把家门交代清楚。想起中学时代看过不少西欧的长篇小说，主角出场之前，作者不厌其烦，把他父系母系祖宗三代，一一交代明白，好像特意给当时新兴的遗传学研究提供实证似的。细细读来固然颇有趣味，过于啰唆也只得草草翻过。我如今做的，不也是这件营生吗？幸而我们这一支没留下可查的家谱，不必从尽人皆知的那位好龙的叶公写起；人口又不繁孳，也啰唆不到哪儿去，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吧。

记得小时候听祖母讲过一回家史。她说：“你们叶家祖上才叫阔，齐门外头半条街都是你们叶家的。上代头开了爿生猪行，两百来斤重的肥猪，出出进进，哪24小时不是好几十，你说罪过勿罪过。结果倒好，长毛来了，一把火烧个精光，齐门外成了一片白地，你们叶家本来也人丁兴旺，一下里都逃散了。回来的只有你阿爹和他堂弟两个，别的人都死在外头了，尸骨无存。”祖母说到叶家，头里总得加个“你们”，这是她母亲的口吻，这位朱老太太大概认为她女儿不太能干，甚至太不能干，先是舍不得女儿出嫁，等到年龄过了头，非出嫁不可了,做母亲的更放心不下,跟到了叶家来帮女儿——就是我的祖母——料理家务，直到八十六岁过世。那时我已经五岁，还记得穿上白布大褂，跟在也穿白布大褂的父亲后头，把老太太的灵榇送到朱家来接的船上。

祖母说的堂兄弟俩，哥哥就是我祖父。老人家名仲济，字仁伯，一直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先生，主要管收田租。父亲是甲午战争那一年——一八九四年十月廿八生的；祖父已四十七岁，都说是老来得子；祖母也年将三十，她是我祖父的第二个续弦。前头那两位，一位不知死于什么病，一位是难产，把肚子里的孩子一同带走了。因为有这么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姐姐，我父亲排行第二，小名“二官”。后来他刻过一个小小的便章，阴文“叶二之章”四个篆字。生了我父亲之后，祖母又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在十三岁上死于暴病，好端端的，忽然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没挨到天亮就断了气——这也是祖母告诉我的。因而我只有一位姑母。父亲在过世前五年写的《略述我的健康情况》，有一段列举年逾古稀的长辈，父系的母系的都说到了：寿长的数我的祖母，九十六岁；居第二的是我祖母的母亲，八十六；我祖父和他的母亲并列第三，都是七十二。后特地附一笔，提到自己的妹妹——我的姑母。父亲说：“她小我八岁，健康情况比我差，可是饮食起居还如常。”姑母一九八五年就亡故了，临终前，父亲让我陪着去医院探望，她面容非常消瘦，神志已经不清了。父亲那篇“略述”是一九八三年年底前写的。他说：父系母系中高寿的人数如此之多，可能是他们兄妹俩都年逾八十的因素之一。我看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所以我很不注意锻炼和保养，把宝全押在了这个不可捉摸的遗传因子上。

祖母讲家史，明明说我祖父有个堂弟，父亲这篇“略述”却半句也没提到，大概因为对祖父和父亲这一房来说，他的老叔和婶母已是旁系，他们俩都在六十前后过世了。这位老叔是教书先生，名朝缙，字绶卿。婶母不能生育，肚子里长了个瘤子，为了有人服侍，领养了一个女儿，我父亲才有了一位堂姐。在民国初年的日记上，还记着堂姐出嫁那天，由他跟着花轿送她去男家的情景。过了不久，老叔的东家迁居上海，也许做了官，也许为了经商，总算把老叔带了去。书用不着他教了，子弟们都进了洋学堂，专让他书写各方面的应酬信牍。把个病恹恹的老伴撇在苏州家里，叫他怎么能安得下心来。父亲在上海尚公学校的日子里，隔两三个星期去看老叔一趟。那东家很阔绰，底下人也不少，却从没有人打过招呼，倒出一盅茶来。叔侄俩谈些什么，还得找附近的茶馆或小酒店。父亲哪能不体会老叔心头所受到的压抑，他已经成了个书办，不再是什么西席了。东家的姓氏，父亲在日记上从没提过，我想不是偶然的。

对祖父的东家，父亲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祖父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到吴保初手里至少是第二代了。抠门是一般地主的共性。听人家说我父亲印章刻得不错，他拿了块石头来到账房里，对我祖父说：“烦令郎有空，随便刻个姓字章吧。”父亲初当小学教员，像孩子似的也盼着放暑假，好自由自在地读几本想读的书。没料到又让这位东家早给安排妥了，他对我祖父说：“令郎暑假里没有什么事，陪我那小的温温功课吧。趁中午前凉快，每天温两个钟头。闲着不也是闲着。”我祖父哪能不答应。吴宅的田产想来不少，每年秋收之前，我祖父得把收租的单据准备舒齐。我见过那玩意儿的复制件，记得叫“由单”，项目烦琐之极。佃户姓名，地块位置、大小和等级，必须填写清楚。然后按本年水旱丰歉，由官府核准的成数，算出每一块地该交纳多少稻谷，再按粮业同行公议的谷价，折合成银两，各一式三份。如此年复一年，我祖父的精神渐渐不济了，

吴保初似乎没想到给账房添人手。老人家只得把自己弄舒齐的一份带回家，让我父亲下了课替他誊写另外的两份。下乡收租倒不劳账房先生，自有村镇上一些叫作“催甲”的地头蛇包揽了，于是佃农又被加上了一层中间剥削。

那些年，四乡农民抗租的风潮已时有发生。有些地主变卖了祖产，成了新兴工商业的老板。吴保初另有一功，他擅长谋干，当上了锦州电报局局长，临动身前听说我父亲在小学里受到排挤，丢了饭碗，对我祖父说他先去锦州看看情形，好歹给弄个差使。我父亲很不愿意进电报这一行，又想借此出关去见见世面也不坏。正在犹豫，吴保初托便人带口信回来了，说关外冷得能冻掉鼻子，没长毛大氅狼皮褥子休想过冬，等明春再说吧。到得第二年春天，他调到了哈尔滨，那就更甭说了。谁知不然，他写信回来说不久就调回苏州，不知他使的什么神通，还真个回来了。于是宾客盈门，恳求援手提携的不断，我祖父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02

父亲早年出版的如《隔膜》《稻草人》等，封面上都印着“叶绍钧著”。“绍钧”是父亲的名，大概在出生时他老叔给取的，家里认真读过“子曰”的只有这位老人家。还有个字“秉臣”，可能十一岁上为报名应考童生，也是请他老叔给取的。旧社会里就有啰唆规矩。孩子出世了起个名，当然是必要的。男的将近成年，准备跨入社会了，必得起个“字”，也叫作“号”。长辈仍旧直呼其名，朋友之间非相互称号不可，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更甭说对长辈了。而自己称名，则表示谦虚。号取多少个都成，可以自己取，可以请别人取，其实还包括众人硬给起的绰号，如“周扒皮”，如“孔乙己”。

有人说辛亥革命了，我父亲嫌“秉臣”太封建，自己改字“圣陶”。这是想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证据之一，辛亥前一年，我父亲开始作日记，日记本封面就写的“圣陶日记”；证据之二，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还颇有一些署名“秉臣”的。“圣陶”这个号是草桥中学的沈老先生给取的。那24小时同学们起哄，都开了自己的姓名请沈先生取号。老先生古书念得又多又熟，很愿意露一手似的，当场给我父亲写了“圣陶”两个字，后头用小字注明“圣人钧陶万物”。“圣陶”这个号，当时就在同学中叫开了。父亲说，他到老也没找着这句话的出处，只知道“陶”就是烧制瓦罐的黏土，把黏土团旋成坯的那个转盘，叫作“钧”。“圣陶”两字，无非是用“圣人之道”来陶冶自己、教化后进的意思。如此说来，给我父亲起名的老叔当时年纪还轻，塾师还没当够，还希望侄儿长大后继承自己的事业。沈老先生没给我父亲上过课，单凭“绍钧”这个名，批上了不着边际的赞语“圣陶”。父亲后来把许多心血花在教育事业上，我看并非由于受到了自己的名和号的激励。

父亲是两房合一子，全家长辈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自幼受宠爱是必然的了，要是在如今，还不成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小皇帝？亏得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一年紧似一年，祖父又很看不起那些不自振作的纨绔子弟。例子就在眼前：当时我们家租住在潘姓祠堂的后花园里，那潘家不就是这样败落的吗？要不然，怎么会把祖宗手里建造起来的家祠，卖豆腐似的分租给小户人家呢？那后花园，想来跟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差不多少。我父亲也自小喜欢野花闲草，却从没写到过在那个荒园里度过的愉快自在的童年，我如今也没法凭空虚构。

如今兴的是望子成龙，儿女还没进幼儿园，做父母的就忙不迭教孩子识字认数。据父亲说，他进私塾前已认得三千来字，是我祖父亲手写了方块字，一个一个教他念的。我有点儿为祖母抱不平，怎么把她的功劳全给抹杀了呢？记得我牙牙学语的时候，祖母，还有太外祖母，常把我抱在膝盖上，按节拍摇着我，教我跟着念民歌和童谣。歌谣可不是单个的方块字，是字组成的词，是词连成的句子，活泼有趣、声调悠扬的句子，没有教训，念着不感到压力，我学了一支又一支，少说也有上百支。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完整地背诵出十几支来。其实父亲也不曾忘记他幼时从母亲和外祖母那儿，早受到的语言教育和文学启蒙。在他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就有好几支经他加工的苏州童谣，有一回向中学生做广播演讲，还引用过一支《咿呀咿呀踏水车》，因为太长，记录上把后半截换成了删节号。我想有些报刊常命题征询知名人士：“对您一生有影响的是哪一本书？”从没见过答案是“小学语文课本册”的。父亲屡次谈自己的文学历程，都忘了提到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十世纪的个春天，祖父把我父亲送进同巷的陆姓家塾附读。当时我父亲才六岁，只记得塾师姓黄，先教念《三字经》《千字文》。课堂是花园中的一座大厅，挂着块“报春草堂”四个字的匾。园里有亭有轩，种了几十棵梅树，还有李树杏树，想来跟《红楼梦》中贾府的家塾也差不多少。可惜才念了一年，陆家的各房闹分家，硬把一座大好宅院，分片卖了，家塾只好关门大吉。有一房迁到了萧家巷。父亲的日记中记着，他在中学时代常去萧家巷找陆家四兄弟闲聊，待他们一一成了家，也各奔东西，不知哪儿去了。一九五九年过苏州，父亲特地打听过，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悬桥巷曾经有过这么一座清丽的花园了。

离开了报春草堂，父亲被送进了张元翀老师自设的书塾。有一件事非提前记下一笔不可：顾颉刚先生和我父亲在那儿开始成为同学，成为亲密交往八十年的老朋友。悬桥巷东西向，南边靠河；潘家祠堂对面有座小桥，过了桥右首边就是顾先生的家。一九年我和妹妹弟弟陪父亲去过，仍旧叫作顾家花园。其实在顾先生出生以前，花园已经废了，租给了一家制线香的作坊。父亲说他下了学，跟随顾先生来这儿看水牛。香作里有头大水牛，老戴着眼罩，拉着石磙转圈子，把木屑香料碾成粉末。两人都不敢走近，至多蹬着小脚向它吆喝两声，或者拿根长竹竿在它屁股上点这么几下。大水牛并不理会，仍旧不紧不慢踱它的方步。七十多年过去了，香作早已不存在，老房子倒留着一些。看门的把我们领进顾先生旧时的书房，找了把椅子让父亲消停片刻。

03

张元翀老先生想来中过举，没这点儿名望，人家怎肯把子弟交给他教？又特严厉，顾颉刚先生说他“待童子若囚犯”，戒尺不离手。塾中的书房可不是如今的教室，一间大厅里七八个学生，年龄和程度都参差不齐，读的也不是一本书，这个念《论语》那个念《孟子》。老师只好一个个轮番教，给这个教几行，给那个教一段；先管识字断句，等学生背熟了，回过头来逐字逐句讲解。老师今天教的，学生第二天得照原样向老师还一遍；要是背不出答不上，就摊开手心挨戒尺吧。顾先生说他常常挂着眼泪回家，他父亲看他手掌肿得像半个馒头，连连说“怎么能这样呢”，第二年就不让他念书塾，留在家里自己教。我父亲倒从没尝过戒尺的滋味。同学中数他年纪小，也许占了些便宜。而我祖父，自己也舍不得打的，怎能让娇儿受这样的苦楚；自己又教不了，只好做出规矩，要我父亲念熟了老师教的，方准许吃夜饭。

顾先生还说，当时和我父亲虽然同窗接席，却连谈话的机会也极少。小时候我听父亲说，只等老师出门拜客，同学们就闹翻了天，在书房隔壁的那张炕床上扮演《武松打虎》。甚至也敢把辫子上扯下来的长发连接成“电线”搞起了“秘密通信”。一九六五年动员老作家给孩子们写文学作品，父亲连续写了五篇，总名《一个少年的笔记》，想给高小学生自己寻找作文题材做些个榜样。在小标题《你们幸福了》那一篇中，这位少年记下了晚间乘凉，听老爷爷讲幼时念书塾的趣事。不用说，这位老爷爷就是我父亲，除了末尾上房顶一段，讲的是后来在小学里龚赓禹先生的故事，其余的全发生在张元翀老师设的书塾里。

在严师和慈父异曲同工的关怀下，父亲总算念完了当时士子必读的“四书”，还有《诗》《易》《左传》。在八九岁上老师说他可以开笔了，就是对圣人的训词有了些儿初步的理解，可以开始学做文章——代圣人立言了。出的题目《登高必自卑》，还关照他应当写到“为学”方面去。父亲依照他的吩咐写了八十多字，结尾是“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老师看得摇头晃脑的，提起朱笔，在“而”和“乎”字旁都加了双圈。想来父亲在当时是颇为得意的，回家给祖父看了，祖父一定像接到了儿子中举的报条一般高兴。一九四〇年年底前，父亲写《论写作教学》，用这件亲身经历开的头。我想读者定能理解，我父亲绝非夸耀自己自小聪慧，而是为了批判那束缚思想的应试教育，把它捡来做引子。

平心而论，张老先生可以算紧跟时代了。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以策论取士；他出的确是策论题，可是指导学生走的仍是老路，也可见教学改革之难。废科举办学校的言论常见于报

刊，念了书塾不应试，叫孩子往何处去呢？我祖父一定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乙巳年(一九〇五)，秋闱照常举办，看来科举一时还废不了，祖父决定让父亲去试试，不在乎中不中，让他先历练历练，免得以后怯场。父亲借此撒娇要挟，说得让他带两个马铃瓜去，夜里好解渴。原来点名进场在半夜以后，等到天蒙蒙亮，才有人抬着白纸糊的大灯笼，在考棚的巷子里绕一周，考生们急忙抄下灯笼上的考题，各自回考棚对着蜡烛苦思冥想，只要凑成三百字以上的一篇文章，就可以交卷出场。祖父微笑着，答应并兑现了父亲的合理要求。由于此，过了整整十八年，父亲才有可能依据那一夜的见闻，写成了他那一万多字的短篇《马铃瓜》。

我把编在《叶圣陶集》第二卷中的《马铃瓜》翻出来重温了一遍，又触发了不少回忆。小说是随笔式的，有一段提到做舅父的三项义务。我岳父到绍兴府考举人，也是舅父送去的，据说那位舅父喝多了酒睡着了，竟耽误了他听点名入考场的时辰。到我小时候，教育制度已大大改变，当舅父就省事多了，只剩下外甥头一回剃发，还得请舅父抱着。小说中也有一些是我先前没注意到的：当时苏州已经有了中学校，大概是庚子之后教会办的，否则哪敢跟科举考试对着干，牌示学生如有改名冒试，查出立即除名。至于那位号称“天王”的衙内是否是被派来捣乱的，小说没加暗示。还有件事有点奇怪，小说有几处提到上回赶考怎样怎样，可是父亲明明对我说过，他只参加过这后一次科举考试。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做这样的虚构有什么必要呢？是否为了暗示科举制度已气数将尽，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呢？谁都知道，杜绝夹带是历来任何考试的规矩，应试必须经过严格搜身，才能领考卷跨进贡院的高门槛。这一回“大放送”，什么书都可以带，从《五经备旨》到《应试指南》，都是石印小字本。还有那人手一本的《圣谕广训》，更非带不可了；老师一向不教，学生从未念过，可是应考必须恭默皇上的“圣谕”两三百字，跟卷子一并上交。阅卷的师爷照例不看。大家都知道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就是“赵钱孙李”默上两遍也成；这一回可以公然抄录，岂不更加省心。父亲是当作笑话跟我讲的，小说只提到书名，没写上这一段说明。

果不其然，才过不久，清政府就颁发上谕：丙午年(一九〇六)罢科举，办学校；又传出小学毕业相当童生，中学毕业相当举人的话来；好像为了安定民心，却又遮掩不住无可奈何的心态。茶馆里渐渐传开，这一下动真格的了，苏州府属的长(长洲)元(元和)吴三县合在一起，一口气合办四十所小学，开春全部上课。我祖父想，既然念完四年就是个童生，让我父亲去试试吧。又听我父亲说，颉刚这孩子得到了他父亲的准许，已决定去考夏侯桥的那一所。我祖父思忖：顾老挑中的一定错不了，可是路实在远，上下午两个来回，少说也有八九里吧，叫个实足年龄才十一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祖父下了狠心，把家搬到了离夏侯桥才半里多路的濂溪坊。

公立小学开学那24小时，顾先生早早地来到濂溪坊，跟我父亲俩手拉着手跨进夏侯桥小学的大门。教室是才刷新的大厅，明亮的玻璃窗上挂着五色纸环联成的彩带。课桌的桌面是可以掀起来的，坐的也是洋式的带矮靠背的椅子，都排得齐齐崭崭。墙上挂着乌油油的黑板，听说老师用的粉笔还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当时苏州还没有粉笔作坊。尤其那具精致的风琴，真叫人忍不住要伸个指头在哪个键上轻轻按它一下。甭忙，耽会儿就上音乐课了，课程表上写着呢。除了国文，还有算数、历史、地理、博物、音乐、美术、手工、体操。哪儿来的这许多名目？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都是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

请别把这一班可敬的先驱者当成了掮客。经过庚子年(一九〇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一番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相匹配的较量，更使他们看清楚，大好中华被列强瓜分的那24小时已经不太远了。清政府镇压变法，不自振作，只得由他；办学校启发民智，激励知耻力行，总是利国利民的事。他们自愿去日本受短期的师资培训，主要学的是科目的设置和教学方法。苏州有了这样一班不求名利的实干家，才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所作为样板的新式学校。

那些个小学的教员似乎个个是通才，什么课都能教，而且特别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我父亲那时身材矮小，正经跳绳踢毽子都不会，偏学会了爬竹竿。夏天院子里搭了凉棚，他顺着粗竹竿爬上房顶，坐在屋脊上逗底下的同学。正好龚赓禹老师进来，抬头看见学生上了房，连连说：“你好……好好地……快下……下来。”我父亲就双腿夹住竹竿溜到了地面上。龚老师瞧他没伤着什么，也没责备。我父亲到老也没忘记这位好老师。有一回上博物课，他挟了一棵蚕豆一棵油菜来到课堂，跟学生讲这是蝶形花冠，这是十字形花冠，还掰开花瓣，教学生识别雌蕊雄蕊。一朵花会有这许多讲究，我父亲从来没想到过。栽培花木，观察它们的生长，逐渐成了他毕生的爱好，在他的诗词、歌谣、散文，以及晚年写给俞平伯、贾祖璋等先生的信中，有不少有趣细致的记载。

音乐课也从没见过，老师一边教学生唱，一边还比画着教学生表演；有时让学生像兵士那样排着队，一边走一边唱行军歌。也非常注重体操，除了徒手操“立正”“开步走”，还有哑铃、棍棒等器械操。爱国主义教育从不间断，大都用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教材。一九〇六年冬，为抗议美国政府驱逐华工，在历史课上，朱遂颍老师宣讲美国修建横贯东西海岸的大铁路，蒙骗了成千上万华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生活困苦又受尽虐待，被称作“猪仔”；现在铁路修通了，却下令把一无所有的华工尽行驱逐。朱老师讲得声泪俱下，孩子们都感同身受，要求列队上街游行，高呼对美国政府抗议的口号，宣传抵制美国货，挨家挨户劝说莫用美孚油。那时苏州还没有电灯，晚上大多用煤油灯；而美孚牌煤油是美国货，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苏州城里，反帝群众运动，可以说是从这一次开的头。

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爱国要从热爱自己的乡土做起。沧浪亭西南角上有座五百名贤祠，既小又偏僻，似乎一向很少人知道。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跟父亲去苏州，说好久没去沧浪亭了，这一回发个心去看看吧。拣背静的地方走，无意中绕到了这座小祠堂前面。父亲有点儿累了，说进去歇歇脚吧。祠堂只像一条比较开阔的走廊，朝南的一边是门窗，五扇北墙上都横五竖四，齐齐崭崭嵌着二十块长方形的碑，不知是水磨青砖还是青石板，共一百块，每块碑上刻着五位名贤的半身像和传略。字实在太小，尤其是高处的，我踮起脚跟也很难看清楚。父亲说：“不用看了，打头的那位是吴泰伯，孔子的学生言游也在内。总之都是对苏州有过贡献的乡贤。我念小学的时候，章伯寅先生常带我们来这里讲墙上的名贤。特地指着顾亭林的像，要我们牢牢记住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跟我们说：‘五百名贤还没满额，后边还留着地位等你们呢。’”果然后边四五块碑还空着。用心如此，真可以说良苦了。

我没见过章老先生，是从父亲在抗战期间写的《我们的骄傲》中认识他的。我知道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黄老师，原型就是章老先生。苏州沦陷后，汉奸维持会胁迫他出山，要他做教育界归顺敌人的带头羊。为保持民族气节，他孤身一人，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当年在夏侯桥的四个学生打听得他暂住川东师范，约定了日子一同去探望他慰问他。在小说中，“我”的原型不用说就是我父亲自己；戈君，是顾颉刚先生；孙君，是周勖成先生；邹君，是章元善先生。黄老师见是他们，说的句话是：“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守约遵时的好习惯，正是三十二年前，章老先生以身作则的教育成果。又说：“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正是如此，除了周先生为了创办巴蜀学校，到重庆已多年，其余三位都是暂时歇脚的过客，不久就劳燕分飞了。多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