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蒋梦麟：西潮、新潮与现代中国

马勇

大多数中国历史研究者相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具有成熟的政治架构和丰沛的思想文化基础，有着自己的发展理路，假如不是西方势力东来，中国必将在固有架构中长此终古，历史终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晚期，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严峻挑战，但东方文明信仰者梁漱溟依然信心满满：“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24小时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1]然而，历史没有像梁漱溟等人假设的那样各走各的路。西方在走出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经过大航路发现、工业革命，西方迅速解决了人类期待很久的富裕物质生活，同时也带来新的困扰：市场狭小、产能过剩，因而我们看到至少在十六世纪中期，西方物品开始向全球输出，寻找更大市场，更便宜的劳动力，更多的利润。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老的东方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潮”的冲击，国家、族群与个人，差不多都在西潮冲击下重组、重构，并最终获得了新生。我们在这里将要说到的蒋梦麟，就是西潮冲击背景下走上现代的及时代领跑者。

蒋梦麟有两本著名的自传，即本书汇集的《西潮》与《新潮》。最近二十年，国内知识界对这两本书已有很多了解，通过这两本书知道蒋梦麟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农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蒋梦麟写得匆忙，参考资料也不多，因而漏记、误记在所难免，本文只是力所能及提供一些缺失的环节。

西潮冲击下的国家与个人

蒋梦麟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换算成西历为1886年1月20日。但从农历即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算，光绪十一年大致对应公元1885年。因而有的文献说蒋梦麟生于1886年，有的说生于1885年，都没有错。

根据蒋梦麟回忆录《西潮》所说，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梦见了一只熊，以为吉兆，故而为这个新生儿命名为“梦熊”。梦熊后来读书时因参加学潮不方便继续使用，遂更名为梦麟。[2]梦麟有时又写作梦邻、孟邻，或梦麐。[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蒋梦麟算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文化领域中具有个性的人，他的性格、为人，与其生存环境、乡土文明无疑具有因果关联，值得注意。他的家乡为浙江余姚，那里因五口通商最早受到“西潮”影响。蒋梦麟的祖父早在道咸时期就在上海开了一个钱庄，积累了一些家产。不幸的是，蒋梦麟的祖父在盛年时伤了一条腿，后来严重到必须截肢的程度。而更不幸的是，蒋祖父竟在这次截肢手术过程中因血液中毒而辞世，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即蒋梦麟的父亲蒋怀清。

怀清公继承了乃父留下的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财产。只是怀清公年龄太小，无依无靠，只好将这些银子交给未来的岳父去打理。

蒋梦麟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容貌美丽，能歌善吟，多才多艺。可惜，蒋母在蒋梦麟很小时候就去世了。

像传统中国社会一切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一样，蒋梦麟大约五岁时就被送到私塾读书，所读内容也都是传统士大夫早年必修的儒家经典，学习的基本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学习的目标就是科举考试。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是传统士大夫的全部人生，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惟一出路、必经之地。

读过几年私塾，蒋梦麟的知识已有一些积累，年龄也渐渐大了。大约1897年的时候，怀清公将他送到刚刚开办的绍兴中西学堂学习。

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是蔡元培。蔡元培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影响蒋梦麟生命历程最重要人物之一。中西学堂课程设置像其名字一样中西合璧，既有中国传统经学、文学、史学，也有英文、数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4]这是晚清教育改革发生后的新气象，从而使蒋梦麟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外，也系统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1899年秋天，蒋梦麟的家乡因水患而发生了可怕的匪患，几百年来宁静的乡村由此而变得骚动不安。怀清公为躲避匪患将全家前往上海，蒋梦麟被安置在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学习英文。在上海这段时间使蒋梦麟直接感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好处，使他看到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缺陷。

蒋梦麟家乡的匪患，其实与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有很重要关联，是中国政治又到了一个多事之秋的象征。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因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强力镇压而向四方扩散，直隶首当其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也不宁静，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恐惧。这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关以来，特别是《马关条约》以来，各国在那儿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根据汇丰银行当时向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当时英国国内退休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依靠从上海的财产获益中生活，每年从一百镑到三万镑不等。因此，如果在上海或长江流域发生大的灾难，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势必要打水漂，许多英国家庭都会因为上海的陷落而蒙受巨大损失、痛苦。[5]因此当清政府将向列强宣战的消息传来之后，不论中外，迅即陷入高度恐慌。为避免战乱，怀清公连夜举家撤回故乡蒋村。不久又迁往余姚县城，蒋梦麟被安排在县城一所中学继续读书。[6]

在余姚县城中学，蒋梦麟只待了一年左右，之后只身来到省会杭州。他那时大概已有出洋留学的想法，因而希望找一所比较好的教会学校继续学习英文。不料蒋梦麟对杭州的情况实在不太了解，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一所非常糟糕、落伍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具有极端宗教狂热的传教士，他除了知道向学生强制灌输基督福音，对西方文化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学生怎样才能掌握理解西学，从来都不热心。

不久，在各地风起云涌学潮感染下，这所学校的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激烈冲突，全体学生一致退学，自行筹办了一所学校，并请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命名为“改进学社”。这些学生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们渴望这所学校办得像牛津、剑桥一样出名。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到半年，学生的自治试验宣告失败，蒋梦麟趁着这个机会进入浙江高等学堂继续学习。

浙江高等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浙江省较高学府。蒋梦麟在那里不仅学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而且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各式各样的新思想。蒋梦麟的思想境界为之一变，并渐渐形成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自己的未来前途也有了不一样的考虑。他此时又觉得，出国留学并非，要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可能还得头悬梁锥刺股，像历朝历代士大夫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然后踏入仕途，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基于这样的判断，蒋梦麟在革命、改良如此高涨的气氛中，毅然坚定地复习科举考试的内容。

1903年，十七岁的蒋梦麟返回家乡参加考试，如愿以偿考中了秀才。秀才只是科举考试的最初门槛，要想达到科举考试的顶端进士、状元，刚刚踏入门槛的秀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蒋梦麟在中了秀才之后很快返回浙江高等学堂，继续在那里接受学堂教育。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处在急剧变革的时期，各种可能随时都在发生。当蒋梦麟中秀才的时候，中国知识人上升道路已在发生变化，科举考试不再是青年知识人的惟一选择。那时，不仅朝廷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学习东西洋的新知识，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在那些年的发展，一批“先富阶级”也有力量将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本期待中进士、点翰林的蒋梦麟在1904年上半年几经犹豫又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那一年暑假，他只身来到上海，参加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期望在南洋公学为自己打好一个西方文化的基础，以便将来留学美国。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创办的洋务学堂，专门培养洋务人才。南洋公学预科按照美国中学学制设置、管理，其教学、分数等，也与美国的一些大学对接。因此可以说，考上了南洋公学，也就等于敲开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大门。

在南洋公学，蒋梦麟呆了两年时间。这两年，主要是英语的训练，为进入美国大学做准备。经过两年准备，蒋梦麟于1908年暑假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不幸名落孙山。

落榜后的蒋梦麟并没有放弃留学的想法，毕竟他的家庭在过去几十年有些积累。蒋梦麟向他父亲怀清公要了几千元钱，自费留学美国。当年9月，蒋梦麟抵达美国，错过了当年秋季入学的日子，只好就便请了一位学生帮助补习英语。第二年(1909)春，蒋梦麟获准进入加州大学农学院。

蒋梦麟之所以选择农学，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么当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之后，中国更应该改进农业，让农业复兴，乡土重建，农民富裕。只有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得到落实，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温饱、尊严与幸福。另一方面，蒋梦麟的幼年毕竟在乡村中度过。耳濡目染，蒋梦麟对田野自然风光、适宜的乡村生活有着深情依恋，对农业技术改良有着浓厚兴趣。此外一个比较实在的考虑，那就是蒋梦麟自幼身体羸弱，他想如果能常年在田野中接触新鲜空气，对他并不健壮的身体一定有莫大好处。

在农学院一个学期，蒋梦麟一直兴致勃勃，也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半年后一个偶然机会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一位朋友劝改行，力主学一门社会科学。这位朋友的理由是，农学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实际情况看，目前最需要的似乎并不是农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除非中国能够参酌西方国家近展的经验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的农业在中国政治转型完成之前，不可能单独凭借技术进步获得发展。这位朋友的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那么眼光必然狭隘，只局限于实用科学小圈子里，无法了解农业之外的重大问题。在这位朋友看来，中国农业式微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因素远大于技术。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生对外部世界有了自己的观察，他们普遍有了改造社会，甚至改造国民性的想法，因而那时的留学生不愿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下功夫，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确实不在少数，胡适、鲁迅、郭沫若等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朋友的建言不能不引起蒋梦麟的思考，并促使他下定决心，从190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改学教育学。这是蒋梦麟求学生涯的一个大转折，由此也让他后来具有从事教育、农村复兴的双重理由。

1912年，蒋梦麟完成在加州大学的学业，前往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杜威教授，继续哲学及教育学的研究。杜威是那时美国最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哲学家，他对现代中国教育及哲学发展影响极大，其主要的因素就是他招收到了蒋梦麟以及胡适、陶行知等几位后来极富盛名的中国学生。当然，杜威教授本身的学术成就是及时位的，也是这几位中国学生拜师学艺的前提。

追随杜威教授，蒋梦麟在哥大研究院苦读了五年，像他毕生最紧密的同学、朋友胡适之一样，蒋梦麟也没有在西方哲学、西方教育方面选择研究方向。经过几年努力，胡适之选择以西方哲学重解中国古代哲学为学术发展的基本路径，而蒋梦麟，则以西方哲学、教育学理论重新解释中国古代教育，以《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为论题，于1917年6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一系列程序，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蒋梦麟在美国读书的这几年，正是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本来以大清帝国臣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可是现在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陈迹。中华民国虽然经过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挫折，但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已成为中国人的惟一选择。在那几年中，蒋梦麟因机缘巧合认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指导下，他曾连续三年边读书边参加革命党《大同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用实际行动支持故国的进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