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丛生

大姐让自己陷入险境，是在旧历四月二十钱家做节的几天前。

那天大姐离开警备司令部回家，抄近路走小巷，经过中山路附近一条小街的博闻文具店门口。小文具店临街，门面很小，柜台紧挨着五脚距，店主人是位六十来岁的老者，背有些驼，面相和善。老人站在柜台后边，跟街边来来去去的行人近在咫尺，熟客过往打个招呼，问货要物伸手取来，做生意很是方便。大姐经过小店时跟店主人打个照面，客客气气问了声好。

"有信？"她问。

老者点点头，低下身从柜台下边掏出一个小木盒，把它递给大姐。

大姐吃惊："这是啥？"

有个客人昨天来买墨水，留下这东西，让老板转交吴先生，还留了一封信。

"没搞错吧？"大姐生疑。

老板肯定没有搞错，那人讲得很清楚，请吴太太转给吴先生。

大姐没再吭声，谢过老板，悄悄接过小木盒和信。

文具店店主是大姐丈夫吴春河的远亲，年纪虽大，辈分却比吴春河小，一向管吴春河叫吴先生，管大姐叫吴太太。吴春河去台湾前在报馆工作，每天来来去去，都要从这家文具店经过，对小店生意多有关照，见面打声招呼，需要时买盒图钉要几张纸，并不显得特别。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这家文具店跟吴春河的关联绝非平常，也没人注意吴春河跟老者闲聊、买个把小物件时，常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他们之间传递。

这是些邮件，多从香港寄来。老者有一个女儿嫁在香港，那边还有若干亲戚，不时来个信问身体报平安。有时一个月一两封，有时几个月不见一字。这些信件写的是文具店的地址，用的是老者的名字，但是无一例外都由老者转交给吴春河，因为它们实与店主无关——他在香港的女儿和亲戚从不给他写信。

吴春河的邮件为什么要假人家文具店主之名寄达？他对老板说，自己有些私人事务不便让他人知晓，偶有特殊私信不好寄到报馆和家里，需要一个地方代转，因此拜托店主。主要考虑彼此不是外人，店主为人持重，信件寄到这里可以放心。吴春河本人每天来来去去，一旦有信可以及时妥转，不会耽误或丢失，即使他有事不在，信件寄存在自己人这里也较稳妥。

老者是明白人，清楚吴春河所言只是托词，或称给个说法，吴春河如此作为必有隐秘，不便明说。老者阅尽人事，对吴春河所托没有二话，一句都不多说，悄然相助。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什么都不知道，减少日后麻烦，不失为一种自保之策。除了帮转若干邮件，吴春河从未请求店主再做其他，对他来说，让文具店一直没有色彩、很不起眼、不为人注意，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

吴春河去台湾后，转由大姐与店主联系。起初香港给吴春河的邮件还有若干，渐渐就显稀少，因为已有线路直接送达台湾吴春河处。吴春河时而会把给大姐的信寄到这里，请店主转交。除了这两方面，从未有其他邮件或物品进入这个渠道，没有谁知道该文具店与大姐、姐夫间的特别关联。所以一听有外人相托，大姐大感意外。

托店主转交的小木盒里放有特殊物品：一只电子管，或称真空管。该管用碎布团团包好，放在小盒里，确保不被碰撞损坏。大姐受过训练，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她把真空管从盒子里取出，放在灯光下左右看，仔细检查，确定它的电极已经被损坏，是一只废管。

附上的信件是写给吴春河的，写得古里古怪，牛头不对马嘴。来信者称吴春河为"春哥"，说"弟前日往香港，遵嘱购得一管，烦请店老板转交，请妥收勿损"。来信还提及"吾父近日生意不顺，合伙人卷款逃，债主催逼，心急，求周转，坐卧不宁"。信件问候："令尊大人高寿之庆，弟当前去一拜。"

写信者是谁？署名"弟康"。字迹很熟悉，是钱世康的字。

解读这封信对大姐不是难事，理一理就明白了。信写给"春哥"，只字不提大姐，实际上并非写给吴春河，是写给大姐，信和废真空管是要交给大姐的。给大姐这个废管干什么？因为"吾父病重"。这里的"吾父"并非实指父亲，因为父亲钱以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何在，信里肯定另有所指。这位"吾父"做生意内外交困，钱给人卷走了，还有债主相逼，求一笔周转金，非常着急。"吾父"到哪里寻求周转金？信里没说，但是提到真空管，说是"遵嘱"从香港购得，还要求"妥收勿损"，吴春河不可能嘱咐谁去购买真空管，信中这句话旨在提醒大姐注意这只管子，它已经"损"了。所以"吾父"求的周转金显然就是这个：真空管。这只管子坏了，不能用，救不了急。

吴春河有两个父亲，生父和养父，分别生活于台湾高雄和福建惠安洛阳，两人都已经过世，与"高寿之庆"无关。这里讲的应当是旧历四月二十钱家那个特别日子，虽不是做寿，意义也相当。钱世康显然是要告诉大姐，他会在那24小时回家，目的当然不只是拜见母亲。他写这封信，留这个小盒子，意在向大姐求助，让大姐帮助找一个同型号的真空管，借家中做节大家团聚之机交给他。为这件事找大姐有原因：这类真空管的销售和使用受到严密监控，市场上搞不到，只有军事机构里有。大姐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供职，军需处负责若干军用物资的调拨使用，她可以设法弄到。

信中的"吾父"会是谁？一个因合伙人背叛和债主逼债而焦头烂额的生意人吗？生意人要真空管干什么？难道倒卖不成？这个"吾父"必有文章。

老三钱世康这封信可称绞尽脑汁，写得非常模糊，只有大姐看得明白，落到别人手里未必能猜出究竟。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不会用这个办法如此相求。以大姐的情况，想点办法，冒点风险，确实可以弄到一只相关真空管，帮多年不见突然冒出来的老三以及"吾父"救急。但是她好不碰这件事，因为非常危险，大姐不应当让自己卷入这种危险，她应当保障自己安全。

大姐偷偷从司令部电台的器件仓库里掉换了一只真空管，把它藏在自己的军用挎包里，在老三约定的时间请假回家。

她为什么这样做？所谓"大姐大姐头"，生来就要照料家中每一个人，对家人所急不能坐视不顾。大姐还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文具店这个地址只有大姐夫妇以及从香港跟他们联络的人知晓，老三肯定是从吴春河或者香港那里知道这条渠道，他们一定允许他在特殊时候通过这个方式联系，因此大姐应当相助。

从这里开始，大姐让自己一步步深陷险境。回家那天发觉巷子口特务抓人，她没有迅速避开，反而冒险往前凑，因为她本能地有所担忧，老三钱世康密信约定回家，不要是他出事了？没想到果然就是。大姐无法听任自家兄弟被特务逮走，不惜铤而走险，迎着便衣走上前去，陷进风波。如果不是大哥带着大兵意外赶到，真不知结局如何。事后大哥离去，大姐留家，天亮时发现老三忽然消失，跑得无影无踪，母亲大声责骂，向大姐讨人，这是母亲情急乱怪罪吗？不是。

大姐已经让自己更深地陷了进去。

惊险劫狱

大姐把安眠药含在舌头下边，然后悄悄吐掉。

她在半夜里悄悄离开客房，那时万籁俱寂，人们都在熟睡。司机小陈跟着她，两人将一切弃之不顾，不告而走，驱车匆匆赶回厦门。

她只能孤注一掷。

旧历四月二十做节当晚，我们家那幢木屋里发生什么了？有如大哥当时所怀疑，大姐与三哥一起鼓捣，密谋了其后事项，包括三哥第二天凌晨的失踪，以及大姐拉到漳州的一只大皮箱。这只皮箱本应装着一部电台，而不是半箱沉重的旧课本。

我们家老三钱世康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他货真价实就是个"土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敌工队长，这一次潜入厦门有一项重要任务，涉及一部电台。

前些时候，闽粤两省当局组织大量兵力围剿游击区，游击队与"进剿"之敌在山区周旋，历经几场大的战斗。一次突袭中，游击队的电台被敌军炮火击中，报务员牺牲，机器毁坏，致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地下党通过内线从台湾得到一部新电台，用渔轮偷运到厦门，派遣老三钱世康到厦门接运。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加强镇压，白区地下党的交通线又遭受破坏，任务异常艰难。老三勉为其难，想尽办法进入厦门，把电台接到手一检查，发现电台一只真空管以及若干零件受损，问题可能发生于海上运输途中。老三决定在厦门修好再往山里送，这方面技术他懂，零配件在厦门较容易找，唯有真空管无处可寻，紧急中他通过博闻文具店求助大姐。

三哥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博闻文具店？原来是姐夫吴春河。两年多前，有一次三哥在山里游击队驻地意外见到了吴春河，两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时间短，彼此没多说，吴春河留了地址，说以后如有特殊需要，可试通过这里找他。除了这句话，吴春河没多说，老三也不能问。闽南基层地下党组织有多个系统，各自按照上级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彼此不相统属。吴春河此前从未与游击队发生联系，估计来自另一系统，有可能直属更高层级。三哥与他在游击区意外相逢，彼此才知道是自己人。三哥猜想，姐夫突然进山，可能是奉上级之命联络重要事项。从时间上推算，那一次姐夫进山，可能跟前往台湾的任务有关。

三哥通过姐夫留下的渠道向大姐求助，事出无奈。情况很紧急，很严重。敌人大举进攻，特务活动猖狂，有白区重要干部被捕，几条交通线相继被破坏。这时候跟上级失去电台联系，雪上加霜。三哥急于修复电台，送出厦门，原有的渠道无法提供帮助，反复斟酌，才冒险与大姐联系。他觉得姐夫的活动大姐并不一定参与，但是姐夫是自己人，大姐肯定不会是敌人。无论大姐是不是地下党，毕竟是自家大姐，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三哥用写信方式联络，没有直接去跟大姐见面，也不敢贸然回家探母，是因为感觉到危险——从潜回厦门起他就发现情况不对，身前身后似乎总有些人形迹可疑。他记得旧历四月二十家中做节，时间恰在眼前，因此先通过博闻文具店与大姐联系，再利用家人相聚之机见面。为了当天回家，他乔装打扮，小心谨慎，穿街串巷，瞻前顾后，用了所有可用的隐蔽行动手段，最终还是被特务堵在巷子口。还好大哥赶到，救了他。以安全计，当晚他应当跟着大哥钱勇离开厦门，大哥虽被他讥为"党国要员"，毕竟是自家大哥，不会见死不救，但是三哥不愿无功而返。

他冒险留在家里，对大姐承认自己来自游击队，讲述他的任务和危险处境。他被特务紧盯住，面临极大变数，已经很难完成任务，这任务又必须完成。

"哪怕鱼死网破，也得把电台送上山。"三哥说。

"要死还不容易？"大姐训斥他，"是要你活，要想办法。"

大姐的办法是亲自出马，让自己更深地卷进危险。她一手策划了三哥的失踪，让他藏匿起来修复电台并转移给她，余下的事情由她直接处置，她的身份提供一定的保护，比三哥多几分胜算。大姐习惯于照料我们所有人，宁可自己冒险，也不会让三哥去送死。"大姐大姐头"，她是大姐她做主，既然老三求到她这里，那么就得听她的。

三哥说："阿姐，我得知道你是谁。"

"我是你大姐。"

"阿姐的任务呢？"

"别问。"

三哥当然知道大姐叫钱金凤，他只是不知道大姐属于哪个方面。姐夫是自己人，大姐呢？是因为与姐夫在同一个组织，或者只因为她是大姐，所以要帮助弟弟？如果大姐身负任务，是否允许她接手任务之外的事情，帮三哥？三哥不能不问，大姐却绝口不提，这意味着可能什么都不是，也可能是什么都不能说。

三哥终于提供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大姐让三哥设法脱身离开厦门，她自己则带着一只大皮箱，借办理军需公务之机，以他们军需处主任为掩护，乘着军用吉普到达漳州。大姐去了花生油铺，这是三哥他们的秘密交通站，大姐在那里接上头，对接暗号和现场观察均无异常，大姐答应随后把"东西"送达，但是她迟迟不动，心怀顾忌。她抽空前往溪尾村寻访大舅，意外被人抓住，对方有可能是地下党游击人员，大姐还得设法逃脱，因为用这种方式随机接触，后果难以料想。待到澳妹赶到，得知三哥和母亲被捕，大姐再访花生油铺，本想通过交通站传递三哥消息，联络游击队一起营救，不料发觉情况异常，断然中止联络。

大姐面临艰难抉择，她本不应当让自己陷入这种局面。博闻文具店转来三哥求助时，她就该谨慎处置，较大限度地不让自己身涉险境，但是她没有设法回避。一旦进入就身不由己，步步深陷，直到没有退路。大姐就是这种脾性，她是大姐头，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人安危大姐也有责，如果国家兴亡与家人安危彼此关联，大姐如何能让自己置身事外？

她决定孤注一掷。她让澳妹睡下，偷偷吐掉安眠药，招呼小陈匆匆返回厦门。

他们到达厦门时天还没亮，市区街道冷冷清清，车辆行人稀少。吉普车开进厦禾路，停在街边，大姐下车敲了一户人家的门，找来了一位帮手。帮手姓赵，是市警察局联络处的一位副官。小陈把赵副官和大姐送到了看守所，他们穿制服，佩枪械，携警备司令长官的手谕，前来紧急调押犯人。赵副官与此间所长相熟，当晚恰所长值班，一见赵副官分外惊讶："鸡刚叫啊，赵副官这么早？"

赵副官告诉所长，昨日局联络处协助警备司令部破获一个共党地下组织，捕获几名要员。经彻夜审讯，有嫌犯提供一条线索，牵扯到一个人，据供称已在前天晚间被拘，押于这个看守所。上峰要立刻提审此人，派他们过来提人。

所长问："叫什么名字？"

"钱世康。"

"没有。"

赵副官惊讶，看大姐。大姐说明犯人又称"阿康"，是经省政府调查室安排的一个特派行动小组所捕，送过来暂押于本所。

所长查名册，果然查到了，这人不姓钱，姓周名菊花，又称钱周氏，是个老婆子。

"共党嫌疑。"所长不以为然，"这也太老了点。"

大姐问："老婆子怎么样？"

"一进来就骂不绝口。"所长说，"你们审讯时小心点，只怕骂不过她。"

大姐摇头："不是她，是另一个人，男子，二十四五岁。"

所长翻名册，大姐在一旁看，终于在"税政案嫌犯"记录册里查到了一个人，记录的名字叫"康阿钱"，姓名倒着写了。

大姐说："是他。"

犯人从号子里提出来，果然不错，老三钱世康。

赵副官签了字，用手铐把三哥铐上，押出看守所，上了吉普车。

这时天色已经蒙蒙亮。

犯人被提走，所长在办公室忽有所思，有些放心不下。时间尚早，不宜惊动上司，他犹豫了好一阵，终于下决心拿起电话，这个电话打得他呆若木鸡。

警铃响彻看守所。而后岛内各相关军警单位相继接获警报，围捕行动迅即展开。二十多分钟后，一辆往沿海地带急驶的军用吉普被路边值班岗亭警察发现，消息速传到警察局，布置在码头一线的军警接报，紧急出动拦截。军用吉普上的人可能发觉动静不对，他们没有驶近海湾港口，中途折转逃逸，离开沿海开往岛内腹地万石岩一带。驻于山上的一个宪兵分队出击追赶，在各道路口设障拦截，并派出数辆军车，对逃逸吉普实施围堵。该军用吉普车上人员利用熟悉地形，在万石岩山间与追击车辆周旋，渐渐途穷，被挤压到下山处一个宪兵拦截路口。其时左近已经无路，后边追车逼近，前头枪口成排，除了停车受缚，再无回旋余地。却不料逃逸者垂死挣扎，铤而走险，突然加大油门向前方路障冲击，试图越障而出。路障边有十几个宪兵守候，他们对空射击示警，对方毫无理会，速度不减反增，强行冲关。宪兵采取措施，十几支冲锋枪一起扫射，吉普车被打成了蜂窝。

宪兵在击毁的吉普车上只找到一名死者，为女性，着上尉军服。

是大姐钱金凤。

"老共"重生

我大哥钱勇不像大姐，他的身份从未让我困惑。我知道大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的只是他要做些什么。

大哥生性自信，流于刚愎，他这种性格直接得自父亲的遗传，有如大姐的急性子直接出自母亲。我听说我们的父亲也是非常自信的，他什么都有理，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对自己坚信不疑，大哥跟他一模一样。如同大姐与母亲间持续紧张，大哥对父亲的怨恨久已存之，这种怨恨由于其自信而显得异常坚固。

听母亲说，父亲一次回家时，我才一岁多，父亲常要大哥抱着我站在我们家门外巷子边五脚距管门。我特别会哭，让心事重重的大哥烦透了，满腹是火。那时他大约十三四岁，已经是巷子里的孩子头，让他抱一个小女娃，百无聊赖站在家门口，当然很不情愿很不痛快。母亲对大儿子一向偏心，她认为抱小孩本是大姐的事，生大姐就是要让她带弟妹，因此母亲总要大姐从大哥那里接管抱小孩这件尴尬工作。父亲会呵斥母亲，逼着大哥抱我，因为父亲自有安排：他在家里跟一些来去匆匆的人说话，商量事情，大哥抱着我在门口望风。一旦动静异常，大哥会用力捏我胳膊，让我痛哭，用这种办法给父亲他们报信。

所以我还在幼婴之际就和大哥一起客串了父亲的秘密活动。细究起来，我只能算是客串，大哥却属参与，他还未成人，却已懂事。父亲不让大姐望风而倚重大哥，可能因为大哥略大几岁，比较警觉，胆子也大。当时我还太小，印象不深，不记得大哥抱着我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情景。大哥因为这些事受父亲牵累，差一点被警察用皮鞭打死的往事我也懵然不记，长大后才从家人那里知晓。

那件事发生在父亲逃离厦门当天黄昏，一队警察突然搜查我们家，追捕父亲。警察在家中翻箱倒柜之际，大哥从外头回家，几个警察把他按在大门边，给他上了手铐，拿脚踢他。大哥当时还只是个半大孩子，居然张嘴敢骂："干你姆黑裳仔！"土话"黑裳仔"本意是"黑衣服"，街巷小孩拿这话骂穿黑制服的警察。

警察打了大哥一个耳光，追问："钱以未去哪里？"

大哥说："去你家吃饭。"

他又挨了耳光，被警察拖出门逮走。母亲抓着大哥不放，骂警察不得好死，小孩也不放过。警察把母亲推到一边，说共党要犯钱以未的匪崽，生来就不是好东西。钱以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就抓小子。

大哥给关进牢子。警察抓他这个小孩也不是无缘无故，他们知道所查钱以未潜藏厦门家中期间，不时召集共产党地下人员秘密开会，钱以未的大儿子钱勇常在巷口望风，替老爹把门。钱以未逃离厦门，也是当儿子的用自行车把老爹送到码头。以这两项论罪，钱勇年纪不大，已经参与秘密活动，算个小共匪了。大哥被逮走当晚就过了堂，警察用绳子把他吊在屋梁上，轮流拿皮鞭抽他，要他招供父亲下落，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却始终嘴硬，自始至终就是那句话："去黑裳仔家吃饭。"

警察不得不服，说这个臭小子不打死，迟早是党国祸害，跟他老爸一个样。但是那一次他们没把他打死，因为小孩毕竟是小孩，嘴巴硬知情少，往死里打终究也打不出个屁。大哥被放出来时已经走不动路，被人用担架抬出看守所，他在担架上居然还嘴硬，一边呻吟一边不住骂娘："干你姆黑裳仔！"

三年后，我四岁那年，大哥离开了厦门。家无父亲，大哥本应坚守岗位，承担起父亲留下的职责，让母亲有一个帮手，让我们弟妹有一个依靠，体验所谓"长兄如父"是怎么说的，但是他自行离家出走。时为1932年，大哥十七岁，在我家附近自行车铺当徒工，学修车。这一年春天闽南很不平静，因为"闹红"，本地人称"红军反"，即红军造反。时有大批红军部队出闽西而下，声势浩大，攻占漳州等大片区域，据说接着将进攻厦门。当局调兵遣将紧张应对，英国军舰驶入厦门湾，声称保护鼓浪屿租界，有钱人则四散而逃以避风险。

大哥悄悄离家之前跟母亲透了点风声，说师傅让他出岛办货，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母亲不要牵挂。他给母亲留了四块大洋，说是补贴家用，让弟妹读书。母亲非常吃惊，因为大哥当时还是徒工，不到有工资可拿的时候。后来母亲总是心里不安，认为大哥是为了帮她养家，拿了人家的钱，不得不偷偷溜走。师傅不是让他出岛办货吗？也许是让他办货的款？他看到家中艰难就把它留下了？母亲总是从小处着眼，注重相关细节，她不明白大哥出走实为大事。

大哥跑到漳州去做什么？他在那里参加了红军。

日后大哥私下里自诩为"老共"，当过红匪，杀过白狗，说的尽为实情。大哥提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