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个人是谁？

"伟人的一生都如传奇——虽然充满艰难险阻，却又波澜壮阔。"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这样评价过别人，但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毫不为过。这位犹太裔波兰人既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教育家。其人其名，虽在美国知者寥寥，但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丝毫不逊于安妮?弗兰克(此处注释见原书)。科扎克与安妮?弗兰克一样，都牺牲于二战时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中，也都只留下了一本日记。但不同的是，科扎克曾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为了孤儿院的儿童，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逃难，选择英勇就义。

我及时次听说科扎克的事迹，是在1978年的夏天。当时，几位二战时离开波兰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其中有一位从华沙来的戏剧导演，她说起自己的剧团曾在雅努什?科扎克的华沙犹太人区孤儿院表演过节目，我插了一句话，问"卡尔杰克"是谁。

那位导演发现我不仅把科扎克的名字念错了，而且还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她震惊的神情溢于言表。她花了番工夫教会我科扎克的名字怎么念以后，才回答了我的问题——科扎克是谁。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讨论科扎克。从那24小时开始，这位胸怀大志、踏实肯干的实践家才正式走进我的视线。

科扎克与刘易斯?卡罗尔(此处注释见原书)、詹姆斯?马修?巴利(此处注释见原书)一样，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最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写故事；然而，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他同时也以教育儿童为己任。

科扎克收养的，不是在肯辛顿花园(此处注释见原书)里与保姆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嬉戏玩耍养尊处优的孩子，而是那些在华沙暗无天日的贫民窟里，终日颓疲、饱受折磨的贫苦儿童。科扎克视孩子为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所以他创建孤儿院，选择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不像卢梭(此处注释见原书)，科扎克并不美化儿童的形象。相反，他认为人类本性是黑暗的，但每个儿童身上都蕴藏着道德的火花，可以战胜这种黑暗。为了保护这些星星之火，人们应该爱护儿童、培养儿童，让他们坚信真理与正义。当黑暗化身为手持皮鞭、脚蹬皮靴、身别"万"字的纳粹分子，科扎克早已准备为孩子们抵挡一切，就像他之前常常做的一样，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成人世界的不公。华沙陷落后，科扎克拒绝接受雅利安人(此处注释见原书)的庇护，跟随着孤儿院的孩子一起被关进了犹太区，而且为了能够让孩子吃饱穿暖，他把生命两年多的时光都奉献在了他们身上。

在科扎克的笔下，人生是一出怪诞的梦境。越了解他的人生，我越觉得，有时自己的人生也不过如此。1978年秋，我全家住在德国慕尼黑。当时，我丈夫正准备做关于纳粹军医的心理学研究。没过多久，小小的公寓里就堆满了德意志第三帝国(此处注释见原书)的相关书籍，我也开始跟着读起这些严肃的书籍来。

在此之前，我与犹太人大屠杀本毫无交集。但一头埋进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头跳进了无底深渊。身为犹太裔美国人，我此前从未思考过自己的犹太裔身份。这是我头一次意识到，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欧洲，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纵观人类历史，犹太人又意味着什么。

许多次，在书中读到纳粹军医的残忍行径时，我都会想起科扎克和孩子们走过的那段路。我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事迹，这样一位固守原则、宁死不屈的好医生，在当时如此疯狂的环境里，他的勇气和毅力从何而来。

然而，要不是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我和丈夫前往西奈半岛(此处注释见原书)疗伤，我对科扎克的兴趣也许只不过就此为止。从西奈半岛回家途经耶路撒冷(此处注释见原书)，在当地听说科扎克曾经抚养过的孤儿和培训过的教师居住在以色列，这使得我对科扎克的兴趣重新燃起。为了采访他们，我临时决定在这里再多住几个月。

我租了间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旧城的小石屋，然后和翻译去采访"科扎克人"——受过科扎克教诲的人都这样称呼自己。"科扎克人"的年龄从五十几岁到八十几岁不等。1912年科扎克的孤儿院建立以后，他们都在那里居住过或接受过教育。20世纪30年代，为了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迁居到了巴勒斯坦，因此幸免于难。还有些人是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有些则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熬过了战争年代，另外有些是在波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处注释见原书)之后——这次运动几乎将波兰仅剩的犹太人清除得一干二净——在1967年跟随着"六日战争"(此处注释见原书)来到了以色列。

"我不想过多谈论科扎克的牺牲，我只想说说他活着时是怎样一个人。"他们通常开口就这样说。人们只记住了科扎克的牺牲，却忘记了他生前的事迹，他们为此都深感不安。他们了解并且敬重的不是烈士科扎克，而是在他们眼中亦师亦父的科扎克，总是活力充沛、有时也难免犯错的科扎克。

20世纪30年代中期，科扎克曾两次来到巴勒斯坦(此处注释见原书)。在这两次短暂的旅途中，他拜访了基布兹(此处注释见原书)，游览了几个城市。我沿着他当时的路线，重走了他的旅途，试着去理解他 当时的心境。当时，尽管科扎克并不拥护犹太复国运动，但像战前许多已经融入欧洲当地文化的犹太裔作者一样，他也被推上了对历史进行口诛笔伐的前线。极端民族主义在波兰兴起之后，科扎克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感到绝望，于是他想到了巴勒斯坦，为是否要迁居巴勒斯坦而犹豫不决。，为了不背弃自己的理想，同时也为了自己心中"坚持到底"的信念，他在波兰留守到了1939年9月1日，直到纳粹进攻波兰才彻底打消了迁居巴勒斯坦的念头。

说到这儿，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科扎克到底是何许人也？我的书桌上放着他最有名的两张照片。其中的一张，科扎克还只是个小男孩。他把这张照片印在了自己所著的《小国王：马特一世执政记》(此处注释见原书)的扉页上，这样读者们就可以看到科扎克曾经也那么弱小，和他们现在一样。另一张照片里的科扎克已经长大成人，深邃的眼神透露出忧伤。

这就是两个不同时期的科扎克：一个是年轻气盛的"马特一世"，怀揣着乌托邦式的理想，立志为孩子们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忧国忧民的"医生爷爷"，深谙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无法跨越。

"科扎克的性格很难描述得清楚。"以色列的科扎克人这样对我说。不约而同地，我从波兰的科扎克人那儿也听到了一样的说法，理由却有所不同。"科扎克是个地道的波兰人，但身为波兰当时的知识分子，他又是孤独的。他有自己的作风和信仰，为人热情友善，谈吐风趣幽默，但也时常孤单寂寞，愁容满面。"科扎克的前秘书，现为知名作家的伊戈尔?内弗雷(Igor Newerly)对我说道。

我立刻意识到，要写好这本传记，就必须把科扎克看做犹太人，还要把他看做波兰人。身兼两种身份，比只做波兰人或犹太人要难上许多。这一点从称呼上就看得出来：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是波兰人，但信仰犹太教的波兰人，不是波兰人，而被称为犹太人。

二战之前，科扎克坚持认为自己既是犹太人，也是波兰人。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他的一生中各种批评的话语不绝于耳：在不少犹太人眼里，他是个叛徒，因为他用波兰语写作，却不用意第绪语(此处注释见原书)或希伯来语(Hebrew)；在波兰左翼人士眼里，不管他如何融入波兰文化，也永远只是个犹太人；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分子来说，他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是保守人士；对真正的保守人士来说，他对参加政治运动的人员充满同情，是激进分子；还有些人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对他的事业鼎力支持，但仍视他为怪人。科扎克终身未娶，性格孤僻。孩子的调皮捣蛋他都能容忍，成人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膨胀他更能宽恕。

在华沙采访时，我反复考虑怎样写这部科扎克的传记为好。历史上的名人，要是不想留待后人做评价，便会把自己的著作焚毁。而历史为科扎克代劳了。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中旬，科扎克一直被关押在华沙犹太区。在他死后的第二年，犹太区举行起义，遭到德国军队的残酷镇压。科扎克用蝇头小字记录自己思绪的笔记本，他的信件和收藏品，他对儿童睡眠习惯所做的观察报告，三十多年间搜集得来的海量图表资料，法、德、俄语和波兰语的各种文学作品与科学读物，新书的草稿——统统在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科扎克的亲戚和发小，本可带领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早年生活与家庭情况，却已全都死于纳粹集中营。

波兰华沙，曾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东方巴黎"，在1944年的华沙起义中被德国军队夷为平地。战后的华沙大伤元气，重建以后，已不复往昔。时过境迁，人已不再。当初的多民族环境早已消失，要搜集科扎克生前的点点滴滴，无异于大海捞针。

1979年至1986年间，我一共去了波兰四次，以色列两次。每一次，科扎克人都十分乐意打开记忆的闸门，追忆科扎克的生平事迹。在华沙和以色列的档案馆里，我有幸找到了科扎克生前好友所写的一些回忆录和24本科扎克已出版的小说和文集——许多都是自传性质的，还有他一生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一千多篇文章。科扎克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所写的七十多封信件也被保存了下来。除了这些，剩下的资料就只有科扎克在自己人生的绝望岁月中写就的日记。科扎克死后，有人把这本日记从犹太人区偷偷带了出来，封存在了华沙郊区别兰尼的天主教孤儿院的墙里，直到战后才取出。

科扎克和曾经有着35万犹太人的华沙一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去过华沙犹太区原址的人对这一点尤为明白，这片土地上建起过犹太区，被纳粹焚毁后成了断瓦残垣的废墟；直至战后数年，波兰人仍把这里称作"西部荒野"。如今，碎砖石块上渐渐耸立起了幢幢高楼。这片都市景观的正中，耸立着犹太区死难烈士纪念碑，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悲剧。

总部设在华沙的国际科扎克联盟曾邀请其成员参加科扎克铜像的揭幕仪式。铜像放置在原犹太人孤儿院的前院里。孤儿院的四层小白楼的内部在战时被毁，50年代中期才得以修复。孤儿院的阁楼曾是科扎克的书房，阁楼的墙上原有一扇由三块玻璃拼成的半圆形窗户，十分别致，科扎克当年就喜欢透过这扇窗喂喂陪着他的野燕，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可现如今，这阁楼已不复存在。

揭幕仪式结束后，科扎克人流连在孤儿院里，不肯离去。他们在寻找什么？小时候的自己？做教师学徒时的自己？还是那位医生爷爷？抑或是做了科扎克三十年助理的斯黛法?维尔金斯卡(Stefa Wilczynska)夫人？

科扎克的学徒之一米沙?弗罗布莱夫斯基(Michal [Misha] Wroblewski)曾对我说："科扎克决定陪着孩子上火车这件事，大家现在把它看得太重，甚至拿它大做文章。其实，他在一生中做了无数个这样的决定：决定做儿科医生；决定放弃行医和写作，开始照顾孤儿；决定陪着犹太儿童住进犹太区；，决定陪着犹太儿童去特雷布林卡(Treblinka)。这些决定都源自他的本性——他就是这样的人。科扎克要是还活着，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如此看重的那个决定。"

开始动笔写书以后，我才逐渐真正地了解科扎克。他毫无畏惧地踏上人生的独木桥，他每走一步所做的决定都自始至终贯穿了他的一生。

第二十三章 生命终结

8月6日，像往常一样，科扎克早早地起床了。他俯靠在窗台上，给"犹太孤儿院可怜的植物"浇水，正在这时，他发现赭石街上围墙旁站岗的德国警卫在向他张望。科扎克不知道那个警卫看到这幅家常情景，会不会感动会不会生气，还是在想用科扎克的光头当靶子实在是太好瞄准了。既然来福枪在手上，那个士兵为什么还是双腿分开，站得笔挺，眼神平静呢？也许他是没接到开枪的命令，但对于一时兴起就对着谁把弹夹打空的德国党卫军来说，这种命令实在不算什么。

在日记的几行中，科扎克对这个年轻士兵做了诸多猜测："也许他原本只是个过着平凡生活的乡村教师，或者只是个公证人，莱比锡的马路清洁工，要不就是科隆的服务生。如果我向他点头，他会怎么做？友好地向我挥手？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他远道而来，昨天才到……"

犹太区的另一边，米沙?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其他三个年纪大的男孩正准备去犹太区外的德国铁路仓库工作，这是科扎克给他们安排的。每天早上他们都要在清点人数后押运出区，晚上再被押送回来。虽然工作很艰苦，但有了工作，才有机会拿家当出去换食物吃。他们静静地离开了孤儿院，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与其他日子一样，他们不得不熬过这24小时。

早上7点，科扎克准时同斯黛法还有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坐在木桌旁用早餐，木桌其实是用推到房间中央的木床拼凑出来的。也许他们吃了几片土豆皮和几块放久了的面包皮，也许每个人还用杯子喝了仔细计算好分量的代用咖啡。科扎克正准备站起身来，清理桌子，突然两声哨声响起，一个恐怖的命令传来："所有犹太人出来！"

德国人擅长的战略之一就是闪电战。那天早上的计划是转移小犹太区儿童机构的大部分孩子。赭石街被党卫军、乌克兰民兵小队和犹太警察重重包围。

科扎克和斯黛法立即站起身来稳定孩子们恐慌的情绪。像往常一样，他们心有灵犀地知道对方要做什么，互相配合。斯黛法指示教师帮助孩子们收拾行李，科扎克则走出孤儿院，来到院子里向犹太警察请求，在孩子们排队站好前，给孩子们收拾东西的时间。科扎克的请求通过了，他一共有55分钟的时间。

到了此刻，科扎克还是连想都没想过要把孩子藏起来。几个星期以来，试图藏在橱柜里、墙后、床底下躲过一劫的犹太人不是被德国人扔出窗外，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还是走到了街上。这一切科扎克都看在眼里，他别无他法，只能带着孩子们和教师们直面未知的未来。何况，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他们还能摆脱这些痛苦。谁说他们在东部不能侥幸活下来呢？

科扎克让孩子们安静迅速地排成四队，也许直到此时，他还心存一丝希望，认为不管他们的情况如何糟糕，他还是能靠着自己的魅力和口才，给孩子们换来几块面包、几个土豆，也许甚至连药物也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他会一直在孩子们的身旁，给他们打气。不管命运如何未卜，他会一直带领着他们。

孩子们怯怯地排好队，紧抓着自己的小水壶、最喜欢的书、日记和玩具。科扎克不得不在一旁安慰他们，但他又能说什么呢？他的信条之一就是永远不要把突如其来的事情强加给孩子，他说什么才能不让孩子绝望，不让自己绝望？有人推测他对孩子们说他们去的是小玫瑰夏令营，但科扎克从来不对孩子们撒谎，这似乎有些不太可能。也许他说的是他们要去的地方有青山，有绿树，有小鸟，有兔子，还有松鼠，像夏令营的营地一样。

但是，就算科扎克的幻想再生动，他也想象不到等待着他和孩子们的是怎样的未来。当时，还没有人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过，也就没人知道真相：他们要去的不是东部，他们只不过在特雷布林卡停留短短一晚，最终的目的地是华沙东北部60英里处的毒气室。

德国人点了点人数，一共192名儿童和10名成人。这支小军队的头是科扎克，他在自己的儿童共和国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铁骨铮铮的战士，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也是其中之一。科扎克一只手牵着5岁的罗姆西亚，另一手牵的可能是什莫尼克?雅库波维奇。他的几步之后跟着斯黛法，斯黛法的身边是9岁到12岁的孩子。这些孩子中有眼睛又黑又亮像妈妈的希艾娜，哥哥也曾进过孤儿院的伊娃?曼德尔布莱特，宁愿跟着科扎克也不愿留下来陪妈妈的海林卡?皮康生，还有写诗赞颂缪斯的雅各布，捧着擦得锃亮的盒子的里昂，带着妈妈生前的祈祷书的米亚泰克和总是占用厕所时间太长的阿布斯。

队伍里还有给教堂写过请愿书的兹格木斯、萨米、阿布拉沙、汉卡、阿隆尼克，得了哮喘的大汉娜和笑容苍白的小汉娜，会做噩梦的蒙德莱克，会拉小提琴、扮演了阿马尔的阿布拉沙。有个男孩带上了小国王马特一世的那面绿旗，旗子上蓝色的大卫之星鲜艳夺目，他们一共走了两英里的路，一路上年纪大一点的男孩轮流持旗，小国王马特一世之旗一直随风飘扬，屹立不倒。

临近几幢房子里的犹太人在德国人的命令下，也站在自家房子前面，挤在人行道上。科扎克带着孩子们走出孤儿院时，一个教师突然开始高唱起进行曲，街上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就算狂风呼啸，我们也要高昂着头。"

他们的队伍走过离赭石街上不远的儿童医院，年轻时的科扎克曾在这里做了七年医生；走过潘斯卡街和特瓦尔达街，多少个夜晚科扎克曾来这里给穷苦的犹太病人看病。街上空无一人，许多人都躲在家中，透过窗帘注视着他们。一年前随父母一起搬进犹太区的约瑟夫?拜尔瑟拉克从窗户里看到这只小小的队伍时，大惊失色地说道："天哪，科扎克被抓了！"半英里后，孩子们走到了格里兹保夫斯卡街上的诸圣堂，在这里，他们与上千名其他方向来的犹太人汇合，其中多数是那天早上其他机构遣散的孩子。人群一起穿过小犹太区，走过克罗德纳桥，来到大犹太区。目睹这一场景的人说，桥面是鹅卵石铺的，凹凸不平，许多年纪小的孩子走得跌跌撞撞，上桥时还是被推上去的，很多人不是摔倒了，就是被推倒在一旁。桥底下，一些波兰人大喊："总算走了，再也不见，犹太人！"

科扎克带着孩子们走过卡尔梅林兹卡街(Karmelicka Street)，走过《儿童评论》的本部所在地拿波里基街(Nowolipki)，走过他经常在星期三晚上招待小记者的香肠店。迈克尔?兹勒贝尔伯格和妻子住在拿波里基街街角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孩子们经过的时候，看到警察没有像对待其他人群一样对孩子们推搡打骂，他稍感心安。

孩子们的队伍接着走过杰日那街，走过帕菲雅克监狱(Pawiak Prison)，来到赞门霍法街(Zamenhofa)，走向犹太区的北围墙。时值酷暑，年纪小的孩子已经热得没了精神，拖着脚步，一边走一边抱怨着想休息，想喝水，天太热想洗澡。但是护送他们的犹太警察还是飞快地向前走着。

护士乔安娜?斯巴道斯赫当时正帮她母亲在乌丝赫拉布拉兹旁清空的医院里建一个小医务室。乔安娜想不通杀人如麻的德国人怎么会想开一个医务室，但德国人做事明显没有逻辑，让人摸不着头脑。乔安娜也就不再思考这个问题，只是麻木地做着她的工作。其实不用多久她就会明白，医务室只是幌子，用来平息对安置点的疑问。

乔安娜当时正在拆一个箱子，有人看向窗外，忽然喊道："科扎克医生来了！"乔安娜想，这只能说明一件事，科扎克也被抓了。如果连科扎克都得走，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不能幸免。犹太警察走在队伍的两边，防止他们在剩下的路上脱逃。乔安娜看见科扎克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孩子，好像在跟他们轻声说话，偶尔转过头去鼓励后面的孩子跟上。

科扎克的孤儿院被清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犹太区。希艾娜的哥哥塞缪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冲出了工厂，他先跑到犹太居民委员会办公室，向亚伯拉罕?热普内询问消息是否属实。看起来一向坚强的热普内，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向他承认消息属实。

"您能帮我把希艾娜从乌丝赫拉布拉兹救出来吗？"塞缪尔请求。

"我做不到。"热普内喃喃自语，"昨天，他们把我女儿的好朋友抓走了，我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干女儿，就算是她我也救不了。"

塞缪尔听后转身就走，热普内站起来说："就算希艾娜能救出来，说不定她也不愿走，说不定她宁愿与科扎克和斯黛法，还有其他孩子在一起。"塞缪尔冲出犹太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朝乌丝赫拉布拉兹跑去，但在乌丝赫拉布拉兹附近，他发现米塔街、尼斯卡街、还有一部分赞门霍法街被戒严了。他想混在人群中溜进去，跟着他们一起搭救自己的亲人，但跟在他身后的朋友拉住了他，把他拖回了工厂。

当天晚上，塞缪尔失眠了整夜，只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不停地想着希艾娜。

她在乌丝赫拉布拉兹会怎样？

她在想什么？

她害怕吗？为自己哭了吗？

第二年，塞缪尔参加了犹太区起义。他熬过了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没能拯救自己的妹妹，这件事折磨了他一辈子。

尽管犹太区当时一片混乱，电话还是可以打到雅利安区。两年前安排科扎克出狱的哈利?凯利兹尔打电话给内弗雷，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说他亲眼看到所有人都被带走了。"他们在乌丝赫拉布拉兹，"哈利说，"大概凶多吉少。"内弗雷说："要是还有希望，一定要告诉我们。"

犹太区的尽头，几对新来的党卫军和乌克兰士兵拿着皮鞭、别着手枪、牵着猎犬，在大门口等着孩子们到来。孩子们被推搡着走过大门，穿过雅利安区的电车车道，又走过一道门，来到了一大片开阔的泥地，泥地旁边有一条铁路，这里就是乌丝赫拉布拉兹。烈日当头，成千上万名犹太人早已等在了这里，有的在嚎啕大哭，有的在凄厉尖叫，有的在喃喃祷告。有的一家人挤在一起，身边放着用枕头套或蛇皮袋装在一起的微薄家当，母亲紧抓着孩子的手不放，而老人呆坐在地上。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放松身心的地方，统统一切在德国人的皮鞭和咒骂下无处可藏。

那弘?拉姆巴(Nahum Remba)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在乌丝赫拉布拉兹建了急救站，通过这个急救站解救了不少犹太人。那天，他刚收到消息说科扎克和孤儿院的孩子们正在来这里的路上，科扎克他们就到了。拉姆巴安排他们坐在广场边上的一面矮墙下，不远处就是清空了的医院的后院，院子里满满当当地全是等待上车的犹太人。

那天，不只科扎克的孩子们，拉姆巴要操心的人有很多：4000名青少年和各机构的监护人一同来到了这里。火车24小时要载6000到10000人，但拉姆巴希望，如果他能把科扎克他们一直拖到中午，也许第二天他们就能得救了。在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每24小时都很重要——甚至分秒必争。

拉姆巴把科扎克带到一边，催他一起去犹太居民委员会请他们出手干涉这件事。但这个提议，科扎克根本连考虑都没考虑：孩子们独自留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算多一分钟，他们也会害怕。他冒不起这个险。而且，他不在，孩子们可能会被人带走，他不能把他们置于危险中。

"接着火车就开始装人了，"拉姆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站在一队犹太区警察旁边，他们正在督促人们上车。看着慢慢前进的人群，我心里怦怦直跳，希望拖延计划能够成功。"车厢用氯消毒过，德国人和乌克兰人毫不客气地将人们踢进推进车厢。车厢没有装满，一个又瘦又高的年轻人带着一把小提琴，用一口标准的德语向党卫军的军官请求，让他与母亲同上一辆火车。军官轻蔑地笑了几声，说："这得看你琴拉得怎样了。"年轻人拿出小提琴，演奏了一首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安魂曲》(Requiem)，音乐声飘扬在整个陷入疯狂的广场上。但那个德国人，听厌了他的演奏，让年轻人上了他母亲的车，接着就把车门封上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拉姆巴大失所望。负责乌丝赫拉布拉兹的警察头子施梅林(Schmerling)，下令各孤儿院的人员上车。科扎克让全体孩子起立。

有人说，就在那一刻，有个德国军官穿过人群，把一张纸递给了科扎克。传说纸条是一位犹太福利机构的高官当天早上向盖世太保求来的特赦令，凭这张纸条科扎克可以留下，让孩子独自离开。据说，科扎克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挥挥手就让这个德国人走开了。

拉姆巴回忆，科扎克带领上车的是及时批孩子，斯黛法带领的是第二批孩子。德国人拿着皮鞭催人上车，要是一般混乱的人群早已厉声尖叫起来，但孩子们排成四队，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平静地上了车。"只要我活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拉姆巴写道，"这不是上火车，而是在向这个丧心病狂的统治做无声的抗议……像这样的队伍，人们从未见过。"

科扎克领着孩子们走向火车，所有犹太警察自发地分出一条道路，站在两旁向他立正敬礼。德国人问拉姆巴此人是谁，拉姆巴却突然泪流满面。广场上响起人们此起彼伏的哀号声。科扎克一步一步地走着，高昂着头，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眼睛直视前方，眼神与以往没什么不同，就好像看到了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