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向本书作者大卫 阿特维尔教授表示感谢，这是一本任何想对库切有深度了解的人的必读之书。

库切的大名早已享誉我国文学界，这或许与他于1983年和1999年两次获得布克奖有关。库切所有的小说都已被译成中文，这充分表明他在中国读者中拥有非常独特的地位。

库切出生于南非，现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但是我仍愿意称他为一位南非作家，没有南非的丰富生活经历，他不会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当代南非作家来说，种族隔离政策的存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南非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纳丁 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一直是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用著名的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 图图(Desmond Tutu)的话来说，她在小说中“精湛地描写了在种族隔离制度深渊中挣扎的南非劳苦大众”。戈迪默因此象征了一种道义的力量。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复杂的，受害者也可能是施害者，戈迪默对此也有所警惕。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终结于1993年，第二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领袖曼德拉首次在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选举中当选南非总统，新政府立即提出雄心勃勃的复兴、开发计划。此时，长期以来支持非国大的各国人士对新南非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但是此后的几年，非国大领导层不断爆出贪污腐化的丑闻，社会进步一时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末，南非失业率居高不下，艾滋病泛滥，犯罪率急剧上升，案犯大都逍遥法外。新的“PC”还带来新的有形无形的审查制度，如非国大曾要求南非人权委员会审核库切的代表作《耻》(Disgrace)中的所谓种族歧视问题。

阿特维尔教授生于南非，现任教于英国约克大学。他与库切接触多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编辑库切的《双重视点：论文及访谈》(1992年)。他的及时本专著《J.M.库切：南非和写作策略》(J.M.Coetzee：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1993年)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可以说，阿特维尔教授是最早研究库切的学者之一。

库切是一位自觉意识很强的作者，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对自己的文字往往改了又改，他的每部小说都有十几个版本的草稿，本书就是解读这些书稿的一份精彩总结。

读过库切小说英文原版的人都折服于作者驾驭英语的能力，因此往往看重其小说与英国文学的互文性。但是阿特维尔教授通过书稿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库切与阿非利卡语的内在联系。他让我们看到，即使库切写的是英语，很多地方还是显示出阿非利卡语的句法结构和语序。阿特维尔教授的结论是：英语之于库切，就像法语之于贝克特。从语言上说，库切的身份是飘移的。不懂阿非利卡语的研究者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无疑，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库切的小说。

这部著作给我的启发很多。再举一例，当初读《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时，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库切对俄罗斯这么感兴趣？”本书则告诉我们，库切在1991年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与种族隔离制度即将崩溃的南非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两个国家都为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所困。《彼得堡的大师》于1994年问世，同时库切动笔写《耻》。这一年非国大开始执政。

写到这里，必须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很想看到一部比较戈迪默和库切的著作，这两位南非作家都对人与社会有深刻的洞察(vision)，戈迪默是非国大的一员，她的vision或可翻译成“愿景”，而库切的vision更接近幽暗的现实，要少一些光亮，不能以“愿景”称之。

，作为本书中文版的读者，我要向译者董亮说一声“谢谢”，他流畅的译文确实给我带来了阅读的愉悦。

陆建德

库切的书稿

《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与时间面对面》是一本文学批评性质的传记，其目的是将本书主人公即小说家J.M.库切(约翰 马克斯韦尔 库切)的生活和作品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解读。通过聚焦库切的作者身份，也就是我所说的“用人生来写作”(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他的“写作人生”)，我仅截取了库切生活的一个方面来研究，而库切正是因为这个方面而被公众熟知，他自己也全身心投入其中。这个方面当然不能反映库切人生的全貌，他生活中与创作无关的片段都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

因此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也不佯装成一本“智识传记”。如果我们将所谓的“智识传记”定义为对库切思想发展演变的描述以及这些变化在库切小说以及其他作品中的体现(包括译注、文学评论、学术论文和论集)，那就远远超出了本书所能涵盖的范围。这本书主要是对我解读库切书稿的一个总结。他的手稿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 兰塞姆中心，已向公众开放。

我研究库切书稿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74年，当时我还是名在德班读书的大学生。看过他的处女作《幽暗之地》(Dusklands)之后，我便一发而不可收，持续关注他的作品。他的每部小说我都在不同阶段研究过，或做教学之用，或写过评论文章。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开普敦大学读硕士时，正是他指导了我有关南非文学批评理论的毕业论文，我也开始逐渐对这个作家本人有所了解。随后，在1988年到1990年的三年时间里，我一边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和库切合作完成了《双重视点：论文及访谈》。《双重视点：论文及访谈》可称得上是一本智识性的自传，其中收录了大量库切的学术论文和零星发表的文章，以系列书面访谈为纲领，将其分门别类，统一整合。《双重视点：论文及访谈》问世不久，我又出版了一本文学批评专著—《J.M.库切：南非和写作策略》，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修改而来，谈及了库切当时的六部小说。

20年后的今天，我采取了不同的视角，一反文学批评者以小说成品为研究对象的惯常做法，以退为进，关注作品背后的作家身份构建—它的创作过程和来源，它的独特之处和成功之道。当然，最重要的是研究作者是如何化平凡为神奇，使貌不惊人的素材脱胎换骨成令人过目难忘的小说。

我只有五个礼拜在奥斯汀钻研库切的书稿，其实如果条件允许，这个研究随随便便就可以耗时五个月甚至五年。但这五周的收获足以用震撼来形容，它让我既怀忐忑不安之心又有醍醐灌顶之感。如果不是长期浸淫在库切小说成品的研究中，我是断然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库切的书稿将使学者们数年之内都有事可忙，因为很少有在世的作家能像他这样吸引如此多关注的目光。即使有的话，我估计也是极少数。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素材来对库切进行一次全新的解读，所以趁灵感还在、热情依旧之际去记录下我的研究心得。

奥斯汀之行让人陶醉痴迷，我必须承认自己已然入之过深，也知道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羁绊。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库切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读博，他曾在那儿研究过萨缪尔 贝克特的书稿；80年代，当我在奥斯汀分校求学的时候，在同一个图书馆，我一头扎进那些流淌着南非血液的作家的书稿：奥利弗 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赫尔曼 查尔斯 博斯曼(Herman Charles Bosman)、阿伦 佩顿和罗伊 坎贝尔(罗伊 坎贝尔的半身像至今仍在那里，极其难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让我跟祖国南非紧密相连，尽管这种思乡之情莫可名状也无处安放。

库切也有过同样难以自拔的经历。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一边研究福特 马多克斯 福特(Ford Madox Ford)，一边抽时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研读文本，尤其是威廉 伯切尔(William Burchell)的旅行游记，探寻早期到南非的欧洲探险家留下的足迹。在哈里 兰塞姆中心，我还曾偶遇库切手绘的伯切尔探险地图。环环相套，世事轮回，这本库切的传记融合了我半个世纪的历程，或许在书写库切的同时，我也在审视自己。

我们这位传记主人公写作生涯的某些基本要素现在仍未对研究者开放，比如他最私密的个人信件，虽然也存放在奥斯汀分校，但只有在作家百年之后，后人才能查阅。假若那24小时我依然在世，我怀疑自己是否会去研究这些素材。我无法想象库切离世之后，再去读他那些私人信件能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这将交由其他研究者去做，让他们去发掘库切是如何利用日记来撰写自传体小说，或者去探究那些情书爱信是怎样影响他小说中的人物的。他个人生活的某些细节在其自传小说中略去未提，比如跟菲利帕 贾伯的婚姻、子女的出生和他们的童年生活。这些生活片段在他的书稿中偶有浮现，但大多数时候都无迹可寻。

对于一个以保护自己隐私而著称的人而言，得克萨斯收藏的档案已经相当齐全。除了大量的事务性信函、演讲稿、奖杯奖状、剪报、照片、家传物件和作家自己用过的完整研究资料之外，还包括了从《幽暗之地》到《伊丽莎白 科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期间所有小说和非虚构类作品的草稿。库切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之后，这些草稿主要是电脑打印版本。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所以那些手写稿主要用的就是学校印发的蓝色考试答题册。不难想象，每次他监考完便要去收集那些学生没用完的答题册。

库切在手稿上都仔细地标注了写作日期和修改时间，对希冀于探寻文稿发展脉络的研究者真是件幸事。这些日期标记和归档工作在当时也为他的创作过程提供了便利，使其能在文本间辗转腾挪，收放自如。库切的写作纲要简约粗略。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干净利索地写完初稿，毫不拖沓。他坚持笔耕不辍，如有可能，不会让一日闲过。他一边写作一边寻觅文本的叙事角度，尤其是隐含叙事者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借助别样体裁发出的声音。这个阶段的故事情节是最不稳定的因素，本来先是顺着叙事声音次第展开，但后来又被不断调整改写。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库切小说的构思都是源于文学理论的只言片语，但事实恰恰相反，只有当作品大致成形之后，他才不动声色地引入其他作家(有些是文学理论家，但多数时候是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他会在草稿阶段写下可能用到的标题，但是至于哪个最合适，要到一刻才能拍板定夺。库切有时仅以数字命名他手头的作品(比如“第四部小说”)，直到写作过程中邂逅合适的标题。

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建立在对创作过程有把握和信心的基础上，它以远方目标为指引，坚持克服创作中的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确实存在，而且显而易见，我会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论述)，直到光明浮现，进而映照下一步的写作方向，并为之提供前进的动力。当然，这个过程必定有频繁的修改，对手写稿和打印件一字一笔地校正，在电脑上逐词逐句地重新录入，所以每部作品有12、13、14个版本的草稿都是家常便饭。我充分发挥自己的“后见之明”，在后续的章节中时常称其为一场“写作盛典”，正是在这一点上取得巨大突破，草稿也才逐步呈现出一部小说应有的样子。

尤为有趣的是，库切不伏案写作的时候常随身携带袖珍笔记本。他会在上面简单记下自己的想法，诸如深思熟虑的结果、对文本反复的自我修正以及各色素材。这些内容和答题册上情节更充实的草稿两相比照，互为参考，再加上故事发展方向的不断调整、叙事的不确定因素和作家信心十足时的倚马千言，一部完整的小说才能水到渠成。在库切创作的后期，从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慢人》(Slow Man)开始，电脑取代了纸和笔，体现创作思路的脉络已不如之前那样有迹可循，但是这种写作模式却依然清晰可辨。

2011年之前，库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小说手稿都寄存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以求妥善保管。这些资料向研究者开放，库切及时本传记的作者约翰 卡尼梅耶尔就曾到此反复查阅。从2009年至2011年，库切接受过卡尼梅耶尔的数次采访，让后者有机会浏览他存放在阿德莱德家中的大部分资料。这些最终促成了《库切阿非利卡语传记》(J.M. Coetzee：‘n Geskryfde Lewe)的问世，并由约翰内斯堡的乔纳森 鲍尔出版社发行。英文版本《J.M.库切的写作人生》也由该社组织翻译并同步出版。

卡尼梅耶尔的这本传记可称得上是一座体量宏大的信息宝库，事无巨细地介绍了库切的家族历史、童年生活、教育背景、亲朋密友以及学术生涯，还有跟出版商、当局的文字审查人员和电影制作人的往来交际。这本书因循了传统的传记写作手法，因而也更具实证价值。库切对大部分问询者都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信息源的缺失使得跟他相关的逸闻趣事满天飞。但这些报道都有添油加醋之嫌，所以卡尼梅耶尔的著作很大程度上起了以正视听的作用。卡氏没有过多关注库切的作品，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家的生活上，因此也就无暇顾及那些手稿了。

即使传记作品对它的主人公毫无傲慢苛责之意，所有的作家还是视其为洪水猛兽。传记是现代人将先辈定格在过去的一种做法。里顿 斯特拉齐开创了传记文学的新潮流，他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主人公极尽嘲讽之能事，但最终自食苦果，自己也成了这种风向的受害者。库切对此有先见之明，所以在《夏日》(Summertime)中虚构了一个英国传记作家文森特(一个极富胜利意味的名字)，让他筹划为已经过世的约翰 库切写一本传记。

但当库切正撰写《夏日》的时候，命运又给他安排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棋局—约翰 卡尼梅耶尔以传记作家的身份走进了他的生活。卡氏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像传统传记那样借机颠覆库切以往的成就，而是秉承惺惺相惜的理念，还原历史，记录当下，向库切为南非文学和世界文学所做的贡献表达敬意。此举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库切作品的思想基础植根于欧美的文化中心，同时他的作品又从属于一种地域文学，其经典作品在南非之外鲜为人知。

尽管在合作过程中库切从来没有给卡尼梅耶尔授权(他不会授权任何传记作品)，但库切当时应该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功成名就之后就注定难逃被世人编写传记的命运。无论愿意与否，成功的作家不得不接受传记存在的事实，他们深知这就像感冒头疼一样无可避免。诺贝尔获奖作家尤其如此。就像伊恩 汉密尔顿在《火焰守护者》中指出的，对于传记，有作家试图请人捉刀，有的亲力亲为，有的甚至在自己百年之后还要从另一个世界遥控这件事，所以其结果也往往矛盾复杂，难以预测。《夏日》已经充分表达了库切对于传记的认识和看法，他也刚好用这本自传体小说为正在编写的传记铺垫一个假借口。因此可以说，库切在《夏日》里已先发制人，提前采取措施规避传记可能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库切还是给卡尼梅耶尔提供了周到的关照和帮助，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干涉卡氏阐释的自由。

包括我在内的多数普通读者都对传记作品心驰神往，尤其钟情里面对作家创作过程的洞察剖析，因为这些真知灼见昭示了被我们视若珍宝的小说是如何写就的。20年前，当《J.M.库切：南非和写作策略》出版之际，我在序言中提到我不确定那是对库切作品的礼赞之作抑或曲解之言；当然，我“无限渴望”能是前者。而今天，我又面临同样的困惑。面对库切广为流传的公众读物，我的敬佩之心丝毫不逊当年，但我的欣赏视角却迥异于从前—不再关注小说的现成品，而是聚焦其背后付出的辛勤劳作，探寻作家遭遇暗流浅滩和峰回路转时的率真开明，因为正是这些品质展现了这位当代作家堪称典范的创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