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当下的中国，无论整体还是细部，在各个层次上都在发生剧烈变革，这在中外舆论中，大概没有异议。

这个过程，起码在170年前就已开始。

彼时之中国，体制衰朽，民族孱弱，曾使很多仁人志士痛心疾首。他们挥袂奋起，仗剑离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职志，以近乎狂热的执着，用自己的热血来浇灌这株老树。

苍天不负慷慨之士，他们的热血，终在不同的时期，或此或彼，化作了老树上的点滴新芽。可以说，近世中国一切令人稍感欣慰的进步，都是由志士们的热血所衍化。这一株枝干过于虬结的老树，虽然迄今仍未能复苏，但由于前人的努力，当我辈出场之时，它已具备了更新的所有前提，且距它迎来全盛的那一蜕变时刻，已是愈来愈近！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是先辈们用整个生命，书写了20世纪悲欣交集的变革序曲。

在那一组颇具先贤之风的群像中，有从事政治变革者，亦有从事文艺启蒙者。这两类人，声名最为显赫，事迹广为人知，其所言所行，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复杂而又深远的印记。

但是，还有一类人的命运却很不同，他们与政治家、文艺家们有过同样的抱负，做过同样令人感佩的努力，且做出了堪称历史标高、接近理想境界的业绩。但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足迹乃至其名字，从20世纪下半叶起，却都蒙上了厚厚的尘埃，不可思议地变成了"灰色的一群"。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史更为公允的反思，这群人身上的尘埃被渐渐拂去，引起了当代人的注意。但还很不够——这种有限的关注，与他们曾经的奋斗很不相称。

我这里说的他们，即是指中国现代的民族工商业精英。

他们的"实业建国"之路，是与救亡、启蒙并列的一项事业。实业建国，应该是变革的根本目的，亦即是革命应有的归结点。即使是现代史上突发的战争阻断了他们的奋斗之路，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不应被后人遗忘。

我们现今所做的一切，究其然，都不过是历史的承续。在当下经济的前行中，我们尤其需要榜样，需要经验，需要传统与现代良好的契合，需要圣贤般的献身精神。

这一切，都曾经有人做到过。

在这本书里，我要叙述的，就是20世纪民族实业家的代表人物——卢作孚。

这是一位在民族危难中涌现出的猛士，是一位起自贫民阶层的杰出人物，是一位在中国最早梳理出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思想家，是一位致力于变革社会和匡正人心的实践者。

卢作孚先生所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是现代中国规模较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亦是当时最成功的现代集团企业。他在重庆北碚进行的渐进式改革，是在混乱之中成功辟出的一个新型社会雏形。

他以59岁的生命所创造的业绩，其意义和影响远超出了工商界。从一个有限的时段看，他可能是个失败的尝试者；但若将目光放远一些来审视，他又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成功者。与某些情况正好相反，时间愈久，他身上所累积的赞誉就愈多。作为一个以济世拯民为目标的实业家，他当年的所思与所为，愈来愈成为我们受用不尽的精神遗产。

在当今，通过解读他的生平事迹，最促人思考的，我想应是如下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什么是正确的成功标准？

卢作孚曾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而是盼望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许多人都把这个意义弄不清楚，往往败坏事业，成功自己；自己虽说是成功，社会却失败了。"

可以说，这个真知灼见，穿透历史的迷雾，直接击中了当代许多人的"心魔"。

当瞻望前途稍有迷惘时，不妨可以回首，辨析何为正确的路向。学习前贤的必要性，也恰在于此——曾经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当下的道路，要借鉴昨天是怎样走过来的。

这就是我们重温卢作孚的意义。

1.先贤九霄宛若生

卢作孚出生于1893年4月14日。他出生的这个年份，距清王朝的终结还有18年。

设若置身于历史现场，便不难感知：这是一个慷慨悲歌的年代。

这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创办自强学堂。"自强"这两个字，在外患频生的年代，有着极深刻的警世意义。

这也是个群英迭出的年代。仅仅在这一年出生的中国现代名人，即有、宋庆龄、萧楚女、白崇禧、杨虎城、杨杏佛、梁漱溟、晏阳初、顾颉刚、朱家骅、孙越崎、华彦均等。待到20年后，他们就将与此前此后出生的青年们一道，参与到革故鼎新的潮流中了。

与其说此乃历史的巧合，不如说这是民族自救的必然。这一代人中间的者，不会没来由地、如此凑巧地集合。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当于此时才有可能出现。

检点一下名册，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是一个各富异彩的青年才俊谱系，可谓璨若明星。除了上述的几位之外，声名显赫者还有：陈独秀(1879年生)、鲁迅(1881年生)、宋教仁(1882年生)、邹容(1885年生)、(1887年生)、胡适(1891年生)、(1898年生)……

这是一个产生革命家的年代。当一个古老帝国处在垂死的境地中，它的内部就会有一些力量涌出来，进行自我救赎。

卢作孚本人，也是一位广义的"社会革命家"，不过他所主张的革命方式、革命理念，与众多的政治革命家们有所不同。

他所取的，并不是"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方式，而是"精卫填海"的方式。

正是这个与众不同的取向，使他在现代变革史的人物谱系里，显得非常独特。

孙中山当年曾提出过"改造中国"的口号，至辛亥年间，这个口号便有了实践上的回应。然而，在清政府终结后，中华民国这个"远东及时共和执政"，并未显出国民所期待的全新气象来，正所谓沉疴未尽，新弊又添。其混乱，在某些领域、某些向度上，甚至超过了晚清。尤其是整体上呈现出失序倾向，这一问题，当时的人们已难于忍受。

……

国人在迷茫中，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改造中国"的方式？如何才能做到改造的成本低而收效却较大？

卢作孚在思考中，始显出其思路与普遍潮流的不同。有一次在川南，他请好友恽代英为公众作演讲，恽代英向听众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

卢作孚当场却委婉地提出了另一种理念："炸弹力量小，不足以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这就是他所倡导的另一种社会改造理念。

这是他及时次明晰地表达出这样的理念——反对以激烈破坏的方式推进变革，赞成以局部的变革逐渐影响全局。他认为改良的或曰温和的革命，才是最有效的革命，当然，其推行起来阻力也较大。

他力主革命者要先改造自己，进而推及他人、影响社会。他不主张埋怨他人、苛责社会，"因为他是几千年造成的"，"因为他们都是旧社会的产物"。沉疴千年，骂是骂不走的，故而社会变革的基础步骤，应是"严格训练自己，再帮助他人改变行动"。

卢作孚的这个审视角度，确乎独特，或可能被人指责为懦弱。然从根本性的变革来看，若我辈的嗜好、器量以及思维习惯等等，与那些"恶者"并无区别，那么愤怒与詈骂又有何意义？又如何能避免轮回与重演？

他不相信变革的方式仅有全盘轰毁一途。

变革也不应止于改朝换代。

在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卢作孚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微生物革命"的理念。即：从最基础的局部做起，以渐进式的社会改造活动，形成全新的社会规范与公众道德，渐次达到富民强国。

他的革命理念，更着眼于破坏之后的建设，甚或在破坏之前的先行建设。他坚信，一旦局部的建设有了成效，就会有微生物式的传染效果，逐步扩大其在民众中的影响、以吸引更多的乐于变革者，最终造成全局的更新。

他曾经说：以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不宜单一地为革命而革命，必须要多方面努力创造条件，以资协作。所以还要做造福于人民、使他们看得清、受得着、深信不疑的实际好事，首先是转变社会的不良倾向，那才能将伟大的革命事业贯彻到底。"

他相信：民众的选择是理智务实的。当一个新事物有了成功的示范效应后，旧事物的消亡就将是势所必然。这样，一个旧体制的破坏过程就不再会是惨烈的，民众所承受的变革代价也会降至极低。

孙中山先生1919年在《改造中国之及时步》的演说中称：

我们既要改造中国，须造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像工程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还须远远丢开。

当年的卢作孚，是一个被孙中山唤醒的热血青年，后来他对于"改造中国"的设想，与孙中山先生的理路虽有所不同，然于实践之中，却都是始终在做"打地基"的工作，为建设一个灿烂庄严的中国而倾尽心血。

纵观卢作孚的一生，共进行了三项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试验，即：创建成都通俗教育馆(1924-1925)、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25-1952)，从事北碚乡村建设(1927-1949)。不难看出，这三项，都是从局部和基层做起的"微生物革命"。

他不惮烦劳、细致入微，从别人不屑或不善于做的事情入手——启蒙民众、改良风俗、培育人才，从一个局部起步，创建了彼时全国绝无仅有的模范城镇和一个现代企业集团。

我们还能看出，实践是他的长项，且导引他在流行诸说中不断去伪存真。

他在1930年就清晰地提出："如果革命是一幢完整的事业，便不能把革命和建设截成两段！必需且建设且破坏，而且必需以建设是破坏的前锋，"。在反思了辛亥以来的种种乱局之后，他痛陈："因为向来只在破坏，没有经过建设的训练，于是失败紧跟于成功之后，革命人物循此错路，每不觉悟。"

他以此为思想支点，开始义无反顾地推行他的渐进式的"建设主义"：

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

据学者邓丽兰考证，1933年7月，《申报月刊》开辟"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收录26篇文章，展开了一场中国现代化应取何种主义的大讨论。与此同时，《独立评论》、《大公报》亦开展了一场关于国家统一问题的大讨论。以这两场讨论为背景，卢作孚最终形成了他的"建设现代化国家"之系统理念。

1934年1月29日，卢作孚依据自己认识与实践，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应进行产业、交通、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在文中，他将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范畴，做了清晰划分并详加阐述。

他于此处，重申他的以建设取胜的独特思想，认为唯有现代化的建设，才是根除一切社会痼疾的良方：

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一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换句话说：就是促使中国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现代的社会组织。

他明确反对当时南京政府的武力统一，主张以建设而求趋同。提出"应做一度新的试验，求一种新的方法。这新的方法是从四个运动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一个公共理想，使全国人去要求实现他。政治领袖要如此乃可以言政治领袖，党要如此乃可以言党"。

同年8月1日起，他又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长文《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更详尽地指明了国家通往光明未来的路径，唯有建设：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

卢作孚对此非常执着，此论点在后来曾反复重申。他之理想，是要"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发进步到与先进国家媲美"。

这些见解，即是后来在1975、1977年两次激起国人强烈憧憬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之最初思想源头。

回首来路，毋须讳言，中国很早就实现了摆脱列强欺凌的"自立"，但在"自强"的路上、亦即在国家建设的路上，曾有过太多的失误与挫折。

今天我们重温卢作孚先生的见解，则不能不深感惋惜：假设他的理论不被蒙尘几十年，假设我们早几十年就充分肯定他的思想价值，则可以避免多少不必要的曲折！

其实从1840年以来，吾国的仁人志士们前后相继，革故鼎新，一直延续至今，都可以视为一个不间断的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卢作孚当年的试验，在被迫中断几十年之后，实际已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规模被重启。他的主要理念，在今天所获的赞誉，远比他生前所得到的更多。卢作孚曾从事的社会实践，与近几十年来全民族求新求善的内在驱动，有着一致的指向。

既然如此，那么——曾有过的正确路径，就不应轻易抛弃；曾有过的历史失误，就不应以为再不会重蹈覆辙。汲汲于变革的进取者们，尤不应沾染那种"以往皆误，不值一哂"的狂妄。

昔年在民族危亡之际，卢作孚曾有过痛切的鼓与呼，于很多场合下，表达了对民族弱点的深切焦虑。这位心怀大悲悯的先哲，是抱着诸多未竟之志离去的。

在今日，重塑"改造中国"的方向感，探索并走通当代中国最可取的路向，以沉稳、坚忍和细致之心负起建设之责，才应是我们对先贤最真诚的追慕。

可以这样说：先贤不是神，不是金字招牌，也不该被修饰成"名门望族"式的肤浅偶像。先贤，就是一位在场的裁判，他无时不在严格审视着后来者的所为。

后记：1962年的那一声惊呼

我的本名叫程晓刚，小时候随母姓卢，叫卢晓刚。我的两个弟弟，那时也姓卢。

随母姓，在当时的东北是很罕见的一件事，因为它有悖习俗。不单是同学，就连老师得知此事都会面露诧异。我知道这是母亲的意思，但并不知道她真正的用意所在。

"卢"这个字，简化了以后，看起来没有繁体的"盧"那样稳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的名签(布质学生胸章)上，老师用洒脱的毛笔小楷所写的"卢"。那一撇，如刀锋般锐利，曾深深地刺伤了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因为我的外公是卢作孚。在我由少及长的过程中，卢作孚就是一座山，沉重地压在我和弟弟们以及其他所有卢氏孙辈们的头顶。

我家兄弟三个，从小就随着表兄弟们的叫法，把我们的外公叫作"爷爷"，把外婆叫作"婆婆"。在我家，"爷爷"这个称呼是特定的称谓，"婆婆"也是。说到爷爷和婆婆，不会指别人。

婆婆蒙淑仪是一位家庭妇女，我从呱呱坠地时起就由她抚育，她老人家是我和爷爷卢作孚之间最切近的关联。1953年冬，母亲把婆婆接到长春，从此，婆婆与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兄弟从小就有这么一位慈爱的婆婆。

在我们长春的家中，婆婆有一张单独的床。我记得，她的枕旁总是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灰色封面，书名和内文是竖排的繁体字，很老旧。上小学的我大致认得书名是《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署名"卢作孚"。这本书是1943年爷爷利用少有的数日闲暇，在重庆红岩村的寓所里写下的。

全书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草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24小时不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亲切地经历过，再亲切地写下来，应该有如何沉痛的感觉！

这本书，我小时候翻看过，但不感兴趣。我不喜欢它灰色的封皮，不喜欢书名中的"惨淡"二字，也不喜欢那种民国式的现代汉语，因为它们过于沉重，那些排列得不大整齐的铅印字体和书的装帧也显得太落伍。我知道，那是遥远年代的遗迹。

婆婆常读这本书。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我长成青年，几乎每晚，婆婆在入睡之前都要拿一把放大镜，慢慢地读一页这本小册子，口中喃喃有声。这情景，不单我见过，我的大弟、小弟也都见过，印象至深。它就如一幅版画，一刀一刀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兄弟小的时候偶尔会看到婆婆读这本书的时候悄悄哭泣，却不知道她为什么事而哭。我们要等很多年以后才能体会到那是怎样的一种怀念。

我小的时候曾问过婆婆："是哪个人写的书呀？"

婆婆说："是爷爷。"

四川话里的"爷爷"，发音很亲切，后一个字的音调是挑上去的。她一说，我就明白了，卢作孚就是我的外公。我还知道了，他老人家从前是公司总经理。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他在一个光线黝黯的大房间里办公，处理枯燥的账目。

我那时还不可能预知卢作孚这个名字对我这微不足道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

大概在1962年，我放学后和一群同学去了桂林路新华书店。我买了一本书，依稀记得书名是《中国古代的航海》，作者是张铁生。书的部分，也提到了一点民国时期的航运情况。

我一路走，一路翻书，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卢作孚。书中写道：民族资本家卢作孚，是我国现代航运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为我国的现代航运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很激动，惊呼："这不是我姥爷吗！"同学们闻言，都纷纷围上来看，看清楚"民族资本家"几个字后，都没说什么。

我把书拿回家，给婆婆看。婆婆很感意外，认真读了几遍这一段，又仔细看了看作者的名字，念叨着："张铁生，张铁生"她想不起这个人的来历。多年以后，我查到这位张铁生先生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1950年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当年在香港奉之命，力促爷爷从香港秘密过境回归内地的人就是他。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爷爷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原来爷爷这样了不起！年幼的我一下就掂出了爷爷在历史上的分量，我的家庭原来有这样一个神秘而又辉煌的来历，同时也明白了母亲让我姓卢的缘由。

围着看那本书的同学大概有人回去问了家长，几天之后，班里的同学就传遍了："卢晓刚的姥爷是个大资本家！"在放学路上，在校园里，他们会出其不意地朝我吆喝："大资本家！""资本家"还不够，还要"大"，孩子们的语言暴力，因其无知而更见残忍。我的两个弟弟也有类似的遭遇，然而我们内心从没承认过"大资本家"这个概念的合法性。

1962年的那一声惊呼，让我的命运走入了黑暗。爷爷的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民族的事，他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资本"，更不要说"大资本"了。但是，"大资本家"这个概念确是一头怪兽，吞噬了爷爷，也吞噬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天真烂漫。

报考中学之前，因为不堪压力，母亲让我改姓父姓。两个弟弟晓笛、晓迅后来也改姓父姓。我自己则不敢告诉中学同学我爷爷是谁了。

一切，都让它随风逝去吧

1952年2月的一个深夜，爷爷在重庆的家中含冤去世。那时，我的母亲卢国仪在上海物理化学所工作，已怀了我七个多月。婆婆不敢将此噩耗骤然通知我母亲，约一个多月之后，母亲才偶然从别处得知了消息，悲痛万分，立即从上海赶赴重庆奔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