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古哲的亡命之旅

他坐在椅子上，用双手扶着椅子，嘴唇发乌，眼神呆滞。他抬着头，深呼吸，每一次深呼吸都像在叹气，将空气慢慢地吸进去，再一股脑地吐出来，偶尔还朝着天花板扯动一下本来就颤抖的面部肌肉，似笑非笑。他叫古哲。

24小时前，检查站的监控显示，检查站的士兵在口岸检查过往车辆的时候，一个男子从天而降。他从两米多高的大巴窗户上跳了下来，向检查站的士兵冲了过去。

士兵很快就发现了冲过来的古哲，警戒哨的士兵朝古哲举起了手里的“七九微冲”。

古哲在快要冲到检查士兵面前的时候跪了下去，嘴里喊着“救命”，然后就被移交到了我们单位。

此刻，古哲坐在审讯室里，面色平静。可听到他说及时句话的时候，我就僵在那儿不能动了。他的口音和我老家的方言一模一样，只能是我们县的人。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五十公里以外的方言都是不同的。

令我无话可说的是，他不但和我同县，还和我同时报名入伍，但他政审没有过，所有没去成部队。也就是说，我在县武装部报名入伍或者在县医院做入伍体检的时候，可能见过他，但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我及时次遇到这种情况。缉毒工作十分敏感，我脑子里冒出的及时个念头是自己好不要参与这起案件。

无论是案发前的勾结，还是案发后基于同乡关系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而产生袒护，对一个军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指控，可以轻易地葬送我的职业生涯，或者将我送进监狱。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我的部队来说，最务实的选择就是不要参与。

当我正式说出我不想参与的时候，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在影视作品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当事人都会强烈要求自己参加，以证明自己很“行”。如果当事人要求不参加，就会有很多人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相信你能行的。”毫无疑问，这种无事生非的做法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愚蠢。

所以，关于这件案子，我是结案后看他们的报告以及询问得知的。

要说清古哲的事情，得从2005年说起。

2005年，我辍学入伍。那一年，与我同县的另外一个镇上，有一个待业青年也报名参军。我们在各自的乡政府报名，然后到同一个县城武装部接受体检和政审。

在此之前，我和古哲的命运几乎相同，同样在农村长大，同样接受落后的教育，同样因为对学校失去兴趣而退学，甚至在同一时间报名参军。

命运的玩笑在我不知不觉间发生，政审的时候，我过了，古哲没有过。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在命运上分道扬镳。政审过或者不过，由审查人员审查后决定。而这一审查，决定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命运。

我来到了这个四季如春、风景如画，又遍地、暗藏杀机的地方，这里的美丽与罪恶令我不知道是爱是恨。而古哲参军失败之后，赶上了那个地方的一个时代。

那片到处是山的地方发现了石英矿，很快，商人携带着资本拥入这里。无数石英砂厂拔地而起，给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带来一片生机。

有了石英砂厂就得采矿，而这些公共资源是没有人监管的，所以当地人就去买来炸药，在山上找一个好位置，炸出一个坑来，就是一座石英矿，自己就是矿主。就这么容易。

古哲成为矿主的时候，我正在受训，或苦或累或狼狈，我记不清了，但和当时的古哲比，肯定相差几百个档次。那些没有成为矿主的人，贷款买了货车，去山上拉石英矿的石头，约定一车要给矿主多少钱。古哲只要躺着收钱就行了，只要他会基本的数学，就永远衣食无忧。这期间，他花钱盖了当地及时座三层别墅，并且结了婚。

一个人如果长期无所事事，就想找点儿刺激。古哲的钱来得太容易了，只是买点儿炸药去山上放一炮，后面就只剩数钱了。这样来的钱也容易花出去。我不知道古哲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他确实从县城去往大城市，有了自己的圈子，从唱歌跳舞到嗑药吸毒。从摇头丸到可卡因，再到冰毒、海洛因。开始别人说不会上瘾，他们告诉古哲，有人吸了很多年也没事，古哲信了。当古哲发现自己上瘾的时候，就明白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因为成功戒除海洛因的例子一般只存在于励志故事里。

很快，古哲就没钱了。但他借得到，一夜暴富使他在小县城里有了一些名气，借些钱不难。没过多久，债主们发现他无力偿还，就再也没有人借给他钱了，同时债主们也加快了讨债的步伐。

吸毒的支出和债主讨债的力度迫使古哲做了一个决定，他背着家人卖掉了自己的轿车和石英矿。把父母和妻儿都赶进以前的三间破瓦房之后，古哲在自己的新别墅里撒了一泡尿，按下冲水按钮的那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的一切都被冲走了。他卖了一样能卖的东西。

如果说毒瘾使古哲的一切都无可挽回的话，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变卖一切能变卖的东西，用得到的钱买来，摧残自己。钱挥霍起来很快，还债加吸毒，八十多万块钱一个多月就没有了。

古哲的老婆应该是很绝望的，她觉得自己需要重新选择一次，所以她带着孩子走了。

古哲的母亲应该是很绝望的，她不能抛弃自己的儿子，她没走，但她疯了。

古哲的父亲应该是很绝望的，他也不能抛弃自己的儿子，但他也想走了，他打算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儿子一起上路。

他买来老鼠药，掺在饭菜里，看着古哲和自己那个已经疯掉的老太婆吃下去。他不想看到妻儿离世前的挣扎，所以他出了门，到后山上那个被古哲卖掉的石英矿旁边，上吊自杀了。他没能亲眼见到妻儿离世，但他相信在黄泉路上能等到妻儿。

可古哲和他的母亲并没有死，因为发现及时，被救了回来。事后，古哲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封遗书，父亲上吊前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古哲无数次地想过戒毒，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很快，古哲又收到了一条消息，离家出走的妻子也死了，死在外地的一个出租屋里，孩子去向不明。

多年以后，我回到老家，特地去古哲家那个镇子打听过。人们对古哲一家的评价是：该死的不死，该疯的不疯，该失踪的不失踪。

是的，对这个家庭来说，古哲是罪魁祸首，但这个家里所有人的结局都比他惨。可见所谓恶有恶报，不过是人们在受到侵犯无法自保时的自我安慰而已。

古哲确实不想活了，他说自己想过很多次自杀，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死成。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也可能是因为那个下落不明的孩子，或者因为他内心对死亡的恐惧。不管怎样，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矛盾。毒瘾让他生不如死，但亲情又令他求死不能。

或许也不是亲情，因为没过多久，他的母亲也死了。

古哲就这样在生死边缘徘徊着，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过这座命运的独木桥。这时候，只要有一只手拉他一把或者推他一下，对他来说都是足以改变一生的。

很快，这只手就来了。

王贵，古哲在市区认识的人，也是自始至终给古哲提供的卖家。可以说，他见证了古哲从一个富人变成穷光蛋的整个过程。古哲现在还欠他八万块钱的毒资。

王贵来了之后没有打他。王贵知道，现在的古哲，你就是真把他打骨折也榨不出一分钱来。所以，王贵这次来是和古哲谈生意的。王贵一直在市里贩卖零散货，算是整个贩毒链条上的最末端，就是从贩卖零散货的毒贩子手里买点儿，再通过自己认识的人卖出去。在整个贩毒利益链里，他只能算是吃点儿残羹剩饭而已。

但王贵也赚了一些钱，之后渐渐对现状心生不满。通过关系，王贵认识了云南的一个货主，对方答应给他供货，条件是王贵要派人来边境取货。王贵自己是忙不过来的，他需要帮手。但贩毒这种事，肯定不方便公开招聘。

他非常明白自己圈子里的人是不能信任的。毒贩最了解毒贩，也最不了解毒贩，谁也吃不准谁跟公安有没有关系，说不定哪天自己被抓了，还不知道是谁搞的鬼。王贵放眼四周，就只有古哲最合适：博学瘾君子，缺钱，全家死绝，随时都能举起手机给自己拍一张全家福，用这样的人没有后顾之忧。说白了，哪天不想用他了，直接杀了沉到河里去都没人找他。最重要的，他是眼睁睁看着古哲陷进泥潭里的，没有什么比这更。

这就是王贵最初的算盘。

他们商定的条件是：古哲负责把从边境运往昆明，这是最危险的一段路。货到了昆明，只要不被盯上，运往内地要容易得多，基本不会被查到。

根据的种类和纯度的不同，古哲每次能拿到一到三万块钱的报酬。

于是，古哲如期来到了云南。

王贵联系对方，约定交接货的地点。王贵没多少钱，加上双方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互信，及时次只买了两万块钱的货。

双方的交货地点在云南省盈江县山里的一个小村子后五百米处，那里有一根电线杆，就在电线杆旁交货。古哲按约定找到电线杆，来交货的是一个五十多岁、黑瘦干瘪的中年男人。他先点了钱，然后从腰里抽出一块海洛因交给古哲。

古哲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通条，用力扎了进去，如同很多电影里描述的一样验了一下货。古哲算是有经验的瘾君子，是不是总是能分辨出来的。确认之后双方互相点头。在古哲准备离开的时候，对方把古哲叫住了。他走到古哲面前，递给古哲三颗花生，同时说：“你回去以后可以给你老板试试，觉得好的话可以找我买，价格好谈。”

事情就坏在这三颗花生上，他当然不是来推销农产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