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开情结

五位恩师

杨老说，他和南开的不解的情缘，就是靠着与南开的各位老师的深情厚谊来维持的。他说："他们(南开的老师)不但对我的治学和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他们都已离开人世。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追忆跟他们学习和工作的往事，以此来寄托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在何廉先生之外，杨老经常提起的南开老先生还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和杨石先。为了纪念这五位南开的老先生，也为了使南开的后学们进一步了解包括杨老在内的南开人，我们在这多用一些笔墨。

方显廷先生是浙江宁波人，1903年9月6日出生，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与杨老相似，方显廷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敏。1917年只读了一年中学，就进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幸得厂长资助，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1921年赴美学习，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转纽约大学后获经济学学士，后又在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29年1月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1年后改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经济史教授，从此方显廷先生与何廉先生共主南开经济研究所。何先生善于运筹帷幄，主要负责对外联络、筹集资金等工作；方先生则精于学术，负责教学与科研，二人配合默契，可谓黄金搭配，被世人称之为"何不离方，方不离何"。

1936年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研所的日常所务便主要由方显廷主持。1939年经研所由昆明迁往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内，在方显廷的主持下恢复了研究工作。方显廷重点研究战时的通货膨胀及战后的经济建设问题，先后撰写了《中国工业资本问题》、《战时中国经济研究》、《战后中国工业化》(英文)、《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等经济专著。抗战胜利后，方显廷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首任执行所长。1947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1968年退休后重返教学及时线，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85年3月20日方显廷在日内瓦寓所病逝，享年82岁。

1938年杨老来到贵阳，参加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虽然"何先生还是会长，由方先生主持工作"。当时"经常有从北方来的南开人经过贵阳，方先生每次请客吃饭，都请我和我妻子作陪，对我初从农村出来的妻子总是给帮着脱大衣、穿大衣，礼遇备至。"杨老在协进会工作名义月薪100元，实际由方先生的研究所补助10元。后来，张纯明先生致信方先生，约杨老去重庆行政院工作，月薪200元，方先生认为"不便耽误我的前程，让我去重庆"。几件事情，十分生动、具体地体现出方显廷先生和杨老的质朴而又深厚的师生情谊。杨老在谈到方显廷先生时，无限深情地说：

自1936年至1939年，我有幸有机会与方先生接近。他醉心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学术事业的精神。他为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呕心沥血，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祖国教育事业的精神。他与何先生精诚合作，亲密无间，展示了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宽厚诚挚、温文尔雅，显现了他的旷世的人格魅力。所有这一切，给我以无形的启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所受赐于方先生者，实在无法衡量。

张纯明先生，字镜轩，又名永昭，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1922年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班，1929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对"比较政府"、"比较政党"、"比较宪法"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曾经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学会提供经费，去苏联、德国、法国、英国、瑞士考察。1931年应张伯苓校长的邀请，回国出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期间曾任行政院简任秘书，河南省民政厅厅长。1949年张纯明夫妇迁居香港，后来去台湾，任"行政院"参议、"中央研究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等，还被聘为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67年3月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卸任后一直侨居纽约，1984年7月30日在纽约病逝，享年82岁。

张纯明是何廉的连襟，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是杨老行政学一课的老师。张先生在行政院任秘书时，写信把杨老从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调到重庆行政院。"张先生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有时叫他写讲演词，到处演讲。他找我去，就是叫我替他。他把我安插在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当调查员，调查员共十人，每月工资300～360元，张先生说，杨敬年是学生，只要200元。""我们并不上班，每天是各提一根手杖，到行政院走一遭"。在行政院工作，非常清闲，杨老得以"利用1939年的空闲，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结果以0.9分之差落榜"。这次落榜是由于"一时狂妄"，没有送交论文。

李锐先生1898年生于湖南邵阳(今邵东)，号笔渔。1930年南开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商学院讲师。1934年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36年回国，重回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授。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税务(货物税)署副署长、川康区专卖局局长、直接税署署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长沙解放前夕，李锐辞掉官职去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贵州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大学教授，是四川省政协委员。1978年10月18日病逝，享年80岁。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时，李锐是杨老的财政学一课的老师。杨老回忆："李锐与何廉合著的《财政学》一书讲的是中国的财政，在当时能搜集到这些实际资料，是很不容易的。我投考研究生时，幸亏看了他的书，因为考的全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学财政学时用的是印度学者歇拉斯(Shirras)的英文教本。入学时共考英语、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五门，都是我在大学一年级学的。会计学用英文出题，恰好大学也是用的英文教本。"当时国内的经济学课本基本上是采用欧美的版本，南开坚持自己编写教材，联系中国的经济实际，实属不易，这是南开将经济学"本土化"的例证。

何廉在中央团部任经济处处长时，李锐是兼职秘书。杨老此时从行政院调来任助理秘书，因为该部没有此职务，故一并派为秘书。后来李锐到财政部工作，就把杨老介绍到财政部任荐任秘书，还有南开经研所及时届的同学陶继侃，一直工作了两年。这期问，杨老"经常在办公室看书，准备考留学"，在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的这两年，为考取第八届庚款留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抗战八年，杨老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了三年，给杨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陈序经先生，字怀民，l903年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其父早年在新加坡经商，1909年陈序经随父到新加坡读小学和中学。1919年回国后考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就读。该校为基督教浸信会学校，陈后因不愿入教，于1924年转学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获学士学位后，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辅修社会学。1928年陈序经以论文《现代主权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9年9月再度赴德国留学，1931年继续任教岭南大学，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于当年暑假赴任研究教授，并于次年任研究主任，主持计划研究工作。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成立后，陈序经任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时年35岁，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主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陈序经于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应岭南大学董事会邀请，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陈序经转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l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8月陈序经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l967年2月16日逝世于南开大学，享年64岁。

陈序经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先生和杨老的关系很熟，"陈先生在天津是经研所的研究主任，和我们研究生都进行过个别谈话，又教我们`科学方法论`一课，彼此很熟"。"1948年9月初，我乘船到香港，报纸上有我们归国学生的名字，陈序经先生托他在香港的亲戚来找我，邀我去岭南大学一游。"这是陈先生接任岭南大学校长不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