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揭其要害

在辩论中要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之处，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一是反驳其错误论点，用事实分析，直接证明对方论点的虚假和荒谬；二是反驳其论据，直截了当地揭穿其论据的虚伪性，论点的不正确也就随之暴露出来了；三是反驳论证，通过揭露对方论点和论据之间的逻辑关系错误，最终推翻其论点。

秦孝公想起用商鞅变法，便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变法大计。会上孝公对群臣说：“继承君位，不能忘了巩固政权，这是国君应当遵守的原则；实施法制务必阐明国君的长处，这是臣下应有的品行。我现在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育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非议。所以要大家发表意见一起来想办法。”

商鞅率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他说：“法是为爱护人民而制定的，就是为了办事而形成的。所以高明的人只要以使国家富强，就不死守旧法；只要能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遵循旧礼。”

商鞅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成，却遭到了甘龙和杜挚等人的反对。甘龙说：“不对。我听说，高明的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进行教化，有智之士不变更旧法而治理国家。这样，不费力就会成功，官民相安无事。现在如果不按秦国的旧制办事，改变礼制来教化人民，恐怕天下都会非议君上，愿王明察！”

商鞅立即驳斥甘龙说：“甘龙所说，不过是世俗之言。一般人总是安于旧习惯，迂腐的学者也往往沉溺于所学的学问之中。所以，这两种人做官都固守旧法，是不能和他们讨论旧法之外的事的。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于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个霸主各自的法令也都不同，却都称霸于诸侯。所以高明的人制法，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制于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而无能之辈只会被礼制约束。拘泥于旧礼的人，不足与之谈论国事；客观存在制于旧法的人，不足与之讨论变革。王不必再疑虑了。”

这时，杜挚站起来给甘龙帮腔，说：“我听说，没有万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新器具。还听说有这样的话：‘效法古代没有错，遵循礼制不会出偏差’。请王好好考虑！”

商鞅立即予以反驳：“前代教化人民的方法都不同，哪有什么古法可仿效？历代帝王的礼制都不相重复，又有什么礼可遵循？远古的伏羲、神农时代教育而不惩罚，后来的黄帝、尧、舜就实行惩罚了，但不滥施惩罚，及至周朝的文王、武王，都是各自根据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制礼。显然，礼和法是因时势的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法令要与形势相容，各种兵器、铠甲、器械装备都要便于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王、周武王都不遵循古法，一样地兴盛起来了；夏桀王、殷纣王虽然没有变更旧礼制，却也灭亡了。由此可见，不效法古代的人未必有可非议之处，遵守旧礼的人不足以多加肯定。国君不要再疑虑了！”

商鞅的一阵雄辩，使甘龙和杜挚的守旧论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秦孝公的疑虑打消了，他说：“好，即使天下的人都来议论我，我也不再犹豫了！”至此，才有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围绕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点来进行辩驳的，群臣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之礼不可违”与之针锋相对。这场舌战，商鞅之所以获胜，关键在于他用“古代贤王法”“礼皆可变”的大量事实驳倒了众人，从而赢得了秦孝公的信任，真正是事实胜于雄辩。

●反嘲斥谬，以柔克刚

这一辩论方法就是抓住对方嘲讽的话头，反过来用嘲讽的方法予以反击，使对方处于被嘲弄的尴尬境地。

在一次外贸谈判中，中方代表拒绝了一位红头发的西方外商的无理要求。这家伙恼羞成怒，竟然出口伤人：“代表先生，我看你皮肤发黄，大概是营养不良造成你思维紊乱吧？”中方代表立即反击道：“经理先生，我既不会因为你皮肤是白色的，就说你严重失血，造成你思维紊乱，也不会因为你头发是红色的，就说你吸干了他人的血，造成你头脑发昏。”中方代表用反嘲斥谬法回击了外商的嘲讽，驳斥了对方的强辩，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取喻明理，寓理于喻

在辩论中，把道理寓于比喻中，运用比喻手法说明道理，既可言简意赅地阐述道理，又能理趣浑然、风采夺目。

春秋时代的墨子不但是大学问家，也是一位辩才，说话很富哲理。一日，他的学生子禽问他：“老师，是多说话好，还是少说话好？”

墨子沉思了一下说：“你看，池塘里的青蛙，不分昼夜地呱呱叫，声音又高又亮，可从来没有人注意它们。而鸡棚里的公鸡，平时轻易不叫，只在每天天亮时才叫几声。人们听到它的叫声，就知道天亮了，于是起床做事。这说明人们很注意公鸡的鸣叫声。”子禽会意地点了点头。

●先发制人，步步为营

这一策略就是从辩论一开始便发起攻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在给对方威慑性的攻击之后，一步一步地引诱对方围绕自己的话题展开辩论，在辩论中以充分的事实驳斥对方，使对方陷入艰难境地。

先发制人的情况主要有三种。及时种是在对方“先发”而未发时，你抢在前面，从而使对方措手不及、乱了阵脚，失去心理平衡，从而败北。第二种情况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在对方意料不到的情况下，拿出确凿的证据，向对方发起进攻，直捣要害，使对方没有喘息的余地，只能接受你的观点。第三种情况是预测敌论，先行批驳。预先将对方可能提出的观点进行驳斥，这样既可使旁听者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又可把对方置于被动。

当然，先发制人不是即兴发言，首先一定要知己知彼，有充分的准备方能百发百中。其次，辩论的语言必须句句在理，运用的事实需经反复核对，确凿无误，否则可为对方“后发制人”提供依据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再次，要把握时机，切不可贻误战机。“猛虎一旦犹豫而失去进攻良机，还不如小蜜蜂果敢的一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美上海公报》将要发表前夕，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已达成协议的公报草案不满，说要在上海大闹一番。总理决定去拜访罗杰斯。当来到罗杰斯居住的上海某饭店时发现，安排罗杰斯住的是在13层，而西方人最忌讳13。对满面怒容的罗杰斯说：“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您主持的国务院支持的。几十年来，国务院做了不少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罗杰斯转怒为笑，说：“也很英明。我真佩服你们想出邀请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又说：“有件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笑语，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众人哈哈大笑。走后，罗杰斯的助手问：“怎么办？还找麻烦吗？”罗杰斯摇摇头说：“算了吧。这个人，真是令人倾倒。”

且不说审时度势、先发制人的果断，单说对罗杰斯的一番谈话，就有高度的艺术性。说罗杰斯主持的国务院为中美两国打开大门做了不少工作，明是赞扬，暗是诘难。怎么出尔反尔，不守信义？夸奖美驻日使馆外交官为美乒乓球队访华“开绿灯”很有见地，不仅是对罗杰斯的微讽，并且也是一种批评。

仅轻言几句，打过几个“短球”，就让怒气冲天的罗杰斯安静了下来，冷静面对现实，不得不佩服的英明。

谈及中国的鬼和西方对“13”的避讳，表面是谈中西方风俗，实则谈论的是人的观念思维，劝说罗杰斯放眼看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换换脑筋，不要让敌视中国的观念之“鬼”迷了心窍，逆潮流而动！连罗杰斯的助手也从的谈笑中听出这层意思了，故问罗杰斯“还找麻烦吗？”真可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诱导反问，不攻自破

这种策略就是为肯定自己的观点，诱导性地提问，让对方紧紧围绕自己的论题思考，再以反问的形式肯定自己的观点，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

一次，俄国文艺批评家赫尔岑应邀去参加一个宴会。宴会上不断演奏一些震耳欲聋的所谓流行音乐。赫尔岑实在忍受不住，不得不捂住了耳朵。主人看后惊讶地说：“这可是流行的音乐呀！”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就一定是高尚的吗？”主人也不甘示弱，反驳道：“不高尚的东西怎么会流行呢？”赫尔岑笑了，说道：“那么，流行感冒也是高尚的吗？”主人无话以对。

在具体进行辩论的时候，不同的对象涉及的范围和采用的方法，往往是各种辩论特点兼而有之，应视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临场发挥，才能战胜论敌，获取辩论的胜利。

●由彼及此，步步紧逼

由彼及此法是指由远而近、步步紧逼，直到对方投降认输为止。

某市长收到举报材料，得知某百货商场经理有违法乱纪行为，为挽救这位经理，使其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便去找他谈话。谈话中，这位经理多方辩解，和市长争论起来。于是，市长改变方法，冷静地问道：“假若你家里喂了一条狗，只会偷吃睡懒觉，从不顾家守屋，有时还打烂碗盆，你怎么办？”经理回答：“把它赶出家门。”市长说：“假如你商场有个售货员工作懒惰，态度恶劣，胡乱提价，有时还将商品偷回家去，你怎么办？”经理说：“开除他！”市长说：“假如他的经理知情不报，且与之暗中勾结，倒卖香烟，中饱私囊，你说该怎么办？”经理：“这……”

由彼及此法，往往是欲此先彼、欲实先虚、欲近先远，步步紧逼，最终使对方无路可逃，只好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