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的24小时下午，我来到了中山市孙文西路上的一幢古老的小楼前。中山市前身为1152年设立的香山县，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为了纪念这位首举彻底反封建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帝制”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开拓者，当年4月民国政府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198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山县撤县改市。我走近的这幢充满着岁月痕迹的三层小楼，原为香山县商会旧址，现被改建为一个规模不大，却很有特色的中国首家商业文化博物馆。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解考察孙中山先生有关“实业救国”和一批又一批香山实业家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做出贡献的史料，为撰写我的“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的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中山路》做研究。

当我端详着这幢粉白相间、有着南洋风格的小楼时，脑中呈现出数月来在澳门、珠海、中山(这三个城市历史上都属于香山县)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查阅和收集到的那些历史资料所形成的画面。我在想，这幢楼里又会给我带来些什么呢？

我抬脚跨进了大门——赫然间，五位历史名人迎面站在我的面前。

从左至右，他们分别是著名实业家、当年在中国有“茶王”和“地产大王”之称的徐润，著名实业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唐廷枢，著名实业家、曾以《盛世危言》一书影响了包括孙中山和等在内的一批中国精英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著名实业家、引领中国现代时尚文化风行之先的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中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郭乐。这是五尊真人大小的人物塑像，三位穿清末民初的长袍马褂，两位西装革履，成弧形面对着博物馆的大门，迎接着所有来馆参观的人们。

这五个人的名字以前在看中国近代史时，都有所接触，但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所以了解并不深。这次到中山、珠海、澳门和香港采访考察，以这五位为杰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香山或者说粤籍实业家，形成一个浩荡的梯队从历史中走来，一个一个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影响了一个中国，影响了数个朝代。他们虽然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身世和经历，也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粤籍，二都是商人，所以他们共性的名字叫：粤商。

我突然觉得，有这五位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史上声名煊赫的人物在，这家小小的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商人的“祖庭”了。这五个人，已经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谱系，同时也都是中国“实业救国”以及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

我感觉到，我这一步跨进了从清末到民国，粤商们所走过的那段凝重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又与孙中山先生后来努力想实现的“实业救国计划”前后相连。

孙中山先生自小生活在香山县的翠亨村，父母都是农民，因此他对中国底层劳动大众的苦难有着实际的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力倡发展实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想通过“物畅其流”而强国富民，使民众过上温饱的日子。民生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具特色的思想，而其发展实业的主张则是民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孙中山先生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是为了最终能够谋求国家的富强，从而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所以，孙中山将革命的目的与中国的富强和振兴密切联系起来，多次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教育和交通，“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

其实，实业救国论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20世纪初，宣扬实业救国论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如实业家张謇等，他们和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论”的区别是，张謇是旧阵营的改革者，孙中山是新阵营的革命家，两人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共同关注，都提出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主张。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始终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近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反复探索、解答，给出了多种不同的发展指向，然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民国学者王孝通说：“辛亥革命，其端实启自商人。……民国之造，商人当在首功之列。”

如今谈起近代中国的商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徽商和晋商，在史学界、文学界、出版界充满着关于反映他们的作品，而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迹的粤商却被严重忽视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做出的独特贡献亦仿佛坠入了历史的烟尘之中。有关系统介绍粤商发展史的论著，在广东、在全国、在史学界、在文学界都寥若晨星。

自明清以来，粤商作为继徽商、晋商之后崛起的另一股强大的商业力量，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相始终，承前后，脉络始终未断。

浩瀚的蓝色大海使粤商获得了有别于徽商、晋商成长的经历与精神气质。他们始终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得益于海上贸易，也致力于对外开放。他们的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折射出了中国维新变革的艰难与成就。可以说，粤商的演变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历程。

粤商之所以独树一帜、引人瞩目，还在于他们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传统商人单纯逐利的原始边界。尤其在中国社会进入变局，面临路径选择的时候，他们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以自己的实践为国家民族开拓出新的未来。

我出生于安徽安庆，历史上安庆和徽州这两个城市，是安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安庆是省会，徽州是徽商的故里。“安徽”两个字就是各取自于这两个城市的名字：“安(庆)—徽(州)”。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有着“三进”(相当于北京三个四合院直串起来)的徽商的大宅子里，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徽式大宅子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因此我自小就对徽商充满了兴趣，80年代初就曾到徽州去考察过，收集了很多有关徽商的历史资料。家族祖上也曾为徽商，只是到了我爷爷那一辈就已经破落，以至于父亲变成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城市贫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个残破的高脚桌，比书桌高，比供桌又多了两个大抽斗，印象最深刻的是桌面正中在两个大抽斗之上，并排开着两个窄窄的还用铜皮包着边的长形的孔。我一直不知道这张桌子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听外婆说是家里祖上开店时的钱柜，桌面上那两个窄窄的孔，就是做生意时收款塞铜钱和银元的。后来，我又专门去山西考察过晋商，从太原出发，到过平遥、太谷、祁县，到大同，逛过平遥的老街，进过乔家的大院，先后走了七天。自觉对徽商晋商的历史了解一些，也想写点什么，但一直没有想好主题。

后南下深圳二十多年，一直在报业工作，几十年来虽然已经融入了岭南的生活，但自我的身份认同仍然是一个安徽人，仍然是一个新移民，所写的著作仍然以一个移民的视野居多。

自2008年应邀创作《中山路》一书后，我系统地了解了岭南的历史和文明，也系统地了解了近代岭南人，特别是粤商对中国现代化艰难进程的贡献，可还没有看到能系统地帮助人们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籍。于是就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写一本有关粤商发展的书，并常常在一些聚会里、采访中、讲课时，谈粤商、谈自己对粤商发展的看法。后我又被那庞杂的历史资料的收集、归纳和分析所难住，我想，我只是一个作家，在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匮乏，会不会犯“班门弄斧”的错误？再加上报社工作繁忙，这个想法虽然一直没有放弃，但也只是留在心里。

后来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断鼓励，特别是顾作义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在得知我有这个想法后，几年来不断地鼓励催促我，建议我放下手头的一些工作，集中精力写好此书。2012年底的24小时，我在香港出差，傍晚时分突然接到顾作义先生的电话，他说当前中国正处在新三十年改革之际，归纳、研究、总结粤商的发展史，表现这个群体实现“中国现代化之梦”的历程，无论是对现实和历史都有着重大意义。他鼓励我应该克服困难，挑起重任，尽快上马。

于是，我就这样被“架”上了马，从2013年1月4日北上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一个粤商发展的学术研究会开始，整整写了三年，这是我报告文学创作中写作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如今一本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是非成败，自有读者评说。

来广东二十多年，写了二十多本书，出了十三卷的文集，自觉已经是融入岭南的一位作家，终于有一本记载着广东粤商历史发展的书，放在历史的书架上。

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