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分九章。

及时章为“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关于持久战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章是全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包括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等核心概念的用于分析经济增长绩效的框架。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将不同经济体分为四类——革新型发展中经济体、革新型发达经济体、僵化型发展中经济体和僵化型发达经济体。每一种类型的经济体在长期增长绩效方面的差异，既取决于是否仍具有后发优势，也取决于决定后发优势能否得以实现的体制可改革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了政治—经济生态，以解释经济的短期绩效。基于该框架，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下行的经济体而言，存在经济反转、长期停滞和持久战三种前景，分别对应于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的不同组合。中国是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欠佳的组合，其经济前景是持久战。

此外，本章还重点讨论了体制可改革性、经济生态与经济污染。我们认为，体制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它是改革动力和改革阻力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阻力主要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束缚；在改革动力中，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能够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是最活跃、具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家又有领袖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前者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他们负责为一般政治家的制度创新或改革实践创造一个适宜的宏观环境，引领制度创新。后者是制度创新的实践主体。政治家能否涌现并发挥作用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的政治生态。在经济生态和经济污染部分，我们根据熊彼特的“循环流转—经济发展”框架，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经济生态——“循环流转”需要的经济生态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生态，并识别了四类主要的经济污染：货币病、债务病、泡沫病和利润病。

第二章为“崩溃论、反转论与持久战”。本章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两种错误论调——经济崩溃论和经济反转论，指出了这两种认识的危害性。并且，基于已经提出的分析框架，从中国所拥有的三个优势——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大国优势——出发，反驳了崩溃论和反转论，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是持久战。

以上两章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后面七章回答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考虑到持久战认识层面的内涵——短期严峻和长期向好——是矛盾的，基于及时章的“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框架，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有实现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转化的战略战术。二是要优化政治—经济生态，特别是经济生态。三是要进一步增强体制可改革性并推动改革。这便是第三章至第九章的主要任务。

第三章为“阶段论、歼灭战、速决战”。本章讨论的是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解决的是如何实现从短期严峻到长期向好的转化，实现持久战的矛盾统一。阶段论是持久战的关键，其内涵为阶段划分、区别对待，短期换长期，速度换效益。“十三五”期间，增速阶段论意味着“前低后高”——以65%为基准，前期或调整阶段的战略性增速目标可以甚至应该低于65%，后期或恢复阶段的战略性增速目标高于65%——并以此实现以空间换时间，以短期换长期的目的。

本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成功实施增速阶段论的历史经验，并逐一反驳了反对阶段论的六大认识误区，即基数大、增速低，陷入日本式L型增长，稳增长就是防风险，“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短期增速目标引导预期，以及“初战必胜”。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歼灭战和速决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在战术上坚持对经济污染的歼灭和对引发经济污染的各种因素或环节的速决，才能达成战略持久的目的。关于歼灭战，主要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集中力量；二是以彻底治理经济污染、实质性推进改革，而不以维持较高的短期增速为主要目标。

第四章为“调整与调控”。本章讨论的是如何治理经济污染，修复经济生态，特别是循环流转所需要的经济生态。我们认为，优化循环流转意义上的经济生态，需要调整与调控的结合。其中，调整是指“退且要退够”，是治理经济污染的主要手段；调控是指宏观调控，是调整的辅助，目的是避免调整可能带来的恶性循环。两者统一于阶段论。一方面，调整体现阶段论，坚持增速阶段论就必须实施调整，若不坚持阶段论就无法获得调整所必需的增速空间。另一方面，调控适应阶段论，要以坚持增速阶段论为前提，避免调控力度过大。

本章首先比较了“新动能—旧动能”和“循环流转—经济发展”两类分析框架，并将后者作为分析的主要框架；讨论了改革、调整与调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混淆改革与调整的潜在危害；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成功调整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调整方向与调控取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重点讨论了清理僵尸企业和去产能这两类调整，以解决利润病和货币病。，分别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讨论了调整阶段的调控政策。此外，考虑到调控政策可行性及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配套，在调控部分还讨论了宏观审慎政策。

第五章为“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本章是第四章的延续，讨论如何治理债务病和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以修复及维护循环流转所需要的经济生态。首先，论述了防范和应对大规模金融风险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反对消极防御，坚持积极防御——主动防御、攻势防御和防御。其次，明确了防范和应对大规模金融风险的三大歼灭战——去杠杆、整顿金融秩序和提升监管能力。在对金融风险的具体处置中，要高筑墙、广积粮和稳释放。

第六章为“政治家与体制可改革性”。在后发优势客观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较大的风险就是不改革甚至改革往回走，是体制可改革性的丧失。为此，本章讨论如何增强或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首先，梳理了中国体制可改革性的演变脉络，根据其变化趋势将1977—201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7—1978年、1979—2003年和2004—2012年，并分析了各个阶段体制可改革性变化的驱动因素。其次，分析了中国增强及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有利条件。，从营造有利于政治家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生态，增强社会流动性，实施合理的改革战略等方面提出增强中国经济体制可改革性的建议。

第七章为“企业家与创新导向型改革”。本章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改革，修复和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生态，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首先，从创新视角——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规模意义上的企业结构、所有制意义上的企业结构——讨论经济结构，概括了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三个内核：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即有利于企业家才能、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配置到生产性活动的社会报酬结构；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即创新型小企业具有能够成长为大企业的空间和能力；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及国有资本的存在并不显著影响竞争中立性。其次，根据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和政策建议。一是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和去资产泡沫，重塑社会报酬结构，避免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二是通过反垄断和便利创业来增强企业的纵向流动性。三是通过去除国企政策性负担、实施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

第八章为“有效政府与有为干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和干部，本章讨论的便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首先，从范围和强度两个方面来界定有效政府，并基于战略上坚持持久战视角，从治理政治—经济生态、发挥后发优势并推动创新或产业转型升级，维持乃至增强体制可改革性等三个方面讨论了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其次，从政府间治理结构，即央地关系、中央与中央部委关系、地方竞争与合作等方面讨论如何构建有效政府。，强调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强调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说服干部，实现政商关系由“亲浊”向“亲清”的转变，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等方面激励有为干部更好地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第九章为“全球化与持久战”。本章将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由国内视角拓展至国际视角，讨论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施持久战。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全球化对于后发优势释放和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积极作用，建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便更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其次，识别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面临全球化背景的四大趋势性变化及挑战：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阴影的干扰；发达经济体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制造业化；对全球化的不满正在不断增加。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行中国自身的“再制造业化”，加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与“南南合作”，拓展全球增长空间。

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上，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但怎么看待和应对这些问题却是有大学问的，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从贫困走向富裕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不仅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这就是持久战的逻辑！这就是持久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