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投资冲动怪圈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应着重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同样的，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要不断提高。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投资冲动怪圈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应着重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同样的，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要不断提高。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提高质量，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宏观调控：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宏观调控就这样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使用，造成经济大升大降、大起大落，陷入投资怪圈。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不住，结构调整也无法进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加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遗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及时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合。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粮食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使用货币进行，过去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通畅。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是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加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比如钱荒的问题就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市场，政府不管它，它就发展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多。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及时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及时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的价格一定是根据市场规律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及时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纵，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以后取消，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改革农村体制，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及时，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第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第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及时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工作，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老婆孩子带走，这就变成了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于是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叫这一类打工者为“鼠族”。

2012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较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从3.1∶1变为1.9∶1。

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积极性大增。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及时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有了房租收入。因为有了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祝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我们前文也分析过这20%的增加是怎么来的。那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更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及时，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用方必须有对等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用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方，谈判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和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方，采购商是强势方，有定价权。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能抗衡采购商。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不平等。农民的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提供学习环境，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性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及时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年纪很大，甚至有七八十岁的。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转移了财产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有可能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做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有三个条件：及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城镇化：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较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于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20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40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失，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或者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5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如前文所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较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 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及时，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利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及时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二是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战”之后。

它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比国库券收益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