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海疆失防的年代

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2012年7月27日，第3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英国伦敦揭幕。开幕式上的助兴演出以艺术的形式向全世界呈现英国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观。当由演员饰演的19世纪初叶英国杰出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高声吟诵着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时，开幕式场地上顿时开始上演一幕幕恍如梦幻般的景象：英伦三岛上原本带着田园牧歌情调的农地片片消失，一座座烟囱拔地而起，蒸汽机开始阵阵轰鸣，火红的铁水浇铸出了各种工业构件，英国人迈开步伐走向全世界。这一幕恰是对18世纪末从英国发端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走入近代化(The Modern Theory，又译为现代化)的工业革命的精彩凝练展现。只不过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一人类生产力、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在其发生时并不总是伴随着这般曼妙的诗意，很多时候与之相伴的是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痛楚以及在这种大变革中发生的各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故事。

1776年，英国工程师瓦特成功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及时台实用型蒸汽机，人类及时次能够操控一种机器之力。由高压蒸汽和钢铁机械共同作用产生的澎湃动力犹如揭开了以机器力代替自然力的魔盒，各种连锁反应不断发生，影响遍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蒸汽动力火车、蒸汽动力机床、机器采矿、有线电报、蒸汽动力的发电机、电灯等各类革命性的发明层出不穷。而以蒸汽动力取代帆桨动力的蒸汽轮船(Steam Ship)的出现，更是标志着人类对机器之力的运用攀上了云端。作为工业革命孕育和兴起之地的西方世界，伴随着自身生产力的不断膨胀，对探索地球上更多的未知地域，开辟更多的未知市场，攫取更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航海科技、军事科技的飞跃，更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此后西方的崛起之路日益变成了一种凭借其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先发优势而不断掠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残酷模式。

及时章海疆失防的年代地处在被西方世界称作“Far East”(远东)的中国，远离喧闹的工业革命和近代化变革的中心，沿袭着亘久不变的生活模式，犹如身在世外桃源。对近代化——这场人类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局，中国则是以一种极为痛苦和屈辱的方式而被动感知的，当近代化来袭，传统的中华天朝大国手足无措，几乎一夜之间从文化制高点被生生拽下，变成了西方列强眼中可以任意欺凌、掠夺的未开化国家。细算近代化和工业革命的种种成果投在中国人眼里的印象，最初具代表性和最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就是前所未见的蒸汽动力军舰。及时艘到达中国的蒸汽轮船是1835年出现在广东海域的英国船“渣甸”(Jardine)。但直到及时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这种蒸汽动力船舶在中国并未被引起广泛的注意。

1840年，因不满清政府扣押英国鸦片商及货物和禁止开展其他商业贸易的举措，英国发动了及时次鸦片战争，试图以武力逼迫中国清王朝就范，借此维护和拓展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挟近代化工业文明而来的英军和处在中世纪状态的中国军队的较量，结果可以想见。在英国海军尚没有投入其主力的一级、二级战舰的情况下，仅仅使用一些辅助性的军舰，就让武备松弛的清王朝沿海烽火四起，应对失据。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海军以舰上封闭炮甲板(Gun Deck)的层数以及火炮的装备的数量来区分风帆动力军舰的等级。其中一级军舰指有3至4层封闭炮甲板、装备100门以上火炮的军舰，二级则是指拥有3层封闭炮甲板、装备98门火炮的军舰。

及时次鸦片战争初起时，英国侵华舰队中的风帆战舰和开花大炮虽然引起了当时中国人的注意，不过此种坚船利炮在本质上和中国水师的战船和火炮并无根本区别，只不过是英军的战船舰体规模更大，设计更为科学，建造更为精良、坚固，火炮的材质更佳，射击科学更完善，炮弹的破坏力更猛烈而已，尚没有带给当时的中国人以无法企及的绝望性的思想冲击。而在英军侵华舰队的队伍中，就近从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调集来华的大批铁壳和木壳的蒸汽明轮军舰，才是真正引起了当时中国人惊讶及至震惊的武器。现存于颐和园的一艘清末明轮小艇“永和”号，在照片上可以看到船两侧的轮叶以及安装在船体中部的锅炉、烟囱等设施。这艘小艇的相貌与蒸汽轮船刚问世时的样子相去不远。

蒸汽明轮军舰是带有武装的蒸汽明轮船。所谓蒸汽明轮船，是人类采用蒸汽机作为驱动力来源后创造的及时种新式船舶，因为驱动船舶前进的轮叶会有很大部分露出在水面之上，能被人直接看到，所以得名明轮(后来出现的安装于船舶水下的驱动轮叶——螺旋桨则对应被称作“暗轮”)。明轮船早期的动力推进模式，是由蒸汽机通过传动轴驱动安装在船只左右两舷外的犹如水车一般的大明轮划水(也有在舰船的尾部安装尾部明轮的样式)，以此带动船舶行进。

和任何新生事物在成长期的情况一样，蒸汽明轮船问世后也经历了一段青涩的不成熟阶段。当时受蒸汽机本身的性较差、操作者的使用经验普遍不足以及蒸汽机功率不高所带来的航速较慢等问题的制约，蒸汽明轮船主要作为民用。英国海军在1823年尝试性地装备此种时髦船只时，也只不过是看中其不用依赖自然风力的独特机动能力，采用这种蒸汽轮船充当拖船而已。其后随着蒸汽机技术的不断完善，蒸汽轮船逐渐得到西方海军的接受，安装有火炮的蒸汽明轮军舰应运而生，但此时仍然存在着明轮占据了军舰两侧的大量空间，使得舰上无法多装火炮等缺陷，“轮周占地甚广，炮不能多列，轮轴及汽机高出水线之上，易为敌炮击毁”，在及时次鸦片战争侵华的英国舰队中，此类新式军舰开始也仅仅是充当辅助角色。

起初，中国官员对蒸汽明轮军舰的印象也与此相差不远。

钦差大臣林则徐可能觉察到了这种军舰外在的驱动方式和中国宋朝时出现的“以轮激水，其行如飞”的车轮舟相仿佛，称这种西方军舰为“车轮船”，描述和评价其“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此项夷船，前曾到过粤洋，专为巡风送信”。直隶总督琦善在1840年8月17日的奏片中则称之为“火焰船”，并注意到了这种船只不依靠风力和潮水便能航行的特性，不过对其动力产生的原理的理解不着边际，“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撤去风斗，轮即停止。系引导兵船，投递文书等项所用”。总体上，此时目睹和听闻西洋蒸汽明轮军舰的中国官员们，只是对这种船只的航行方式感到好奇，大都还并不认为这种古怪的船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战斗力，直到1841年初的虎门之战爆发。

英国《伦敦新闻画报》铜版画：及时次鸦片战争中在广州和中国水师战船作战的“复仇女神”号蒸汽明轮炮舰。1841年1、2月间，英国侵华舰队向广州虎门的清军炮台发起连续进攻，英军舰队中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名为“复仇女神”(Nemesis)的蒸汽明轮炮舰(全长约56米，装备2门32磅炮，4门6磅炮)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作战能力。(它不用依赖自然风力便可以航行，在水面上纵横往来，行动自如，还能在风力或风向不利时拖曳着风帆战舰和登陆用的舢板行进，而且凭着其灵活的机动能力可以深入到港汊、小河流等帆船难以顺畅活动的遮蔽水域作战。在虎门之战中，仅仅“复仇女神”号一艘蒸汽动力军舰竟然就击沉和摧毁了多达数十艘中国水师的战船、舢板和火攻船等船只，数量上几乎相当于消灭了当时中国绿营水师一个营级规模的单位。 “复仇女神”号和参战的其他东印度公司蒸汽明轮炮舰配合英军舰只协同陆军作战，在广州附近给中国的水师和炮台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绿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也在恶战中不幸牺牲殉国，这种沉痛的打击无情地宣告了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水师在西式近代化的海军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万里海疆面对西方已经处在事实上的失防状态。

军事不如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武器装备的不如人。遭遇惨败后，中国一些官绅对英国人的蒸汽明轮军舰开始加以特别注意，“其小兵船火轮船，更不过数尺之水，即足以资浮送，行捷如飞，路径循熟，随处窜越”。甚至当时已经有中国人萌发了要仿制这种新式军舰来抵御英军的念头，希望以此来消除中、英水上武装间在武器方面的悬殊差距。蒸汽动力军舰使得近代中国人及时次认识到并承认在某些方面技不如西人，也成为近代中国人接触工业革命和近代化的最早门径。

1841年，被黜的原钦差大臣林则徐建议建造一种用人力驱动的车轮船，“前后各舱装车轮二辆，每轮六齿，齿与船底相平，车心二角，车舱长三尺，船内二人齐肩，把条用力，攀转则齿轮激水，其走如飞，或用脚踏转，如车水一般”。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广东筹防，实际曾购买过类似蒸汽动力舢板的小型蒸汽船，与真正的蒸汽动力军舰相差尚远，不过这一难得的蒸汽动力船只的获取经验，可能是1840年林则徐上奏道光帝，请求取粤海关关税的十分之一用于制炮造船的动因之一。1842年，两江总督牛鉴在向清廷汇报所辖地区的海防筹办情况时，提及两江已经建造了一批特殊的船只，从描述看，可能与林则徐所述的水轮船类似，“招巧匠制水轮船四只，上安炮位，捷速行驶”。这些车轮船、水轮船其推动船舶航进的形式明显是想要模仿西方的蒸汽明轮船，但都是以人力来转动明轮，和名字上只有一字之差的火轮船实际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不过却流露出了当时普遍抱着天朝上国心态的中国人中已经有人对自身相较于西方的军事技术落后有了无奈的默认，以及想要通过探索和学会西方的“淫巧奇技”来改变这种差距的决心。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及时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面对传统的海防力量在英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的惨痛现实，清政府被迫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勒索条件，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虽然之后直到1852年出版的清末思想家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一书中，还收录有《火轮船图说》《火轮船说》等两篇直接关于蒸汽明轮船构造和建造方法的文章，显示着部分中国人对研究和学会西洋利器的浓厚兴趣，但这些正如魏源在书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大范围的关注和响应一样，随着及时次鸦片战争成为过去，由西方入侵造成的国防危机被淡忘，而由这种危机引生的对蒸汽军舰的关注也渐渐被淡忘和漠视。尽管有包括林则徐、魏源等在内的一批先进官员、知识分子仍然在努力奔走呼吁，但最终的局面是就连鸦片战争中一些省份所尝试进行过的建造水轮船的活动也都销声匿迹了。

由于传统守旧势力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过于强大，且自身迷失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自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缺陷，清末中国的几乎每一次新变革的发生，往往都是因为外部或内部力量造成了突发的难以应对的政权生存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而不得已地被迫为之。在形式上，多是通过谋求一两件器物层面的变革，来捍卫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以至社会生活方式和王朝统治，并触碰不到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而一旦这种生存危机变得不是那么紧迫，那么整个社会便会故态复萌，变革又归于沉寂，变革者则成为了不受关注者，甚至成为对此前的变革心怀不满的传统势力群起攻讦的孤独者和殉道者。

二、“救时之及时要务”

19世纪50年代，欧洲国家蒸汽动力船只的技术发展迅猛，安装于船舶尾部水下的暗轮开始取代笨重的明轮，使得蒸汽船的机动性能跃上了新的层次。原本在海军中充当辅助、配角的蒸汽动力军舰，也随着蒸汽动力技术的逐渐成熟，终于开始撼动由风帆战舰占据的海军主力舰宝座。到了这个年代的末期，法国和英国相继建成了装备蒸汽动力，外裹钢铁装甲的新式主力舰——蒸汽动力铁甲舰，开启了世界海军史上的全新时代。在民用领域里，蒸汽轮船以其越来越突出的航速、续航力、机动性、载重力优势也开始大行其道，逐渐取代风帆船只，这一时代来往中国沿海口岸的西方船只中，蒸汽船的身影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这一时期的中国，则又坐困到了一场新的内忧外患之中。

因不满清政府的残酷统治，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起义随后演变扩大成席卷湖南、湖北、江苏等多省的滔天洪水，清政府传统的八旗、绿营军队在起义军面前溃不成军，进而触发了清王朝不得已而起用汉族官吏、士绅组织地方性的勇营军队以镇压太平军的重大军制、政治变革。就在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事正酣的1856年，因悬挂英国船旗的商船“亚罗”号涉嫌海盗行为在广州被中国地方政府缉查，以及在华传教的法国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在云南被中国人杀害，英、法两国认为清政府不遵守乃至挑战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规则，联手兴师问罪，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英法联军舰队横海而来，面对已经以大批先进蒸汽动力军舰为主力的联军舰队，仍然以古老的帆桨战船为主要舰船的中国水师再度不堪一击。英法联军先是攻陷华南重镇广州，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继而两度攻破京畿门户大沽，直至占领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劫掠圆明园，酿成了清王朝建国以来前所未遇的都城被外国军队攻占的惊天巨变和奇耻大辱。

也就在这种纷乱的大变局里，由于治安不靖、战事不利等现实问题的逼迫，原本在及时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被搁置甚至遗忘的蒸汽动力军舰问题在中国官绅中又开始被人不断提起。，这种西式军舰突出的战斗能力和对军事的巨大价值，在中国政府高层也终于成为了热点话题，尤其在一些担当具体作战军务的封疆大吏眼中，更是成为想要尽快获得的克敌利器，巨大的变革跟随在巨大的政权生存危机后而快速出现。

在俄国、美国的所谓居中调停下，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和法国分别签署《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的关注重心集中到如何从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问题上。也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清军用以围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挥师攻入富庶的江南地区，直接威胁到了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等城市，不仅是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命脉因此告急，列强在华的利益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停留在中国尚未撤离的英法联军以及调停中国和英、法矛盾的俄国、美国都开始积极参与到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活动中。

当年秋天，俄国驻华公使尼古拉 巴甫洛维奇 伊格纳提耶夫(Nikolay Pavlovich Ignatyev)向恭亲王奕提出了有关俄罗斯愿意向清政府提供西式军械帮助攻剿太平军等的建议，清政府遂谕令相关的重臣就此议题进行讨论。当时在及时线主持对太平军作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复奏最为引人注目，其中不仅围绕迫切的“借夷剿贼”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尤其重要的是曾国藩还眼界高远地提出了关于未来中国自强之计的设想，即“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将掌握西式火炮和蒸汽轮船作为中国的求强之道。《这一意见与及时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密奏道光帝时提出“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的自强方略实际上如出一辙，但是林则徐略带有激将语气的提议在当时被道光帝评价为“一片胡言”，易时而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曾国藩提出的观点相同的意见却引起了清王朝的高度重视。但从林则徐提议的1840年算起，中国伫立在获取西方蒸汽动力军舰的近代化事业门前，已然白白浪费了二十年宝贵的光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于1861年1月20日在中央设立了首个专门处理和外国交往事务的洋务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奕出任总理大臣。新设的总理衙门在成立后的第二天就上奏提出了举办洋务事业的计划，具体内容正是围绕曾国藩此前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一事展开，建议朝廷采取直接向外国雇佣、购买的模式，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薛焕采取“仿照其式”“雇佣其船”等办法获取西洋新式军舰，所需的经费从各通商口岸的海关关税中酌量提取，最直接的目的则是想要运用这批军舰充实清军战力，尽快规复被太平军占领的南京。此议当即获得允准，清政府获取西方蒸汽动力军舰的时代大幕就此缓缓开启，而获取蒸汽动力军舰事实上也成为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

在当时，关于如何才能买到西方蒸汽动力军舰，以及应该购买怎样的西方蒸汽动力军舰，买成之后又当怎么使用这种军舰等问题，包括总理衙门在内的清政府高层茫然，因为于此事务全然没有任何经验可言，清政府中枢便放手让地方设法。在1861年的实际操作中，相继又出现了三种源出不同的购买西方蒸汽动力军舰的声音。

首先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薛焕。1861年初，总理衙门在议复曾国藩上奏的关于“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意见时，向清廷建议干脆直接由该意见的提出者，同时也是在对太平天国作战及时线的军事指挥者曾国藩和江苏巡抚薛焕“斟酌试行”，遂获得允准，具体则是由江苏巡抚薛焕和布政使吴熙等着手筹办。当时江苏辖境内的上海曾在1856年时由地方殷商捐资，成功购买过名为“孔夫子”“普鲁”的两艘在华的外国蒸汽明轮船，在船上加装武备改为炮艇，交由上海船捐捕盗局使用，雇佣外籍船员驾驶，在缉捕水上盗匪等工作中颇为奏效，后来又被洋枪队借用去对太平军作战，是当时中国难得的成功购买和装备、使用蒸汽动力军舰的经验。得到清政府对总理衙门意见的批准后，就在当年，富有外购军舰经验的江苏省即传出了委托西方人前往美国购买蒸汽动力军舰的消息。

第二个解决办法来自法国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和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考虑，即积极表示愿意在军事技术等领域给予清政府支援。当得知了清政府有意向西方购买蒸汽动力军舰后，法国方面在1861年通过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的崇厚向清廷建策，希望获得帮助中国练兵、制器和购买蒸汽动力军舰的权利。

第三种解决之道则来自英国方面。1861年，当时年仅26岁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得知清政府对蒸汽动力军舰的兴趣后，本着拓展英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考虑，开始影响他的顶头上司——和他一样年轻的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提议借用中国海关在英国的关系渠道，帮助清政府从英国直接购买、订造蒸汽动力军舰，并且还拟定了怎样从中国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中提取购舰款项以及军舰购成到来后如何配备舰员等非常具体的显得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最终，赫德的提议引发了总理衙门的浓厚兴趣，总理衙门遂上奏力排众议，先是否决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提交的法国代购蒸汽动力军舰方案，继而又自食其言，否决了曾经由总理衙门自己提出的委托曾国藩、薛焕等江苏地方大员设法筹办的方案，经奏请清廷获准，委派赫德调度海关资源代为从英国购舰，将购买西方军舰的大权从地方大员处收揽到了清中央政府的手里。在此购舰计划中，购舰的具体事务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病假的与恭亲王同龄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就近操办，购舰所需的经费则采用之前总理衙门上奏由曾国藩、薛焕等地方大员筹办军舰时提出的老办法，即从各通商口岸的海关关税中酌量提取。

1861年总理衙门奏准由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薛焕提用海关经费办理蒸汽动力军舰后，两江的地方官员即动手投入实施。经在江南一带与太平军作战的洋枪队统领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提议，薛焕与江苏布政使吴熙、地方殷商杨坊(华尔的岳父)等商议，决定委托华尔的弟弟亨利 华尔(Henry Gamaliel Ward)前往欧洲和美国考察，帮助寻访蒸汽动力军舰等新式兵器的行情。亨利 华尔回国经过调查，向江苏地方官员提交了以40万两银价格订造一大四小共五艘军舰的方案，未待江苏方面作出明确授权，行事急躁的华尔自行在美国通过与江苏地方政府多有贸易往来的宝顺洋行、汇丰洋行(或为兆丰洋行)获得27万两信用融资，向船厂缴付了首付款，先订造了三艘蒸汽动力军舰，分别命名为“大清”(Dai Ching)、“江苏”(Kiang Soo)和“浙江”(Chi Kiang)，其推进形式为新式的螺旋桨暗轮，其舰型主要是炮艇(Gunboat)。

总理衙门以赫德代购英制军舰的方案取代了由两江筹办军舰的计划时，获悉江苏地方已经在开展赴美购舰活动，对此大为不满，认为会影响赫德的代购舰行动，屡次申令江苏地方要求终止，则命令不准动用公家款项，不得影响对赫德购舰经费的供应保障。总理衙门经奏准由赫德代购军舰后，向相关省份要求提拨海关经费充作购舰款，对此两广总督劳崇光在致总理衙门的公文中透露了隐约的不满情绪，认为既然江苏省已经着手在美国购舰，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再委托英人，“向来外国制造船炮等件，讲究皆精致，不惜工本，无论何国制造，均属可用，不必定在英国购买”。

江苏方面则不愿停止业已开始的购舰行动，为筹措购舰经费，无奈之下谋划出由上海的钱业商(指钱庄、票号等)捐资购舰的方案，以每一千两交易中认捐二钱五分银的方式，设法逐渐筹集40万两购舰款交付给亨利 华尔。然而这一计划明显缓不济急，“美国宝顺等行，因上海归垫之款，不能迅速，于二十七万两之外不允续汇。船厂急待找付价值，始可完工，索取找款银十三万两甚急”，亨利 华尔因无法迅速获得购舰所需的剩余款项，又无法快速归还从洋行获得的借款，为免陷入与洋行和船厂的双重资金纠纷，在1863年将已订的军舰全部变卖了事，这些军舰多被美国联邦政府转购，编入联邦海军投入南北战争，其中的“大清”号在美国海军保留原舰名，还成为了南北战争中联邦海军的著名英雄舰。

而几乎在江苏省通过亨利 华尔从美国购买军舰的活动因总理衙门的强硬干预而废止的同步，作为清政府中央外购舰活动的赫德代购军舰事件遭遇了一场更大的挫败。

总理衙门在获得购舰大权后，却对购买军舰本身并提不出什么技术性的要求，与亨利 华尔在美国购舰的操作模式类似，即将所购军舰的选型、签署合同甚至军舰的命名活动全部外委，都由李泰国一人在英国自作主张包办，总计李泰国在英国共为清政府订造和购买了“江苏”(Kiang Soo)、“北京”(Pei King)、“中国”(China)、“广东”(Kwang Tung)、“天津”(Tien Tsin)、“厦门”(Amoy)6艘蒸汽动力军舰(多为炮艇，推进样式均为蒸汽明轮，不如亨利 华尔在美国订造的暗轮船新式)，以及名为“盛京”(Mokeden，又有音译为“穆克德恩”)的蒸汽动力运输舰和名为“都利”(Thule，又有意译为“遐荒”)的蒸汽明轮游艇，耗资超过一百万两银。

此后，代华购舰事务在野心勃勃的李泰国眼中，成为其在中国包揽更多权力的良机，英国政府也将之视为扩张英国在华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机会，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事件逐渐变形走样，超出了总理衙门的预想范围。

总理衙门原意只是委托属下海关的英人从英国购买几艘先进军舰，而李泰国却不顾中方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