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调整，让社会老得好优雅

西方世界和日本等已开发国家逐渐迈向高龄社会。在出生率持续下降几十年之后，这些地区人口群中的年轻人占比也随之大幅滑落，导致当地劳动市场的新进劳动力严重不足。在此同时，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身为依赖人口的退休人士群急速膨胀，让原本已经有限的劳动力资源负担雪上加霜。这样的改变本身将会对这些经济体的成长加诸强力的桎梏，甚至威胁到目前的生活水准。两相强烈对照之下，新兴经济体(其中最重要的几国分别是印度、巴西和中国)则仍享有大量、年轻且热情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而且未来几年内情况也持续不变。其中的差异，将决定至少未来五十年的经济与金融发展调性。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估计这股人口结构趋势在经济上与金融上造成的影响，都不算高估。为了避免经济倒退，已开发经济体势必得更依赖新兴经济体的产品，以支撑国内过多的退休人口。经济与金融势力的焦点，也将因此转移。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是要握有些筹码来交换这些进口商品，已开发国家将需要更着重在研究、创新、训练和教育等面向。

这套过程将强力推动重大产业调整，改变人们看待工作和退休的态度，更大力带动移民迁徙，并大举加快全球化的脚步。要能持续进行前述的基本调整，已开发国家的领导者将需要消除危险的保护主义反扑；保护主义会阻碍他们与新兴国家的交流。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需要在基本面向各自调整。虽然有很多事就算没有整体性的指引也会自然而然发生，但要带出整体的努力，仍需仰赖各经济体内以及全球有人订定方向，挺身领导。

青春活力的美国，也不得不认老

虽然美国要面对的人口结构变动压力不如日本或欧洲这么大，但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却是最难调整的一个国家。美国一向自认年轻，长久以来赞扬着青春的种种美好：活力、乐观、强健体能、冲劲，甚至逍遥。美国把年长的美德留给了其他社会：睿智、耐性、理性、沉着与关怀。

美国与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相较之下确实年轻，但现实上青春也越离越远，日后必得扬弃目前的态度。事实上，美国的繁荣将取决于它有没有能力掌握年龄的优势。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变革已起，但实际推行调整并不容易。逐渐老化的日本与欧洲虽然没那么信仰青春，但也同样不易改变。

一直到最近为止，美国对于年轻的认同还有称得上符合现实。这个国家过去确实年轻。家庭子女多，再加上大批涌入的热切移民，让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一直很低[1]。美国经济体的实体架构也很年轻，顺着各种发展契机出现而慢慢成熟。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随着美国把一大片蛮荒新世界转变成良田沃土，用新建的道路、运河、铁道以及出现的航空网络串起各州，美国这一群年轻、不断壮大的劳动力也赚到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基础建设的出现，带动了工业发展，开发起各种之前无人开发过的天然资源，美国经济也创造出更丰厚的报酬。

当然，这段期间内欧洲也享有绝佳的经济成果。在科技、运输、通讯、营造和生产方面，进步尤其飞快。但欧美之间有一项基本差异。欧洲各经济体已经凭借着各种旧式技术发展过了。在既有基础上应用新技术时，成就不会再那么风光，因为这是再开发、修正、琢磨与改善现况。产业的焦点，是效率、质量，有时也考虑多样化。开创新局的美国，则朝向更基本的因素迈进：规模、数量、原始力量。美国的市场是一整片的大陆，与经济上划分为诸多小国的欧洲相较之下，更凸显出两者的差异。

这些差异推动欧洲在知识导向的产品上独领风骚，在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明显。欧洲发明了机器纺纱与机器织造、蒸汽引擎、铁道和火车头。美国投入的研发领域，则主要是要因应长距离以及大量生产的挑战。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发明。美国是标准化零件的先驱，也发明了轧棉机和采棉机。美国的发明目标放在“大量生产制造”，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而一直要到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完成大部分的新发展之后，该国家从事发明创新的人才开始重新聚焦，重复欧洲多年来的老路。

在整个二战期间、甚至到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欧美仍持续各自把握不同的重点。当然，随着美国发展得更完整，越来越少可供开拓的新领域，美国也像欧陆旧世界一样，开始感受到需要在置换、再建和精修等方面取求报酬。然而，在一般印象中，这种旧有的差异对比仍十分鲜明。凭借着其年轻、大量的军力，美国得以在二次世界大战时赢得胜利。

据说， 德国的虎式坦克(Tiger tank) 的质量等级远远超过美国的薛曼坦克(Sherman tank)，但靠着生产出在数量上占绝大优势的坦克，美国仍赢得战争。有一位德国的坦克连指挥官指出，他麾下一辆精良且质优的坦克可以打败八、九辆美国战车，但美国人永远都有办法推出十辆或更多战车来对付他[2]。空域的情势也相同；在遭遇德国与日本时，美国的胜利都来自于它有能力制造更多战机，投下更多炸弹。美国也讲究质量，但没这么明显。在战争期间，即便是美国最了不起的发明——原子弹，诉诸的都是让人势不可挡的力量，和追求精致细腻无关。

一直要到冷战之后，前述的相对现实(如果不算是想象中的现实的话)才开始转变。在经济上、军事上与外交上，美国现在要面临的竞争对手人在东方，那是另一股规模很大、但发展程度较低的大陆型势力。当时的苏维埃联邦正在从事新建设，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显然带动了产业的发展，也将资源注入更广泛的领域。苏联更适合以大量生产为重点；一九五六年时，苏维埃的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全世界的外交官信誓旦旦，宣称苏维埃将会“埋葬”西方世界，如果他的意思不是如字面所指，应该是指生产方面，那么他说的话很可信。美苏两国之间的差异，在当时的一场大竞赛中表露无遗：太空探险。苏联强调的是力量。他们的火箭更大、更强，冲出大气层时能负荷的重量胜过美国的火箭。看起来，美国要迎接苏俄的挑战，仅能像欧洲一样走更精致的路线，集中力气发展更精密的电子仪器与更精准审慎的导航，并致力于微型化，以更轻的重量完成更多任务。

如今，人口结构使得美国更远离过去的年轻面貌以及青春形象代表的一切。中国、印度的文化虽已古老，但拥有许多尚待开发的领域，这些都是现代美国所没有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可以吸取美洲、欧洲与日本的创新长处，用在就算称不上处女地、也是现展触角有限的领域。它们拥有年轻、热情的人口，大可从事积极的开发。

中国有九.六五亿的人口属于劳动年龄层，比美国多了快五倍。虽然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中位数为三十五岁，仅比美国的三十七岁略低，但两国却逐渐拉开距离。印度目前的人口平均年龄中位数很年轻，为二十六岁，其劳动年龄层人口则有七.四四亿人，比美国多了三.五倍。让整幅图像更完整的巴西，虽然劳动年龄层人口数少于美国，但其人口平均年龄比美国低，平均年龄中位数为二十九岁。

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再也无法凭借旧式的青春取向。能源与机会，再加上具有优势的数量与力量，都会逐渐移转到新兴经济体。就像和俄国之间的太空竞赛一样，现代的美国也必须适应以迎接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挑战，一如过去欧洲因应美国的挑战。美国必须体认到，自家的优势越来越大部分来自于精益求精、发明创新，而不是大量生产；虽然此话无法一体适用，但大致成立。

一九二○年代有一则城市传说，巧妙地捕捉到了这股差异。这个故事说，在一次大战之后，美国的工业家比起欧洲同业虽然规模更大、更为富有而且更有权力，但很恼怒自己的名声是建立在量大而非质精。康乃狄克州有一处铜矿场便挑战其英国对手，送去一段铜管，展现他们能做出厚度仅有一公分却又极为坚固的产品。收到英方的回应时，这些美国人一开始以为对方只是把原本的管子送回来而已，他们过了一阵子才发现，英国的业者把更薄的管子套在里面。[3]

就算不想改变，人口结构也会施加压力

到了现代，事物更为复杂，问题早已不限于铜管而已，美国的业者必须迎接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就像过去英国对手要面对康乃狄克的竞争者一样。以前用过的态度与方法，已经没用。

就算人很难接受改变，人口结构本身也会把变化强加在众人身上。当已开发国家的年轻人太少，导致相对劳动力(与过多的退休人口相比)大为短缺时，这些国家将会做出调整，不然的话，过重的负担将会损害他们的生活水平。无庸置疑，企业界将会试着减轻这股压力，让目前仍在职的员工延长就职期间，并把眼光转向移民劳工；但由于这些作法的效果有限，生产业者必须更放眼海外，才能舒缓压力。企业界会发现，新兴经济体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工，即使不是训练特别精良的人力也无妨。藉由从这些国家进口比较单纯的产品(这些是需要投入大量劳力的产品)，已开发国家可以缓解国内劳动力有限所造成的负担，当然，也可以降低生活水平面对的压力。要能拥有可用于交换进口商品的筹码，已开发国家国内的生产者将要借重自身优越的训练与生产设施，把重点放在更精致、复杂且高价值的产品上。

值得赞扬的是，美国的产业与商业界在这方面的调整已大有进展。在没有任何整体性的观点或指引之下，市场信号与利润压力已开始让情况改弦易辙，把纯粹的大量制造留给新兴经济体，美国转向生产更精致、复杂的产品。比方说，美国本土不再生产廉价成衣、塑胶玩具，甚至也没有钢梁和混凝土钢筋条。这类大量生产的产品来自南韩、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正在兴起或已兴起的国家。在美国，他们更强调的是科技、专业性产品以及其他高价值产品，另外就是服务。说起来，就好像美国的生产者把自家更精细的铜管套进中国、印度等国家生产的产品一样。

随着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美国、欧洲与日本等经济体的行动将会越来越符合其人口年龄。以近几十年来的记录来看，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会放下更需要劳力、简单明了的生产流程，把资金大举投资在生产需要更专注、更多训练与耐性的产品上。而这番转变也会牵动态度与行为。企业界将会在利润压力之下有所行动。各国的政界，以及一般的大众，则比较麻烦。老化中的婴儿潮世代，越来越无法和年轻人的精力和体力抗衡，到或许会更看重耐性、勤勉和以这些成熟美德为重的产品。婴儿潮世代一向坚持大型社会才让他们安适自在，因此他们也很可能扭转整体社会的走向。但改变并非如水到渠成般轻松。

在这套剧本里的所有演员中，美国及各国的政治人物，显然是最难适应改变的一群。他们一直都身处权力世界。他们能理解的，是在产出、资金以及投票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有时候，这也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了。参、众两院都很乐于接受美国在每一方面都是较大、最强的这个想法。他们可能也会喜欢生产更精致产品的概念，但他们显然认为，无论经济情势有多明确，也并不需要放弃生产钢梁、混凝土钢筋之类的产品，他们将会本能地抗拒改变。就像日本和欧洲的政界同行一样，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很容易因为选民频频抱怨相关调整带来的实质痛苦而受责难，再加上，调适得很好的人根本不需要政治力量的帮助，这些人将继续沉默，冷眼看待变革，与其他各国议会、国会与行政机构里的人相形之下，基本上是隐形了。

不论美国与其他已开发经济体将要如何苦苦挣扎，新兴经济体却都应乐于迎接新的变局。贸易是新兴国家的主要成长动能。少了贸易，这些经济体就很难让国内越来越蓬勃的人口就业，将会面临严重的社会纷扰。虽然最终他们的国内消费也会成长到够大的规模，足以为自家优越的生产潜力提供市场，但这得花上好几十年。在此同时，这些经济体还需要进入日本与西方等富裕市场。他们也需要透过贸易，购置发展所需的复杂产品与服务；虽然新兴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有进步，但在这方面仍无法自行生产，自给自足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国家也希望看到他们所仰赖的跨国投资资金流入，以取得建设工业基础必要的资金，并获得已开发的西方和日本才有的必要管理与金融专业。

[1] 举例来说，一九○○年时美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平均约为二十三岁；一九五○年时，仍为相对年轻的三十岁，相比之下，根据最近普查的结果，中位数年龄已经接近三十七岁。详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www .census .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