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终结(中唐至清中期)

《史通》成书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安史之乱起。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种种矛盾一一显露出来，各项制度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大变。经学上变义疏之学为直探经文，出现啖助《春秋》学，“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文学上变骈文复古文，兴起了古文运动。史学由于自身的特性，发展较经学、文学滞后，因而受到经学、文学的影响，出现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啖助等的“从宜救乱”主旨，为以史经世提供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新经学同韩愈的道统说有重要的结合点，形成以史治心的主张。

以史经世，杜佑为代表。其“既弊而思变”与啖助等的“救世之弊”的思想相通。《通典》之作，一则体现主通明变的趋向，二则从“礼法刑政”入手，通过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制度沿革探究“政理”，不再局限于对一朝一帝个人作为进行规谏，以其历史编纂上的创举，为史学发展开出新途，把中国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指责儒家经典“多记空言”、众贤论著缺少“匡拯之方”，要从社会本身探寻救弊之道，长期以来对其“要诀”，或“知之者甚稀”，或“习焉不察”，而继之者往往仿效其编纂形式，忽视其从社会结构探寻救弊之道的旨趣。

通史之风骤起，推进着各体通史的长足发展，形成中国史学演进的基本系列：以皇家纂修“正史”占据主导地位的纪传史系列，以《通典》为发端形成的“三通”、“九通”(包括会要、会典)系列，以《资治通鉴》为代表出现的编年史及改编(包括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系列。但应当看到，这三大史书系列，编纂形式都在不断趋于程式化。

契丹、女真、蒙古族入主中原，极大地推进了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尽管“正统论”、“夷夏辨”喧闹一时，终究挡不住少数民族史进入“正史”系列。

自《元和郡县图志》始，经元、明至清，皇家修“一统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总志系列，与各“正史”地理志构成中国方域史的基本骨干，展示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风采。分述一方之志，自宋代开始发达起来，至明、清逐渐深入社会，成为史部分类中较大的一个门类。视野不断拓展的记域外之作，反映出中华帝国认识外部世界的艰难历程。

史学方法不断进步，考异、金石、辨伪等逐渐成为史学的重要分支。各类反映社会风貌、记述专门之学的史著应运而生，更进一步扩大着史学的范围。诏令、奏议开始独立为目，伴着“文之将史”的趋势，与文集一起愈益受到史家青睐。

以史治心，即以历史进行伦理纲常教化，用以挽救日益腐朽的政治统治。啖助等主张“以史制经，以明王道”，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韩愈提出“治心”为“正心”，“正心”是为治国、齐家、平天下进行个人修养。这种主张在“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推动下，很快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影响远远超过从社会制度探寻救弊之道的主张。史学由探讨治乱兴衰引以为戒，渐渐转向注重伦理说教和个人内心自省，教育功用被空前强化。史家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强调“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是非与圣人同辨”，出现“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趋势，史学的实录原则进一步遭到破坏，以至出现“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的种种乱象。

随着皇家修史日益制度化和程式化，出现史学通俗化和平民化趋势。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的大量涌现，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的接连问世，是史学从殿堂走向市井的必然产物。

被皇家修史排斥的佛教传播史逐渐形成独特的系列—高僧传，既是中国史学的一大奇特现象，又成为世界佛教史学中的一枝独秀。

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动，激起“经世”思想，影响清前期风气。一项“稽古右文”之策遏制了“经世”思想的扩展，将业已开启的风气引向博古怯于通今、知人畏于论世的方向。皇家纂修史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覆盖了史部各个主要门类，成就了“乾嘉考史”的繁兴，显示出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文史通义》既是对古典史学进行的总结，又预示着其后的“思想解放”，成为中国史学又一划时代的标志。

为突显中国史学分支发展的这一基本特点，凡成系列的史书基本上各依其先后分别进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