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其刊于1966年的那部名3作的前言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言及了他在读到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一段话时的忍俊不禁，这段话向他展示的是“另一种思维的奇异魅力”。福柯对博尔赫斯的征引来自题为《天朝仁学广览》(Celestial Emporium of Benevolent Knowledge)的“某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中，中国人将动物以奇特的方式进行分类，如“那些打碎花瓶的”或“那些远看像苍蝇的”，其顺序无从窥得。博尔赫斯将这部百科全书的题目和内容皆归之于福兰兹?库恩博士(DrFranz Kuhn)——德国的一位中国小说翻译家。福柯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奇异揭示了我们思想体系的局限。例如，福柯注意到西方按字母顺序排列某一系列事物的方式，只是武断地将它们连在一起，置所有条目在自然属性上的联系于不顾。

博尔赫斯关于中国列举法的寓言对我们在各种事物中建立一种无懈可击的秩序的努力提出了挑战。博尔赫斯漫画般的手法使得福柯能够生动地重构18世纪早期近代欧洲人区分新鲜事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可以说是给生命科学提供了新的性和研究范围。与此相比较，中国的自然史，更地说，是“对事物条目的历史性排列”(即所谓“博物”)，4仍然类似于西方古典时期的自然史，即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

如同他们16世纪的欧洲古典主义同行一样，中国的自然史作者们试图用恰当的词句来辨识和区分自然现象。对于他们，所有现象源自构成世界之物(即所谓“气”)，而这种“气”是在所有事物被创造(即所谓“造化”)的同时，由某种创造万物的终极力量(即所谓“造化主”)或者某种内在力量(即所谓“造物主”)所形成。他们致力于以其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体系来诠释世界万物。

在耶稣会士到达之前，中国文人对自然的穷究和对已知、未知的界定是以“格物”和“致知”的传统方法为关键特征的。外国人在2世纪后向中国介绍佛教等新宗教时，发现“正确的概念坐标”也要求“探究涵义(meanings)、概念(conceptions)与思想(ideas)”(即所谓“格义”)。为此，中国学者依据本土学说来比照外来语汇，从而在二者之间确立一种系统的对应关系。

1600年以后，耶稣会士将中国人的“格物”与欧洲人的高深学问(scientia, 即哲学、神学和自然学等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前现代的中国自然研究长期以来将可见的事物、生理或心理现象乃至历史事件，皆归之于“物”。宋代(960—1279)以降，文人们论证说，“事”与“物”同义，表现的都是普遍的理。此后，中国的分类体系反映的是文人精英们(literati elites)的文化优先论。在他们看来，万物皆有其理。

物的范畴扩及“无名”之物，即那些异乎寻常的和鲜为人知的领域。文人们虽然对那些不可见和不可测的事物心存反感，却也没有把它们一笔勾销。自然奇迹也被看作自然物，如闪烁着黄色光芒的琥珀、价值连城的磁石(其字面意思是“慈石”)以及奇异的动植物。磁石的发现催生了1080年前后指南针的发明。指南针既被用于海上航行，也被用作陆地上风水选址的工具。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样，中国人也相信磁铁具有医疗功能。

一些具有医药用途的东西，如草药，或者一些被视为灵丹妙药的东西，也成为商品，或者在当地进行商品交换，或者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或者被卖给商贩，或者被收藏在家中，或者直接被吃掉。如，自明以来，中国的厨师会在一些外来食品中添入鸦片。在前近代的中国类书(encyclopedias)中，作者们在行文中常常将事物以年代顺序或主题顺序排列，并附上评注，这样其重要意义便能够被广泛地了解。其结果，自然研究成为中国学者的一个研究领域，他们对自然、奇迹、现象和事件用语的语源学情有独钟。相应地，中国传统学者也习惯于以书面形式来表达事物的社会生命。

不同于将自然史日益囊括于博物馆中的早期现代欧洲科学文化，中国人对于物品、现象、事件和事情等(即所谓“博物”，字面意义指“关于事物的广博学问”)5词条进行历史性排列，这些文本中的词语体现了自然现象的细微差别，需要行家里手通过分析语言予以解码。每一历史或自然事件、自然事物或人造器具，以及心理或生理现象，都被以时间顺序加以描述，着眼于它们对于人类的用途和价值。这一章我们将着重强调物的文本生命(textual lives)，以此为线索追踪帝制晚期的中国学者区分事物所基于的文化体系。我们也将对明代(1368—1644)晚期的经济货币化进行描述，因为它促成了所有物品的商品化，并将物品变成财富而非道德修养的对象。

通过认识知识阶层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是如何表述事物的，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1600年以后，“格物”既成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