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前言

2012年6月，我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期届满，回到北京大学继续在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教职。应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把2008年到世界银行任职前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一书，根据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增补了一些内容，并将书名改为《解读中国经济》出版，转眼已过去两年。

此书出版以后得到国内各界的欢迎，获得了不少好评，并已经销售超过10万册。更让我高兴的是，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改革，将改革开放以来以双轨、渐进的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扭曲消除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好的作用。这些改革措施和总体方向，与我在这本书中对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的成绩、产生的问题、解决的思路的分析，以及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主张不谋而合。相信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规划，落实好各项措施，利用好我国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以及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百年目标有条件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不过，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时出现的“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最近又是此起彼伏，起因是从2010年及时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国外许多机构和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中国经济难以克服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的内因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会在低速增长时总爆发。针对上述“唱衰中国”的论调，我在此增订版中特地增加了新的一章“全球危机后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作为结束章予以驳斥。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固然有许多有待改善的体制、机制和增长模式问题，但是，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未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国际周期外部因素引起的。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既定目标深化改革，并利用好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保护和城市化中的有利机会来扩大内需、稳定增长，我国有能力维持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增长目标。

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较大贸易体，也即将成为世界较大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逾越的一个门槛，也将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门槛，这两年国内经济学界对此讨论很多。资本账户的开放包含三个内容：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对国内金融和实体企业到国外举债的开放，以及对以证券投资为主的短期资金流动的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直接的贡献，不存在通过借短债投资于长期项目的期限错配，或还债时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错配的问题，利远大于弊，我国实际上早也已经开放。允许我国金融或实体企业到国外举债，好的情况是借来的资金投资于国内的实体经济，但是，到要还款时可能因为期限错配或货币错配而诱发危机，所以，弊大于利。短期流动的资本，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不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且，流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容易催生股市和房市泡沫。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上升，使得出口竞争力下降，实体经济受到不利影响。短期流入的这些投机性资本就会由于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而唱空，资金又将大量流出。总体而言，这种短期资金的大进大出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和参与其中的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短期利润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弊远大于利。所以，我不主张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前，毫无限制地允许中国企业到国外举债，或是允许外国短期资本毫无限制地自由流进流出。这一版也收录了我在2013年发表的“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作为附录四。

今年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在7月5—6日举办了一场追思会，讨论我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会上我和张维迎教授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争论备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教授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和杨小凯教授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讨论。这些争论实际上涉及我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验的诠释和理论的创新问题。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不过争论要具有建设性，双方应该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和逻辑的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等方面来评论对方的观点。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实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初衷，我特地对照我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20年前关于国企改革、12年前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问题写了一篇专文“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编辑将标题改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这篇文章作为附录五收在书中，以供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学科发展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预测到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近期的估计，这一预测将提前在今年年底实现。1995年我撰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以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倡议我国社科界的学者“以规范的方法研究本土的问题，提出创新性的理论贡献于人类社会科学的知识”，转眼也即将20年了，《解读中国经济》是根据这个倡议所做的一点努力。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已经有了英、日、德、俄、韩、越、泰版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腾飞，也应该是科学和文化的繁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未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取得了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成绩，是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金矿。期盼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促使国内经济学界涌现出一批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现实和经验的学者来共同挖掘这座金矿，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