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截至20世纪中，叙述中国史学变革阶段，主要特点是新旧、中外史学碰撞，包括增其新而不变旧、新史学兴起、史学更新新路向三小段。晚清史学开始突破昔日格局，跨出变革步履。20世纪初兴起发掘本土文化遗存、运用科学方法的潮流，推动中国史学迈开近代化步伐，以梁启超、王国维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至40年代末形成两大史学主干——马克思主义史学团队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群体，展示出随后史学的基本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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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_点评_推荐词

作者简介

谢保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世纪学术文化，主要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学》、《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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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

道光中期以后，文明古国及时次受到先进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的猛烈冲击。为挽救危亡，探寻救弊之道，“以史经世”再起，推动史学逐渐向社会变革靠拢，开始改变传统史学格局。放眼世界，喊出“史界革命”口号，提出“新史学”理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即将面临不断更新、不断出新、不断创新的巨大变革。

20 世纪前半纪的史学进程明显地表现为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以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为分界线。

伴随着世纪初“新史学”的兴起，近代考古学成为“新史学”必不可少的内容。史前遗址(包括直立人化石、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拓展了史家眼界，改变着对史学的传统认识。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路向。国外思想学说和学术方法，运用于新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上，使得中国史学呈现出更新的态势。

新思想、新史料大量涌现，引起旧思想、旧史学的激烈反对，出现“国粹”、“国学”与“国故”之争和关于古史的长期论辩。历史考据学从理论到方法都得到一次提升，成为辨识后人如何“层累”古史、“逐层增建”古史的一种思想观念。以“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成为揭露史书中某些主体意识“有所缘饰”的重要方法。

此间新旧体史书编著并驾齐驱，恰好反映此时的史学依然新旧杂陈的状况。

1927 年、1929 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20 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谢幕。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影响着此后的史学进程。

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中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的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部分分支学科的形成。经过整整20 年的努力，历史语言研究所将掌握在洋人手中的诸多话语权逐渐夺了回来，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构筑起区别于其他史学的基本框架，预示着中国主流史学的新趋势。

与两大主干同时并存，偏重史学与史料关系者，成就卓著，影响久远。偏重历史哲学者，以各种“文化”或“生命”观念，试图 “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但没有真正深入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因而“是玄学的，非科学的”。

20 年间的史书编著层出，既有作为某“潮”某“派”的代表作，更有数量可观而不属于某“潮”某“派”的撰著在学术领域有着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中外不断碰撞下，中外关系史、世界史研究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认识世界所迈出的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