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被骗自杀的国家

美国不可能从根本上扰乱国际劳动分工，因为这也会对其本国经济造成破坏性后果，类似的限制性手段也不足以确保其他经济体削减投资规模，从而消除它们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因此，诱导他国经济自杀就长期性地成为美国阻滞其他经济体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迫使西德和日本削减其投资规模

20 世纪初，美国的投资程度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较高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资程度远高于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开始出现，最初是西德和日本，后来又出现了众多国家。鉴于这些国家当中，投资在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超过美国，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超过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率，进而保持其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政策只能在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 提高美国自身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这就要求对美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组，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正如第 18 章所示，美国并没有进行这样的重组和变革。

● 迫使其他经济体将其投资程度降低到美国水平。由于美国的投资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提高，因此，迫使其竞争对手降低投资程度就成为美国阻滞他国经济增长和保持自身主导地位的必要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的强迫性措施下，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从巅峰急剧下降。具体来说，西德196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本国GDP的26.6%，日本197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本国GDP的35.5%，后来均降低到相当于美国固定投资在本国 GDP 中所占的比重，即 20% 左右，详见图 21-1。鉴于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西德和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GDP 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竞争地位的恢复并不是因为本国经济增长加快，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变慢；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最初发生在西德和日本，后来又发生在“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因此，迫使竞争对手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已成为美国保持其主导地位的主要手段。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

美国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挫败了西德和日本的竞争后，20 世纪 80 年代又面临着来自“亚洲四小龙”和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美国，但它们规模较小，对美国的竞争威胁远远低于西德和日本。尽管如此，从这些经济体的兴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阻滞其竞争对手经济增长所采用的手段，进而看出美国保守主义反对中国所采取的手段。

亚洲四小龙”的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均高于西德和日本，如，新加坡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 GDP 中的比重于 1984 年达到 46.2%，韩国于 1991 年达到 38.9%，这分别是其达到的较高水平；高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加坡 1984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8.5%，韩国 1991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9.7%。

但是，东亚一些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国内储蓄方面的宏观经济基础不够强大，不足以支撑如此高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到 1997 年，泰国和韩国的国内储蓄仍不能为其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它们只得从境外筹集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甚至包括短期银行贷款。1996 年，全年共有 1100 亿美元流入亚洲，主要是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而不是股权投资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

为方便境外短期资本流入，东亚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有关方面诱导下放开了其国际资本账户，这意味着取消境外资本控制措施；而对境外资本控制措施的取消致使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 1997 年发生大量资金外流，造成了当年灾难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所言：急剧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很可能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 1971 年前后处心积虑的单边行动直接阻滞了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但人们对美国是否故意加速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以阻滞“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一旦发生危机，美国一定会支持导致危机恶化的政策，反对旨在减轻危机的举措，特别是，美国强烈反对日本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提供应对这场危机所需资金的提议。

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判断美国政府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所采取政策的主观意图，但一定要认识到，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的境遇与西德和日本曾经经历的境遇并没有什么不同。经历这场危机后，遭受重创的亚洲诸经济体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下降。请看下列数据：

● 如图 21-2 所示，在 1990—2013 年期间，韩国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从 34.6% 下降到 29.7%，马来西亚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从 42.5% 下降到 26.9%，泰国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从 41.1% 下降到 27.7%，新加坡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从 37.9% 下降到 25.9%。

● 图 21-3 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影响下，从 1990 年到 2013 年，韩国的 GDP 年均增长率从 7.4% 下降到 3.2%，新加坡 GDP 年均增长率从 8.8% 下降到5.3%，泰国GDP年均增长率从8.1%下降到2.9%，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长率从9.6% 下降到 4.2%。以上数值均为五年移动平均值。

从上图可以看出，无论美国是否故意引发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无论美国在施加于本地区的解决方案中持有的主观意图是什么，结果是明确的。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并被西德和日本的经历证实的那样，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个国家降低其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降低。因此，迫使他国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就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阻滞他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手段。

谋杀抑或自杀

现在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西德、日本或“亚洲四小龙”截然不同。在美国成功地迫使西德和日本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程度方面，美国对两个国家施加的旨在迫使它们提高汇率的压力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压力下，西德和日本被迫对其货币重估，从而降低了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更有甚者，如果经济增长滞缓导致巨额预算赤字，储蓄水平将会进一步降低，日本就曾发生这种情况。美国是西德和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因此美国能够对这两个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对其货币重估——这一事实在《布莱辛信件》(Blessing Letter)中暴露无遗。而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尽管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断劝说中国对人民币重估，但中国在军事上并不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不能像对待西德和日本那样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治军事手段，以迫使中国进行同等规模的货币重估。

从量化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不断增长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每年都会有所上升，而人民币币值的逐渐上调有助于中国以更低廉的人民币价格购买进口产品，因此，只要人民币汇率上调速度控制在出口商保持其竞争力的范围内，人民币汇率上调对中国就是有利的。 因此，中国允许人民币逐渐升值，但升值速度必须在中国企业能够吸收的范围内；自 2005 年以来，人民币年均升值在 4% 以下，其累计升值幅度远远低于 1971 年后最终形成的日元对美元 300% 的升值幅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的企图并没有取得成功。再者，中国也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中的某些国家那样，依赖境外资本流入为本国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资金，恰恰相反，中国始终保持收支盈余，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超过国内投资总额。除此之外，即使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也不主张将战争作为对抗中国的手段；美国曾对伊拉克或阿富汗动武，在更早的时候也曾对越南动武，但中国实在太过强大，足以迫使美国放弃动武的企图。

能否诱导中国自杀

上述诸多因素的结合导致在经济领域产生了令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深感威胁的地缘政治格局，即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已发展到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阻止的程度。尽管美国在军事上仍然强于中国，但中国拥有足够的力量，使得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既不能主张以战争手段对付中国，也不能像对待日本、西德或“亚洲四小龙”那样，以同样的经济手段对付中国。用前些时候曾使用过的比喻性说法就是，这正是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杀害”中国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战胜中国的途径是诱导中国减缓或停止其经济崛起，除此别无他途。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并没有放弃：既然不可能“杀害”中国，或许可在外界的帮助下诱导中国实施“经济自杀”？

经济自杀

从表面上看，诱导中国这样的大国实施“经济自杀”是一个荒谬的念头，但历史表明，只要国际和国内势力勾结起来，形成某种同盟，这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美国对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强大的对手苏联就采取了这一手段并取得了成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功地诱导苏联不要仿效中国进行经济改革，而是采取以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为导向的政策(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种以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为导向的政策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经济机构为俄罗斯和苏联量身定做的经济政策方案。

后来的事实表明，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推行的以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为导向的政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灾难，但即便在当时，也可以预见到这一点。我和其他一些人当时就试图劝说俄罗斯当局学习中国，读者不妨翻阅我在 1992 年 4月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在俄罗斯和东欧怎么会落败？》和我当时撰写的其他文章。从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可以看出，我对中国经济改革优越性的分析和追随、对美国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警告并非“事后诸葛亮”。我在当时就预见到俄罗斯倡导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的后果。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罗斯和苏联所发生事件的评价是“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较大的地缘政治灾难”，那些试图劝导中国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应当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是否符合事实是判断经济政策优劣得失的最终依据，因此，这里有必要详尽追述当时发生的情况。

俄罗斯的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劝导俄罗斯时提出的理论依据是俄罗斯应采取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新战略。具体地说，这一理论依据是：俄罗斯的企业是国有的，因而它们面临的是“软预算约束”，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取得国家补贴，因而缺乏促使它们提高效率的激励因素。因此，应对这些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使其接受“硬预算约束”，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繁荣。为进一步确保“资本有效配置”，就应取消对国际资本的控制措施，使投资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以便取得回报率，据称这种做法能进一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上述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劳动投入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都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再者，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而1991年的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以全球标准衡量，这时的苏联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任何增长都远远不能抵消因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丧失国家支持而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崩溃所造成的恶果。与事实一致的是，从苏联崩溃前夕的 1991 年到 1998 年，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81%，这一下降幅度甚至超过美国大萧条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俄罗斯同期 GDP 下降了 41%，这一下降幅度也超过美国大萧条时期——详见图 21-4。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是至少自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较大的经济崩溃事件，这不仅是一场经济灾难，更是一场国家灾难。

上述变动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我早在 1991 年 10 月就预见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的政策必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世界银行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经济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对中期经济前景的评估”。这一部分的主要建议可归结为它仅仅详尽阐述了苏联经济的两个行业，即能源和农业……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关于能源和农业的“中期”建议，而没有就苏联制造业给出任何建议。该报告反而声称，苏联的制造业贸易水平“极低”，并据此推演道：“事实上不可能判断……苏联经济在工业领域的基础性比较优势。”因此，“集中于增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

我当时就预见到：

可以预见……工业生产将会崩溃。在该报告的计算机模拟情形下，“放开价格后……产出……急剧下降……预计工业产出将在这次激进变革的及时年下降 20%，全部产出(GDP)下降 10% 左右。”

随着能源与农业出口飞速增长和工业渐趋崩溃，有人提出，苏联正经历着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工业化浪潮，最终成为一个能源和农产品供应国……

自然，这个目标不会说得那么直白，因为这会导致猛烈的抵制，但数据表明，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事实。

作为一个比较，我当时就已指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东欧、拉美和非洲提出的“稳定化”建议总是声称，经济崩溃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恢复，但事实表明，这些建议总是低估经济崩溃的规模和程度，而其预期的经济恢复则遥遥无期。

因此，西方机构已经承认它们对未来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但至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议东欧主要国家仍将是以制造 / 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而苏联仅被视为原材料供应国，其地位比东欧国家还要糟糕得多。

关于俄罗斯在经历这一历程后出现的经济格局，我当时就预见到下列情况，后来发生的事实丝毫不差地印证了我的预见：

至于那些有可能从这样一个计划中受益的国家……鉴于苏联人对目前事态的明显……的评估，该报告预见到“公共关系”方面的巨大问题：“苏联人普遍认为，那些在企业中取得经济权力并在此过程中取得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人们中，有许多人是利用其级别和内部信息谋取现实利益的‘权贵阶层’成员。另一个普遍观点是新兴企业家中的许多人是曾混迹于黑市商人和投机商人中的犯罪分子。这种负面的公共形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该报告断言：“这个激进计划的主要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就怎样实施该计划达成充分的政治共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是，苏联应实行去工业化，使自身成为原材料供应国。

后来发生的结果印证了我最初的预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崩溃中，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一度下降了 6 岁，分裂主义摧毁了苏联。苏联崩溃前，俄罗斯领导着一个拥有2.88亿人的庞大国家；而苏联崩溃后，俄罗斯仅拥有1.43亿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精辟地总结了这一后果：

这场大破坏(指 GDP 损失)超过了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的破坏。在1940—1946年期间，苏联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4%；而在1990—1999 年期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下降了近 60%。

出现的结果，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描述的那样，印证了我事前做出的分析：俄罗斯从一个曾成功发射及时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业巨人很快便沦为一个自然资源出口国。

这场地缘政治灾难所造成的恶果是多方面的，不仅从经济上体现在俄罗斯从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沦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国家，还体现在因这场地缘政治灾难导致的一系列战争，如车臣战争、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乌克兰内战。上述事件并不是不能提前预见的，我当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就充分预见到这些事件。在苏联上演的一幕幕灾难性事件与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