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于市场体系自身包含着反市场的力量—政府。这是一种“异化”。市场要有效地运行,不能没有政府；但政府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的毁灭。因此,如何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节制政府对市场的破坏, 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

这是我198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见本书《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一文)，也是贯穿于这本文集的主题。

说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是容易理解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政府对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有效保护，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不能变成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行动，企业家精神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政府有可能变成市场的破坏力量呢？这是因为，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具有的强制力，而政府本身也是由人控制的，控制政府的人与生活中的每个人一样，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既不比普通人更好，也不比普通人更坏。因此，他们最容易被诱惑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别人的产权，剥夺别人的自由，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由于人类本身的 “无知”，他们也可能好心干坏事。如果政府的力量过大，市场不仅难以有效运行，甚至可能彻底消失。

要正确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市场参与人和政府官员都还原为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体。人们对市场的误解和对政府的迷信与如下的错误观念有关：私营企业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政府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私人的动机总是“坏的”，而政府的动机总是“好的”。说政府行为“应该”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没有错。但“应该”不等于事实。政府决策本质上也是个人作出的，抽象的政府没有思维能力，从来不会作任何决策。政府官员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血有肉，有私利，有情绪，有七姑八姨，有狐朋狗友，有思想，也无知，有上进心，也有妒忌心。他们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共利益，取决于他们面临的约束条件。

私营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较大区别是前者以营利为目标，后者不以营利为目标。这既是政府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之所以是它的优点，是因为政府可以做那些对社会有价值但难以用市场价格和利润指标衡量，因而私营企业不愿做的事情，如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但正因为政府不以营利为目标，我们也就失去了衡量政府业绩和约束政府官员的重要机制。

这一点可以从私营企业和政府获得收入之方式的不同看出。私营企业的收入来自价格，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价格是自愿的支付，税收是强制的征收。在私有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竞争的条件下，私营企业要赚钱，就必须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并且其所创造的价值必须大于它们使用资源的成本，否则，企业就会破产，因为消费者愿意为产品支付的价格不会大于他们从中获得的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企业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只有那些为消费者创造了足够大的剩余价值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壮大。相反，由于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即使政府的行动不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政府也可以获得收入，政府官员也不会失业。因此，政府官员具有更大的寻租空间，政府通常并没有积极性和压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却总是有不断扩大预算规模和活动范围的内在冲动。所以，政府主导经济的社会，一定是老百姓相对贫穷的社会，政府强大的财力并不是社会富足的象征。

税收支付服务成本的政府运行机制掩盖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许多普通人看来，政府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午餐”，不吃白不吃。所以人们就竞相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而这种来自社会的“需求”正合政府官员的胃口，因为政府提供的服务越多，政府官员寻租的空间越大。结果是，整个社会陷入“囚徒困境”的悲惨境地。这也意味着，“按需生产”这个市场竞争法则作为政府行为的准则是不恰当的。

经济学理论为我们正确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但很遗憾，传统经济学理论也给了我们很多误导。 “市场失灵”是经济学家的发明，它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事实上，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很大程度是市场理论的失败，或者是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紊乱，而不是真正的市场失灵。比如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卖者与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市场的消失，而事实是，信息不对称是市场本身创造出来的，有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就有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市场，每个人生产自己消费的东西，也就没有所谓的信息不对称。而市场之所以“愿意”创造信息不对称，是因为它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手段。经济学家阿克洛夫证明了在二手车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逆向选择”，越是高质量的车越难以出售，他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这一推断与现实根本不符。观察一下现实中的市场，真正难以出售的是“坏车”，而不是“好车”。现实中的人没有经济学家假设的那么理性(rational)，但确实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更有智慧(smart)。逆向选择最严重的经济通常是政府管制最多的经济，而不是市场更自由的经济。比较一下当今中国和美国市场秩序之间的差距，这一点就再明显不过了。其他诸如“外部性理论”、“垄断理论”等所谓市场失灵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通常是政府干预最严重的国家；而最严重的垄断，是政府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加的垄断。由此看来，经济学家首先必须对经济学理论本身进行反思。

或许，传统经济学较大的缺陷是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市场通常被类比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而事实上，市场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invisible eyes)。市场是有记忆的，每个人在交易中的所作所为，不论好坏，都会被记录下来，积累成他的声誉。好的声誉意味着更高的信任、更多的客户、更大的利润。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中，诚实就成为好的竞争策略。如果没有政府保护的话，那些坑蒙拐骗、不讲信誉的企业终究将被市场淘汰出局。市场的声誉机制不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有助于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价值分配和所谓的外部性问题。过分贪婪的企业不会有忠诚的客户，不注重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也不会有好的名声。

正是由于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就登堂入室，成为解决“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但事实是，政府管制常常又成为声誉机制较大的破坏力量。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企业越不注重自己的声誉，市场秩序越混乱。但大部分人又不明白这一点，把管制导致的市场混乱归结为管制不够。结果是，管制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混乱，整个社会进入恶性循环，可能只有管制而没有市场了。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政府就没有停止过对市场的干预。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到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工资—物价管制；从古希腊雅典的粮食监督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物资统配官；从汉代汉武帝实行的盐铁专卖，到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对电信、石油、铁路等重要产业的垄断；如此等等，政府管制的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不胜枚举。尽管有些管制也取得了一些短期效果，但总体而言，管制不仅导致了效率的低下，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甚至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和社会的崩溃。但直到今天，每当管制失败，政府就会把罪责归于被管制对象的贪婪和管制不够，而不是管制本身。正因为如此，如何防止政府对市场的破坏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的挑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度迷信政府不行，过度迷信市场也不行。这句话抽象地讲，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在我看来，人类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过度迷信市场，而是过度迷信政府管制。因为，在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中，市场总是弱者，政府总是强者。享受市场好处的人们并不会感谢市场，很少为市场说好话，而有希望从政府管制中得到好处(哪怕只是想象的)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管制。何况，政府也有财力资助自己的拉拉队。

中国在计划经济下彻底消灭了市场，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邓小平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由此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过去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市场的理念和力量还是很脆弱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政府也加大了减少行政审批的改革力度，并说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但这不等于说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问题就解决了。以往的经验表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和做法很容易在“规范市场”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死灰复燃。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本书收集了我过去近30年间写作的33篇文章，其中有3篇写于上世纪80年代，曾收入我80年代的文集《价格、市场与企业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他写于过去20年，大部分曾收入《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和《通往市场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也有几篇未曾正式发表。前一段时间，凤凰财经、新浪财经、网易财经等网站曾把我过去发表的一些文章重新放在网上，并加上标题诸如“张维迎28年前文章论公款消费”、“张维迎27岁文章曝光”云云，没想到这些旧文很受读者青睐，被许多网站和微信群转载。这可能是因为(如一些读者说的)我的观点超前，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变化太慢。不管怎样，它说明即便我早期写的东西，在当下也有现实价值。鉴于这几本书都已停止印刷，读者难以买到，加之编辑出版时由于时间限制，每本书的主题也不很集中，我觉得有必要把分散在不同书中以及还没有发表的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文章结集成册，这就有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