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三周年再评价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转眼间过去近三年。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悲观，认为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并不顺利，充斥着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虽显现诸多问题，但已在30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及时，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欧美的转型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革。

然而，此前的中国在问题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导致“无改革”成为常态。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步成形，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无改革”的状态。

但我没想到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

十八大过去三年，新政府下的中国已有焕然一新之感，改革这潭死水被搅开。为了改革，在权力和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思路和方法的改变也能看到新政权动了真格。

“体制集权”非“个人集权”

党的十八大后的一年主要是加强党的领导并反腐，为接下来的改革做好准备。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四中全会，法治是当仁不让的主旨。我认为的目标不仅是做好两个任期，而是在规划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蓝图——此思路在这两年的改革中已能捕捉。

中国已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特点是政治利益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会出现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正式制度，以及为一些个别利益服务的非正式制度，如果后者压倒前者，那么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正式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

现在可以看到，中央成立的各领导小组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顶顶层”设计，此外还有重新设定全国人大的作用、强调落实法治，并且改进司法制度。这些都是顶层设计，都是为了整体国家民众之利益。

顶层设计重在较高领导机构的权力结构重建。十八大之前，中国较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9个常委，每个人管一块，这种分权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的例子。

分权也有实际效用的差异，邓小平当年的地方分权令地方和企业改革动力充足——这是有效分权。相较之下，十八大之前应称之为“分散”而非分权。如果西方是三权分立，那么此前中国是“九权分立”，十八大之前的国家管理低效，我想这一点政治局常委自身也有体会——他们十八大之前就在政府中。

十八大后，这种“分散”状态已经被打破，改变的方式即为“集权”。有人担心是否重现过去时代的领导个人集权，但我认为现在是体制上的集权而非个人的集权。

以担任组长的4个领导小组而言，以前的领导小组也很多，但是组长、副组长以及运作方式不公开。相比之下，现在都正式公开了，正式化意味着可以制度化，非正式的组织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作权力的媒介。

新的较高权力运作改变了过去各人管一块的模式。在4个较高领导小组中，是组长，是副组长，其他常委分配到不同的组中，有效提高了协调性。不然中国好多事情都没法协调，外交不协调，内政不协调，利益掣肘之下难以推动改革。

同时出彩之处还在于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站出来表示承担组长一职。在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国家中，总统和首相都是负责人。有官员曾私下对我称赞“集体总统制”好。但是任何制度都得有人出来负责，以前的分权制度没有人负责。

因此，现在的制度化集权非常好。十八大后表示“肉吃完了要啃骨头”。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现在要改革，既得利益群体不想改，他们过得很好。此时，只有集权才能打破改革所面临的较大困难：打破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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