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从朝圣的开始到克莱蒙会议。

(公元四世纪至1095年)

救世主基督耶稣的坟墓不该永远被各个民族遗忘。基督纪元早期，福音书的信徒们就带着他们的祈祷来到这里。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 将人类之子坟墓藏进圣殿，一同进入圣殿的还有主要受难地的其他几个人；圣墓教堂的兴建引发空前盛况：它见证了来自东方不同国家成千上万的信徒。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纳(sainte Hélène)年迈之时，来到了耶路撒冷朝圣。并且，由于她的诚心，人们在骷髅地附近的一个洞穴里找到了真十字架 。尤利安大帝(Julien) 重建犹太圣殿并曲解《圣经》，他的行为适得其反，恰恰让耶路撒冷对朝圣者们产生了虔诚而新颖的吸引力。在公元四世纪的朝圣者中，有一些名字被载入史册：成为加沙主教的圣波菲里(saint Porphyre)，克拉蒙的欧塞波(Eusèbe de Crémone)，在伯利恒(Bethléem)生活并研习圣书的圣哲罗姆(saint Jérme)，身出希腊名门的圣保罗(saint Paula)以及他的女儿尤思达爵(Eustochie)——今天，在圣哲罗姆的坟墓旁边，救世主出生的马槽附近，旅行者们可以找到这些人的坟墓。四世纪末，朝圣者们蜂拥而至，引发了许多教会博士的担忧，其中包括尼撒的贵格利(Grégoire de Nysse) ，他以雄辩的言辞道出了远行耶路撒冷的泛滥和危险。告诫毫无作用！从那以后，任何人为力量都无法阻挡基督徒踏上通往圣墓的道路。

人们很快发现，远在高卢民众已皈依基督教，新基督徒们也千里迢迢地赶来膜拜信仰的摇篮。从罗纳河畔(Rhne)到多尔多涅河(Dordogne)，再到约旦河边，这条朝圣者之路不仅为他们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把他们带上从耶路撒冷回到意大利的主要城市的归途。五世纪前叶，有狄奥多西二世(Théodose-le-Jeune)的妻子尤克杜莎皇后(Eudoxie)踏上了朝圣者之路。希拉克略(Héraclius) 统治期间，波斯国王霍思劳二世(Kosros Ⅱ)的军队侵略了巴勒斯坦；随着十年战乱的结束，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最终取得了胜利；他把曾被蛮族掠去的真十字架归还给耶路撒冷圣堂；他甚至还肩负着人类受难的刑具，赤脚行走在圣城中，直到骷髅地。这个仪式后来演变为一个神圣的宗教节日，时至今日，一些著名的教堂每年以展示圣十字架的名义保留了这项传统。六世纪末，圣安东南(saint Antonin)与他虔诚的同伴们从皮亚琴察(Plaisance)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并找到了救世主的圣迹。这条路线从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发现，圣地的形势在那个时代出现了非常的奇特的现象：当欧洲正处于战乱与革命的中心，巴勒斯坦却是骷髅地阴影之下的幸福之地；它又一次成为了应许之地！然而这一时期的休憩与繁华却相当短暂。

在宗教与政治的混乱中，当废墟堆砌在日益分裂、羸弱而犹疑的欧洲，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怀揣着建立一个新宗教和一个新帝国的大胆设想。古莱士族人阿卜杜拉(Abdallah)的儿子默罕默德，公元569年在麦加降生。最初他只是一个贫穷的牧驼人，但他拥有闪光的想象力、充沛的精力、活跃的精神，以及对阿拉伯人的深入了解；他深知他们的性情，品位和需求。穆罕默德花费了整整二十三年时间著述《可兰经》，并将其传播给那些心中最崇尚暴力的子民。阿卜杜拉的儿子在四十多岁时开始在麦加传教；传教十三年以后，他不得不逃往麦地那；然而正是公元622年七月十六日这次的逃亡，让他来到了麦地那，开启了穆斯林的时代。默罕默德没花多少时间就占据了阿拉伯半岛；然而毒药中断了他的征途，632年，他的生命走向了终结。接下来，战争与传教的任务由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Abou-Beker)和占据着波斯、叙利亚、埃及的奥马尔(Omar)接替。耶路撒冷顽强抵抗了四个月后，奥马尔的军官安鲁(Amrou)和赛尔吉尔(Serdjyl)控制了这座城市。奥马尔亲自前来，接管已被征服城市的钥匙，在原来所罗门殿所在的地方，他兴建了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当阿布伯克尔的继任哈里发战胜时，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命运还算不上十分不幸；然而奥马尔死后，耶稣基督的仆从们则遭受了无法容忍的谩骂与掠夺。

穆斯林的入侵并未阻止朝圣者。接近八世纪初，高卢主教圣阿居夫(saint Arcuphe)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引人同情的朝圣经历被记录了下来，二三十年后，耶路撒冷出现另一位来自萨克逊国家的主教，名叫吉尔伯(Guillebaut)，他家族中的一位修女讲述了他在圣地的旅程。在几个穆斯林权力集团反复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巴勒斯坦的信徒深受其害；长期以来，严酷的迫害与昙花一现的愉快安宁相互交替，终于，在阿拔斯帝国 最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Aaron-al-Richid)的统治之下，基督徒们过上了平静的日子。此时，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西方铺展开了他的帝国。伟大的法国国王与伟大的伊斯兰教哈里发互通使节，互赠奇珍异宝，证明他们相互敬重。哈伦拉希德还派人将圣城之中圣墓的钥匙送给了查理曼大帝：这种和谐相处蕴含着一种政治思想，透露了十字军东征的模糊预感。

在当时，前往耶路撒冷的欧洲基督徒途中常在一间朝圣者招待所休息，修建者正是查理曼大帝。接近九世纪末，法国的博尔纳修士(Bernard)与另外两位教徒曾经拜访了圣地；他亲眼见证了这座拉丁教堂的招待所。招待所由十二幢房子或旅饭店构成；与查理曼大帝在欧洲修建的其他宗教招待所一样，这间朝圣者招待所也拥有一个图书馆。虔敬的建筑修建在约沙法谷地(vallée de Josaphat)，与原野和葡萄园相连，还带有一个花园。人们对收集圣骨和商业投机的热忱也让海外旅行一时倍增；在耶路撒冷，每年九月十五号都会举行大型集贸市场；小集市也定期在圣玛丽(Saint-Marie)拉丁教堂前频繁展开。商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弗兰德(Flandre)，威尼斯，比萨，热那亚，阿马尔菲(Amalfi)，马赛……他们在东方的许多地区拥有自己的海外商行。教会提倡前往圣地的旅行，将其作为公共忏悔的方式和赎罪的途径。868年，一位名叫弗洛特蒙(Frotmond)的布列塔尼贵族谋杀了他的叔父和他最小的弟弟，为了获得彻底的宽恕，他前后三次朝圣。罗马执政官桑齐奥(Cencius)曾经在圣玛丽大教堂里冒犯了教皇，还将教皇揪下神坛，丢进监牢，为此，他受到惩罚，前往圣墓痛哭流涕。

频繁的朝圣在东西方基督徒之间建立起一种博爱的纽带。881年，耶路撒冷的大主教艾力(Hélie)给德国的“年轻的”查理(Charles-le-Jeune)写过一封信，在这封给西方基督教大家族的信中，大主教表达了他对这种友好而虔诚的东西方关系的崇敬之情。此外，他还描绘了耶路撒冷教堂的凄惨状况；穷人与修士迫于饥馑，圣堂灯中无油；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祈求他们西方兄弟的怜悯。欧洲基督徒究竟是如何回复这动人的祈祷，与此相关的遗迹我们已经无处可寻，然而我们可以相信，两位带来艾力主教书信的僧侣绝非空手而归。

在阿拔斯帝国衰落之后，四分五裂的穆斯林世界跌入弱势；这片衰弱的景象令希腊人有了可乘之机。尼基弗鲁斯二世(Nicephore Phocas)，希拉克略，尤其是约翰一世(Zimisces)都进行了成功的尝试；然而毒药突然结束了约翰一世的斗争，把撒拉逊人 失去的一切又还了回来。法蒂玛王朝(Fatimites) 的哈里发们发迹于尼罗河两岸，他们成为了犹大山脉的新主人。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基督徒们得到了一丝喘息，直到哈里发哈基姆(Halkem)即位，史料中记载了这位统治者对暴力的狂热与躁怒的精神失常。拉韦纳(Ravenne)的主教吉尔伯特(Gerbert)后来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ilvestre Ⅱ)，他在一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中见证了东方信徒的痛苦。在这位高级教士的一封信中(986)，耶路撒冷独自饮泣，祈求子民们的怜悯，这封信激起了欧洲人的感动。比萨人、热那亚人以及阿尔勒(Arles)的国王波松(Boson)都心生愤慨与同情，海军出征，直逼叙利亚河沿岸：鲁莽的表露唤醒了撒拉逊人的疑虑，结果反而催生了他们对基督徒变本加厉的残害。

根据那些记述圣地惨状的编年史作者之言，宗教仪式被禁止，大多数教堂改成了牲畜棚；圣墓教堂也没能幸免于难。基督徒们被逐出耶路撒冷。当西方的人们得知圣地被摧残时，不由得倾洒热泪；虔诚的基督徒在许多现象中看出了悲惨的征象；一场石头雨降落在勃艮第地区，彗星与流星雨出现在天空中。在各种不同的气候中，自然现象都显得反常，耶路撒冷的灾年也充满了悲伤的神秘。然而一切灾难只能使信徒们更加热爱救世主之城。十世纪末期是一个焦虑与暗忧的时代；欧洲相信世界即将终结，基督耶稣将在一日降临谷底，并审判一切生者与死者；所有的思绪都指向耶路撒冷，而朝圣者之路仿佛成为了永恒之路。富人兴修宗教建筑，因为大地上的一切财产终将化作虚无。不止一份赠与契约由这些虔诚的句子开头：末世将至，心畏审判之日，等等。压迫者哈里发哈基姆去世以后，他的继任者扎希尔(Daher)允许基督徒重建圣墓教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打开国库，资助重建圣殿的费用。

在十一世纪，相比于上一个世纪，强制性的朝圣更加频繁，这是一种教规要求的赎罪方式。身犯重罪的人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背井离乡，像该隐一样过流浪的生活。偷窃、谋杀和撕毁上帝命令的停战等罪行均以这种方式得到救赎，正与西方人活跃与焦虑的特征相符。随着十一世纪的推进，朝圣之爱成为一种需求，一种习惯，一种法律。欧洲的每个孩子手中都握有朝圣者的手杖；避开危险，获取完胜，实现向往，表达心愿，生命中所有的这些召唤人们离开家园，寻找远方的天空。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就像一个圣人；他的出发与返回都通过宗教仪式来庆祝，在沿途的任何国家都不缺乏善意的接待。尤其是复活节期间，耶路撒冷城墙内满是朝圣的民众；人们热爱观看圣迹之火坠入圣墓的灯中。

十一世纪上半叶有两位最著名的朝圣者，一位是安茹的富尔克(Foulque d’Anjou)，人称黑发富尔克，另一位是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征服者威廉(Guillaume-le-Conquérant)的父亲；富尔克被指控犯下包括谋杀了及时任妻子在内的多起谋杀罪，他心怀极度的虔诚与慈悲，三次造访圣地，1040年，在第三次归程途中死于梅斯(Metz)。据说诺曼底公爵罗贝尔犯下毒杀其兄的理查德的罪行，他来到骷髅地附近寻求宽恕；当他到达耶路撒冷时，他在城门下看到一群穷困的朝圣者，为了进入圣城，朝圣者们正在等待贵族老爷的施舍；他付给了每个人一枚金币。罗贝尔死于伊兹尼克(Nicée)，没能在他的上帝之墓附近结束生命，他感到万分遗憾。

1054年，康布雷(Cambrai)的主教利贝尔(Lietbert)动身前往耶路撒冷，身后跟着来自皮卡第(Picardie)与弗兰德的三千朝圣者。这支队伍被编年史作者们冠以“上帝之军”的美名，大部分人却在保加利亚境内死于饥饿与蛮族的利刃；行至叙利亚河岸时，康布雷主教身边只有寥寥数人，然而更加痛苦的是，此时他必须折返欧洲，无缘一见圣墓。另外一支队伍比利贝尔率领的更加庞大，他们在1064年从莱茵河岸边出发；这些虔诚的德国人一直走到圣城，大主教鸣钟欢迎他们的胜利。那个时代的朝圣者中，为历史所铭记的还有凡尔登公爵费德里克(Frédéric)，弗兰德公爵卷发罗贝尔(Robert le Frison)，巴塞罗那公爵贝朗吉二世(Béranger Ⅱ)。

一位史学家这样描述土耳其人的入侵：“压住整个世界的铁砧”。土耳其人成为了东方的新主人，为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带来了新的压迫者。这些不计其数的敌人反对福音书的信条，也没把欧洲放在眼里。格雷戈里七世(Grégoire Ⅶ)是一位个性鲜明而才智出众的教皇，他号召信徒们武装起来反对穆斯林；五千基督徒响应了他的号召，格雷戈里本人则亲自为他们指明去亚洲的路。然而神圣的教皇不得不滞留在欧洲，没能亲眼见到东方与耶路撒冷。他的继任者维克托三世(Victor Ⅲ)允诺，如果撒拉逊人大举入侵地中海，任何与之战斗的人将获得所有罪过的大赦；比萨、热那亚和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居民组成一支舰队，来到在非洲沿岸；意大利战士们把一队撒拉逊人打得落花流水，并将迦太基古城内的两个穆斯林城市付之一炬。

这场东西方之间著名的战争由一个普通的修士触发，这位修士谨遵时代的主流思想。有人说隐士彼得祖籍皮卡第，也有人说他是列日省(Liége)人。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军中、民间和教堂里寻找立身之地，终于，这颗焦虑而火热的灵魂愉快地选出了隐居所，他选择了在最朴素的隐修院中茕茕孑立。后来他走出静修，完成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骷髅地与圣墓的情形触发了他对基督的想象：信徒们受难的惨状激起了他的愤怒。隐士彼得在大主教西缅(Siméon)面前失声痛哭，为锡安(Sion)的苦难而哭泣，为耶稣基督信条的羁绊而哭泣；大主教在给他的信中吐露心声，祈求教皇与君主们的救助；彼得许诺，他不会忘记耶路撒冷。离开巴勒斯坦后，他向意大利出发，拜倒在乌尔班二世(Urbain Ⅱ)脚下，恳求并获得了拯救耶路撒冷的援助。修士骑上驴子，手持十字架，双足赤裸，摘下帽子，身穿粗布长袍，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穿过一个又一个乡村，沿途在街边和公共场所传教布道；这样，他走遍了法国以及欧洲的大部分；他的雄辩打动了民众：所有的灵魂一同燃烧，所有的心脏一同激荡。

一次主教会议首先在皮亚琴察举行；与会者中有皇帝阿历克塞(Alexis) 向教皇派遣的众使者，他们为教皇描述了东方的灾难。还有超过两百位主教和大主教，四千教士和三十位非宗教人士参与了此次会议。然而这次会议没能做出任何决断。新一次更加庄重和盛大的会议在奥弗涅(Auvergne)的克莱蒙(Clermont)举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商定了重大的决议。会议先讨论了几个关于教士改革，秩序法令，公正与人性的问题，然后开始了关于圣战的讨论。会议在克莱蒙大广场召开，会场上挤满了民众，高耸的御座突出了教皇至高的权力。彼得教士首先发言，他充满悲伤的声音激发了所有人的感动。接下来，人们聆听教皇乌尔班的讲话，他指出，耶稣基督的后裔正饱受痛苦与耻辱，上帝的子孙们正在受难，节节取胜的蛮族正威胁着基督教的欧洲；教皇号召民众与君主们拯救必然存在的上帝。随着教皇耶路撒冷悲伤的叙述，同情而虔诚的泪水在人们的脸上流淌；他召唤勇气，激发了战士们兴奋而迫不及待的热忱。教皇的激励向虔诚者们指明了即将征服的天空，向野心家们指明了财富与亚洲的国度。不计其数的与会民众回应了教皇的演说，他们高喊“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呼声如雷鸣般响彻克莱蒙广场；就这样，十字军东征的计划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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