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路径上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历史性选择，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改革，由此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可以说，2013年是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1984年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几个重要年份之后，又一个改革和开放再出发的关键时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一轮改革中具有奠基意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论述，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但也有不足和未尽之处，对系统性的改革

当然，我们也理解这也许是遵循中央关于“不‘十全大补’，不面面俱到”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要求，或因为其他方面在理论、共识、时机或具体执行上还不太清晰、成熟，而改革没有涉及太多。然而，理性思考、理论探讨无禁区，理论创新要先行。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至少有二：一是对已确立的改革方向和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促进上下改革共识的凝聚和改革方案的执行；二是理论探索必须要超前，对现有改革的不足之处进行理论剖析，通过内在逻辑的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理论探讨的先行性极端重要，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过去若干年的理论探索、理论创新的结果，听取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并将之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吴敬琏教授就曾指出过类似观点，认为“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综合治理

早在2008年著者田国强在论文《从拨乱反正、市场经济到和谐社会构建——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中就曾有过此提法。不过，只是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不够，三四年前我们又开始积极呼吁不仅要合理好界定政府与市场，也要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因为社会自治是国家公共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见田国强、夏纪军、陈旭东，“破除中国模式迷思 坚持市场导向改革——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比较》第50辑，2010年。后面会论及。的重视不够，一些提法存在内在冲突，如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目标不兼容的(具体论述见总论部分)。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处于正在进行时，依然充满着诸多的未知和挑战，难免会出现认识不足和舆论杂音。因此，理论探索需要先行，思想需要进一步的解放、再解放，促进理论创新。没有思想解放，没有理论创新，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现在和未来的改革也依然如此。鉴古可以知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重新检视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哪些是独特的，哪些是共通的，深刻剖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难点，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路线图、关键点与突破口。

面向未来，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能丢，通过理性思考，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和探寻解决应对之策。在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并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如何避免坏的治理体系，走向好的治理体系，从而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如何避免坏的社会规范，走向好的社会规范，使之良性互动，实现科学发展？继而，如何建成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实现民主政治，富民强国，让中国长治久安和实现现代化，使之多方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需要政府官员、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来理性思考和推动，也正是本书希望理清及回答的问题。

本书基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思想、方法与国学智慧，通过历史大视角和国际宽视野的纵深横阔考察，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实践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比较，理性、严肃而不失激情地系统论证和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制度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力图向读者揭示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内在逻辑和成功改革的方法，从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理解。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决策、宏观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旨在说明经济活动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更好地前瞻国家经济政策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向，从而更好地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脉搏。

此外，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和新颖之处，就是系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机制设计理论关于信息和激励的核心思想，将一项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稳定和创新；一个制度安排所需信息是否复杂、过多、易对称；个体与集体间的激励是否相容以及能否导致资源有效配置、不断激发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公平与正义等，作为考察一项改革内容优劣、利弊的判断依据，以此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上的治理边界，从而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改革及其制度创新过程。这种建立在微观基础(经济人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信息和激励的视角来系统地研究中国改革这一宏观主题，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赋予经济学分析解释，在国内外同类领域著作中，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同时，本书也希望澄清一些理论认识误区，包括所谓“中国改革之谜”及“中国模式”论，后者将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终极发展模式。这些理论认识误区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在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的过度热衷和频繁运用，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导致政府与市场、社会治理边界的混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无法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深层次问题都由此产生。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对如下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解答，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激起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同仁共同来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

1. 道格拉斯 诺思之问：怎样才能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非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如何互动，谁应该先开始？如何看待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

2. 计划与市场的本质差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在哪里？一个国家如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说市场体系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是一致、激励相容的？

3. 中国改革之谜：为什么在缺乏现代经济学公认的可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如政府主导、产权界定不清晰、法治不健全等)下，中国经济能取得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些大的变革，如王安石和清末维新变法无不以失败告终，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中国改革贡献了哪些经验？

4. 中国模式与中国路径：改革成就巨大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找到一个与现达社会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终极发展模式？政府对社会经济高度介入和干预的“中国模式”能让中国实现富民强国，长治久安吗？初始条件和改革路径的差异，是否意味着一国实现富民强国和现代化的终极发展模式也不同？

5. 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富民与富国，谁先谁后？富民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6.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为什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同等重要？如何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上下互动和激励兼容？

7. 深层次问题及其对策：中国未来发展面临哪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何应对？

8. 政策调控与制度治理之争：指导和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及所面临的贪腐问题主要是靠制度建设，还是靠频繁地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和行政、党纪手段或国家机器？如何看待经济理论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争论？

9. 联动改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进行系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多方位的联动改革？

10. 政府、市场与社会：为什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如何定位社会自我治理和文化伦理在国家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11. 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深化改革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12. 改革、发展、稳定、创新：为什么要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加入创新的维度？如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国际体系追随者向未来世界领导者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