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像一出"双城记"。一方面，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1979~2010 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幅为8.75% ，比韩国经济年均增幅

(5.64% )高出整整3 个百分点，并且是美国经济年均增幅(1.64% )的5 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 倍。与此同时，韩国经济的新增净值尚不及中国的1/2 ，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中国的1/10 。然而中国并不是全球GDP 平均增速最快或者净收益总额较高的国家，这个殊荣属于赤道几内亚，该国采取的是"贝弗利山人式"的发展模式。赤道几内亚曾经极度贫穷，暴君统治和经济衰退的状况似乎永无止境，但该国突然在本国境内勘探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自此一夜之间暴富。但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引人瞩目的，显然可以堪称"经济奇迹"。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腐败态势却迅速加剧。这里所说的腐败是指为了谋求私利而不恰当地运用公共，这种情况在时代也存在。改革开放之后，腐败变得越来越常见，更重要的是，腐败的严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大幅增加。1980 年，即及时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生效的那一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为9 000 例。1985 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激增至28 000 例。1986 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后时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反腐斗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暴露出的经济案件数量几乎是1985 年的2 倍。在1989 年的反腐斗争中，提起公诉的腐败案件数量超过77 000 件。1989 年后，诉讼案件的总数逐渐减少，不过虽然每年被起诉的官员越来越少，腐败却越来越严重。比如，1988 年，落马高官的数量为190 人；1990 年，数量激增至1 118 人，增加了5 倍；1995 年，这个数字又翻一番，上升至2 285 人。截至2000 年，检察院每年起诉的高官数量超过2 500 人。粗略估算一下，平均每起案件的涉案金额呈爆炸式增长。其中，1984 年为4 000 元，1994 年就飙升至54 000 元，1998 年又激增至140 000 元，到2005 年，涉案金额已增至273 000 元，几乎是1998 年的2 倍。随着腐败态势日渐恶化的证据越来越明显，政治风险服务集团的分析师们上调了因腐败引发的经济风险的主观评估。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该集团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腐败指数纷纷将中国列为全球严重腐败的国家之一。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基于专家主观估计的腐败程度编制的跨国腐败指数和经济分析，保罗?莫罗等经济学家发现严重腐败总是与经济低增长联系在一起，腐败分值每增加1 分(分值范围为1~10 分)，经济增幅将下降1% 。虽然增幅下降幅度看起来并不明显，但考虑到1980~2006 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1.73% ，其中，就经济表现而言，排名在前1/4 的国家和后1/4 的国家仅相差2.46% ，由此可见，1% 的增幅变动就非常显著了。此外，在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指数中，1995~2006 年，最腐败的1/4 和最清廉的1/4 国家之间的平均分数相差约为2.52 。假设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接近于1992~2006 年的清廉指数平均水平(5.96)，并且1980~2006 年人均GDP 平均增速为1.73% ，那么在腐败评分上的1 分之差就会导致其在清廉指数排名及发展水平排名上的变动。如果腐败评分增加2 分，就能使一个清廉指数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退至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并将其经济增长率从1.73% 拉低至负增长水平，使其沦为经济表现垫底的1/4 国家。

鉴于中国在1992~1996 年的清廉指数评分增加了2 分，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会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然而，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腐败加剧、高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发展并存(见图11)。虽然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中国的清廉指数翻了一番，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达到了10% 以上。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中国的案例之间存在三个明显的矛盾之处。及时，腐败率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前就已明显提高(此处的腐败率是以每10 000 名受到腐败指控的公职人员中的被捕人数粗略估算的，我将其称为"被披露的腐败率")。第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与腐败态势加速恶化的时期正好吻合，依据是被起诉高官数量及粗略估计下的受贿金额(以每件起诉案追回的平均受贿金额作为计算依据)。第三，即使清廉指数和专家对腐败真实程度的主观估计都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仍在迅速增长，而腐败仍在加剧。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显著矛盾。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会拉低经济增长率，并同时阻碍发展。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够并存。因此，我们还面对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重悖论。假设腐败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形成的原因在于新正统理论的逻辑缺陷，而且新正统理论使用伪相关性"证明"其核心假设，那么听起来似乎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否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重的腐败会对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我认为一般来讲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随便研究一下欠发达国家的腐败和经济，就能发现腐败会导致经济瘫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你根本无法质疑新正统理论的基本结论。

我们也可以列举很多例子说明即便在一个经济建设成就斐然的国家，依然会出现严重腐败这种腐败往往深深根植于其政治体制之内，并且腐败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促进其政治体制的顺利运作。比如，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都有高度腐败的政治体制，但其经济均实现了高速增长。我在第二章中分析韩国与中国台湾的案例时指出，从本质上讲，这些案例中的腐败已经制度化了，促成并维系保守政党、开明政党及商界的共生关系。大体来讲，在这些案例中，腐败已经异化为一种利益输送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企业将部分盈利输送给那些推崇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措施的政客。这些接受政治献金的政客接着用赃款邀买政治支持并成功建立稳定的、支持率增长的、以右翼分子为主体的政治联盟。更具体地说，这种腐败就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定义的结构性腐败。这种腐败之所以能成为经济迅速增长的必要前提，并不是因为腐败本身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腐败，政治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进而妨碍经济增长。因此，结构性腐败既能推动右翼政权继续实施利好政策，增加商业盟友的盈利，又能强化右翼政权对商业的依赖性，因为它需要源源不断的政治献金维持内部团结。但我认识到，这些发展性腐败的例子打破了"腐败妨碍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则。因此，在少数案例中，腐败有利于解决核心的政治矛盾，并弱化了妨碍经济快速发展的政治因素。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及时个悖论(即腐败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悖论)就得到了解释。

然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符合发展性腐败模式。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腐败更类似于我在第三章所描述的"掠夺性腐败"，这一类腐败较为常见。腐败从来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并维系政权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也从来都不需要依靠与商界的共生关系维系政权，其实施或支持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的动机也不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因为它不需要像韩国、日本的执政党那样通过腐败手段获取政治献金，强化自身经济实力并收买政治支持。腐败只是个别官员或官员群体吮吸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之一。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于中国的这种非常普遍的腐败。但我们在中国还面临着第二个悖论：掠夺性腐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中国的情况之所以比较突出，不仅因为它的腐败程度与增长速度都比较高，还因为它是当代掠夺性腐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现象较为突出的国家之一。

我提出的结论一方面基于对腐败的定性分析结果，另一方面基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些人包括孙岩、公婷、郭勇。需要指出的是，我吸收、借鉴了两种论点。首先，及时个观点是，随着中国的改革不断深化及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腐败随之加剧、演变及异变。根据公婷的研究，20 世纪90 年代，中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为腐败创造了一系列新条件，导致腐败态势严重恶化。因为在20 世纪80 年代，腐败主要表现在官员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套利，而到了20 世纪90 年代，自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措施为官员在房地产、金融、商业等领域谋求私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为偷税漏税、金融诈骗、操纵股市及走私创造了新机会。对此，公婷提出，经济改革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还导致了后时代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此外，随着经济增长，腐败从"个别化的权力滥用"演变成了她所定义的"集体腐败"。在这种腐败中，贪官与其盟友能够攫取更多的非法收益，并为彼此撑起了"保护伞"，降低被曝光的风险。因此，中国现阶段的腐败是改革的动态性结果, 而非某种形式的文化产物或根深蒂固的体制性弊病。但并不是说文化及体制不重要。显而易见，文化因素(比如关系)以及注重送礼与宴请的文化传统就为腐败创造了一张滋养的温床，在这个环境中，社会交往与腐败的界限被模糊化，而且很容易被超越。同样，中国共产党出现了组织内卷化现象，未能演变成一个专业化的、韦伯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结果却形成了法律法规仍不完善、政治忠诚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易于腐败的滋生。

其次，我借鉴了孙岩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腐败不只是一种政治弊病，还是官员为了谋求私利滥用公共的复杂行为。与孙岩的观点类似，我也认为不同形式的腐败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对经济的破坏性也各异。孙岩认为，在后时代的腐败态势下，交易型腐败与非交易型腐败交织并存。前者主要是指行贿者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或为了免受贪官迫害而行贿，后者则类似于抢劫与偷盗。因此，一般而言，后者会对经济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前期工作中，孙岩研究了20 世纪90 年代初的后苏维埃时代，腐败大规模爆发之际，为什么很多国家深受其害而中国却能独善其身。在此基础上，孙岩进一步提出，某些形式的交易型腐败有利于打破体制僵局，并推进市场化进程。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她并没有对此唱赞歌。相反，她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腐败，尤其是在那些贫穷的、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积极性交易型腐败、消极性交易型腐败以及具有高度掠夺性的大量非交易型腐败同时存在。据此，她总结道，在较发达、较富裕的地区，高经济增长率是腐败的结果，因为腐败干部与新兴的企业主结成联盟，共同促进经济发展。而在其他地方，腐败则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影响。范承泽(Chengze Simon Fan)、赫谢尔?I?格罗斯曼(Hershel I. Grossman)、戴慕珍(Jean Oi )以及魏昂德(Andrew Walder )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某些地方，腐败与谋求私利的机遇刺激干部支持经济改革与发展。

虽然上述学者一致认定日益严重的腐败是改革不断推进与演变所带来的副产品，并认识到某些形式的腐败可能导致官员与企业主之间形成利益勾结关系。但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虽然腐败日益严重与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在短期内能够并存，但归根结底，它们具有内在矛盾性。腐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终将显现，也许在经济危机中，抑或在经济崩溃时。比如，孙岩研究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在腐败日益严重的20 世纪90 年代实现加速发展的问题，她认为，尽管一些形式的腐败在20 世纪80 年代打破了时代遗留的体制僵局，提高了经济活跃度，推动了市场化进程，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腐败开始对经济产生扭曲作用，营造了繁荣的假象，真相却是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日益恶化。腐败削弱了体制的完整性并使其易出现危机。公婷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没有孙岩这么直白。公婷认为，要维持当前的经济成就，关键在于防止腐败引发政治或经济危机。裴敏欣(Minxin Pei )认为，日益恶化的腐败态势下，虽然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但质量低下，会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停滞不前，甚至彻底崩溃。希尔顿?鲁特(Hilton Root )得出的结论认为，系统性腐败有可能把中国的经济转变为"秘密集团"攫取"巨额财富"的"匪徒经济"。

对于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快速增长为什么能在中国长期并存，我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孙岩、公婷等人的观点。我比较认同一种传统观念，即腐败本身绝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中国特色的腐败"与其他国家的腐败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认为，中国的改革逐渐为腐败创造了新条件，而且改革的深化导致了腐败态势的恶化，这种现象在20 世纪90 年代尤为突出。在一些情况下，腐败能够让官员从经济增长成果中谋求私利，而且获得非法收入的可能性成为他们努力出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帮助企业主扩大收益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很多腐败的形式都属于掠夺性腐败，这类腐败必然会妨碍经济活动。虽然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腐败侵蚀经济成果，而且随着腐败问题恶化，会逐渐侵蚀经济体的"肌肉"乃至"骨髓"，但我认为中国的情况是，腐败侵蚀经济增长成果，却是集中在某些能够获得巨额"意外利益"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改革导致某些有价值的资产从国家手中转移到市场上，由于国家管制下的价格偏低，而市场价格节节攀升，就会给腐败官员提供了极大的渔利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腐败不仅局限于把国有资产转移过程创造的部分收益一次性地输送给官员，而且在很多地区，管理体制不透明、不一致，经常出现武断的行政指令，这就使得那些不直接参与资产转移的官员也有机会从收益中分一杯羹。然而，在这些情况下，腐败官员是在国家资产转换为市场资产的过程中榨取新增收益，而不是榨取现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