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总序]

序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乳名体乾，谱名传初；后改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又改名复，字几道。笔名有天演宗哲学家、尊疑、尺盦(庵)、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等，晚自号瘉(愈)壄老人，籍称严侯官。曾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词馆总编辑、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等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一起被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其以译介西方资产阶级著名学者的著作名世而成为“介绍近世思想的及时人”。他译著中的按语及他的其他论著，涵盖了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在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近代转型以及构建中国近代新学科体系中，严复的筚路蓝缕之功殊不可没。其文章、译著后辑为《愈野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严译名著丛刊》、《侯官严氏丛刊》、《侯官严氏丛刻》、《严侯官先生全集》、《严复集》等。

严复生于古老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危机时代，中国被列强瓜分，中华民族面临着沦亡。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被坚船利炮裹挟着梯航东来的西学，开始以客观的态度审视西学，以开放的心态直面现实，果断地做出了“师夷”的理性选择。一时间，学习西方以自强的各种思潮和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沛然而兴。新学即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作为晚清社会的主流学术思潮，新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融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类型，是中学的近代化形态。

一般而言，学术界将晚清东渐之西学分为三个层面，即器物层面，亦为物质文化，如坚船利炮；制度层面，亦为制度文化，如议会制度；价值观层面，亦为精神文化，如世界观和方法论。此亦为中国现代化次第演进的三个阶段。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划分，窃认为，这三个阶段还可以这样划分：及时阶段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南皮新学，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标识，主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它的社会实践为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南海新学，其主张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议会制度，它的社会实践是；第三阶段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侯官新学，其揭橥“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真正体现了中西文化在核心价值体系层面的交融，以现在的研究而言，它的社会实践即是1919年的“”。

在这里，侯官新学中的“侯官”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人文学术概念，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思想文化流派。广义而言，侯官新学是指在福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在两宋以来闽学的浸润与观照下，以及清朝末季这一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激荡中，诞生出来的一个文化学派。应当看到，一方面它是晚清以来，福州乃至福建地区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探救中国的富强之路，主动向西方学习，从而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成果，其中典型的表现之一是福州马尾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而孕育出的福州船政文化；另一方面，它也是西方传教士在福建地区传播基督教、创办新式学堂、开展慈善活动之积极社会效果催生下的产物。狭义而言，侯官新学特指严复的新学思想。

严复之创建侯官新学，是与其兼具深厚国学底蕴与坚实西学基础的知识结构互为关联的。如所周知，严复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终其一生从未停止对中国古籍的研读，后又师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研习古文，国学根柢颇深。14岁时，严复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开始系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24岁的严复乘桴西去，负笈英伦。期间，严复不仅学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等以练习水师兵法为旨归的课程，而且“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1] “于西学已有窥寻”。[2]他说：“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3]正是留英这一教育背景决定了严复一生的功业。从此，“英文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的媒介。英国成为他理想国家的范本。英国人的思想支配了他的思想发展”。[4]梁启超谓之“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及时流人物”。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注定了严复是晚清新学思想家行列中对西学认识最深的一位，是近代中国“精通西学及时人”。惟其如此，他才能够直入西方文化之堂奥，深得个中三昧，最终漂洋过海，将之植根中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巨擘。当年唐僧玄藏不惮万里荒漠赴印度取得真经，严复犹如近代海上玄藏，远涉万里重洋，为死气沉沉的近代中国取来资本主义的天火而真正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曲折漫长的进程。就其理论而言，侯官新学无疑是新学思想体系中最成熟、最系统同时也是最富创新性的一支。其功阙伟。

严复侯官新学之精要表现为：以自然科学为本的思想；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自然观与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以数理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核心价值体系；政治上以“三民论”为核心的救国方略。这里限于篇幅不拟详论。

总之，严复之侯官新学作为新学的殿军是新学的集大成者，是在前面张之洞之南皮新学、康有为之南海新学的基础上最终摆脱旧学之羁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之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或者说是在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层面进行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这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一思想理论的社会实践就是后来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自由、民主，与侯官新学所倡导的科学、自由、民主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同源的。当然，严复后来在政治上站在的对立面，在文化上有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这是由于其渐进改良的方法与激进的方法相颉颃。其中也包含了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风靡中土，中、西学地位易势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国粹、如何进一步使已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思考与努力。

即将付梓的《严复全集》是由福建师范大学主持编纂的。福建师范大学地处严复故乡——福州，为百年老校，不仅深受侯官新学的浸润与熏陶，而且一直以来与严复宗亲有着密切的关联，如严复的第三子严叔夏曾任该校教务长和副校长，其后裔辜严倬云、严停云、叶文心、叶文立与该校保持密切交往，均为学校所聘的客座教授，因此，由师大编校《严复全集》既具有特殊意义，又责无旁贷。为此福建师大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主任李建平，副主任汪征鲁、许明、黄旭。本书主编为汪征鲁、马勇、方宝川。《全集》的编纂得到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严复全集》编纂专项经费、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闽台社会历史与海峡西岸文化建设项目”经费的资助。

《全集》体例由汪征鲁、马勇、方宝川共同讨论厘定。具体承担编校任务的有：汪征鲁《群学肄言》，马勇《天演论》、《日记卷》、《信札卷》、《诗词卷》，方宝川《名学浅说》、《政治讲义》、《严复评点沈瑶庆奏稿》，李帆《政文、序、跋等卷》上、李学智《政文、序、跋等卷》下，郑有国《法意》上，薛菁《法意》下，张华荣《原富》上、下，黄国盛《穆勒名学》，庄明水《八大译著之外之译著》，陈旭东《群己权界论》，方挺《社会通诠》，林大津《英文汉诂》，林校生《严复评点老子》，戴显群《严复评点庄子》，杨齐福《严复评点古文辞类纂》，欧明俊《严复评点王荆公诗》，兰英《汉英译名对照总索引》。由汪征鲁、方宝川负责审校全稿。

一书付梓，追念前贤，不胜向往之至。

[1]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3页。

[2]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07页。

[3]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8页。

[4] [美]本杰明 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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