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理念决定未来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较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本书的内容来自过去几年里多家媒体对我作的访谈，针对的背景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两种理论思潮及改革停滞和倒退的现实。我之所以愿意集结出版这些访谈，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大致来讲，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本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访谈，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的；金融危机之后的访谈，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的。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当美国国会就7 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新浪财经、网易财经等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我将这本访谈录定名为"什么改变中国"，既是想解释过去，也是想激发人们思考未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34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一直愿意与媒体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这本书的内容与读者分享。

我必须向读者坦承，在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张维迎

2012年4月30日

开篇

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

人类的历史，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同时在起作用，只是某一个时代，市场更强烈一点，另一个时代，可能强盗逻辑更强一点。

一

访谈人：您在2010年出了一本书叫《市场的逻辑》，带有一点启蒙性质，里边对中国30多年以来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能否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

张维迎：我们中国只是在过去30年里边真正开始实行市场化的改革，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在世界上被称为一个奇迹。所以我想，要认识人类的历史，认识中国的变革，包括未来中国究竟潜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真正地理解市场，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

要理解市场的本质，首先要理解人的本性。关于人的本性，我们知道学术界自古以来都有好多的争论，就像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性善性恶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学者、哲学家、宗教创立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就是人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点我想不同的学派之间并没有大的争议。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特别是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出于自身的利益，怎样才能好地改进自己的生活? 从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追求幸福的方式我们可以划为两种。

及时种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大街上看到的抢啊、偷啊，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手里，让别人不能享受，自己可以享受，这个我叫它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创造财富，然后自己获得收入，过更好的生活，这个我叫它市场的逻辑。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就是在这两种逻辑不断作用下演进的，有时候这种逻辑占主导一点，有时候那种逻辑占主导一点。我们举一个最近的历史，比如说日本、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的是什么逻辑？强盗的逻辑。就是他希望通过武力、战争的方式，把别的国家的财富掠夺来，服务于本国的利益，本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失败了。二战之后他们又崛起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靠什么？靠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他们生产出其他的国家人民喜欢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如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是在2010年才被中国超过。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中国人买了多少日本的产品，我们为什么买？是因为我们喜欢，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好处。

大家也不要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强盗的逻辑，就一定是大街上简单的那种偷啊、抢啊，好多的强盗逻辑是合法的。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通货膨胀，它就是一个强盗的逻辑，它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但是合法的，为什么呢？现在政府有垄断印刷货币的权力，比如现在的社会财富有100亿，如果政府多印100亿的票子，然后交给某一部分人，实际上等于把一半财富转移到拿到新印的票子的这一部分人手里。这样一放一收，事实上就把一大部分的财富由民间、由私人部门转向了政府，转向了国有部门。所以这也可以算做一个强盗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幸福，你就要去为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带来幸福。这里不是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别人，你可能是为了自己，但是市场就是这样一个有魅力的机制，要想为了自己你就必须为别人，所以我用一句简单的话形容就是：你出于利己之心，但是必须有利人之行。只有用利人之"行"，才能满足你的利己之"心"。我们看一个市场当中，什么样的企业生存得最长久？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最多剩余价值的企业。好比两家企业竞争，哪一家企业能成功，就是看哪一家企业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价值多。我生产一个东西，我卖10块钱，这个东西对你值12块钱，我带给你的剩余价值就只有2块钱。他生产一个东西卖给你是8块钱，这东西对你价值 11块钱，那他给你带来的剩余价值就是3块钱，这时候他就可以打垮我。所以市场竞争本质上就是谁为别人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更多的幸福，更多的满足感。

我们看中国的企业，过去30年中在国际上打垮了好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使得我们中国的产品遍布了全球，靠什么？就是靠我们中国的企业给世界人民，包括发达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买美国的产品，可能质量确实比我们的高，但是因为它的价格更高，相比而言买中国的东西给他带来的好处更大，所以他宁肯选择买中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竞争的一个基本特点。不仅是每一家企业在客户面前是这样，其实企业在员工面前，在供应商面前，在资本面前都是这样的。哪一家企业最能够吸引到的员工？一定是那家企业为这些的员工提供了好的待遇，也就是使他变得更幸福，所以这就是市场的一个基本特点。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市场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想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自由、有竞争。那么自由的前提是什么？是私有产权制度，有了私有产权制度你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如果没有私有产权制度，我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好多人有房子了，有私有的产权的房子，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你是没有的，所有的房子都是政府分配给你的，那你感觉什么时候自由大？当然是现在自由大。现在如果你跟单位的领导关系不好，还可以炒他的鱿鱼，你自己跳槽了，你的房子还在那儿。但是过去的话如果你跟单位的领导关系不好，要走都没有地方去，如果你走了，你的生计都没有了，你都没地方住了。所以说财产制度对人的自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自由，我们就能不被别人强制做事。好比一家企业，你不能强制别人买你的东西。如果每个消费者，每个公民都有基本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只有他愿意，他才买你的东西，那你要让他愿意，你卖出去的任何一个东西都必须满足他的需要，也就是给他带来幸福感，所以这样自由的交易就产生一个双赢的结果。

同样，员工也是这样，过去一个工人在什么地方干活，是由政府支配的，你没有自己的权利，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可能分配给你的工作根本不适合你干，这时候你自己心情也不愉快，所以我们看到在计划经济下，每个人都在抱怨，都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自由。如果有了自由，只有一个雇主能给你提供使你感到比选择其他的工作更好的条件，你才会接受这个工作，所以说自由非常非常的重要。

市场为什么能够创造财富，就是因为企业之间要竞争，竞争满足人的需要，竞争使大家更幸福，当然你要想比别人做得更好，就要靠创新。所以在市场经济当中，我们发现创新突然大大地加快。200多年前，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的年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那就意味着每1 500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才能翻一番，而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技术进步年率达到了1.5%，是过去几千年的30倍。那1.5%意味着什么？人均GDP每50年就可以翻一番。

所以我们看到，当全世界走向了市场经济，就是全世界都在竞争去创新，由于这些创新，我们才有了这样大的进步。看一看今天使用的所有的东西，跟200多年前是不一样的。200多年前的一个普通英国人，他的生活并不比古罗马时代要好。但是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有巨大的进步，我们在不断使用新的东西，今天使用的好多工具、消费品，在30年前大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设想一下在30年前，我们真正见过电话的人都很少，今天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手机，还有iPad等等，这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每一个企业都追求创造，就给我们带来了人类的进步。

还要强调一点，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消费者主导的经济。一家企业干得好坏谁说了算？不是企业自己说了算，而是消费者说了算，如果消费者不认可你，即使生产你认为再先进的技术产品，卖不出去就不可能赚钱。所以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赚钱的企业，能够致富的企业家，一定是服务了更多的民众。你能赚多少钱，取决于你为多少人服务，取决于你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价值，这一点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反过来说，企业家在市场经济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企业家和原来的历代达官贵人较大的不一样是什么？较大的不一样在于：他是在伺候别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过去的体制，历朝历代都是相对笨一点的人伺候相对比较聪明的人，普通人伺候国王、伺候大臣；而市场经济下是相对聪明的人伺候相对笨的人。相对聪明的人就是企业家，一个人之所以能变成企业家，是因为他判断未来更，他看得更清楚，他有更多的思想，能够去创造价值，而我们普通人比较笨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当企业家呢？就是因为我们没那么聪明，但是没关系，是相对聪明的人伺候我们，我们再决定他的命运。这个可以说比西方民主政治竞争还要厉害，西方民主政治下政治家是有任期的，如美国总统选举，是每四年选一次，当选之后，只要四年内没有什么大的违法行为，就可以当四年总统。但你看看企业，看看企业家，他们是没有任期的，他们的位置是不稳的，随时可能下台，因为我们消费者每天都在投票、重选。一家企业过去做得再好，在过去30年、50年，都是很好的企业，但只要有那么一年半载不努力，不好好做，消费者就可能把它选下去，企业就完蛋了。

从市场经济中受惠较大的是谁？是普通大众，是芸芸众生，不是少数人。我刚才讲到，哪一家企业服务的人最多哪家就最能赚钱，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竞争谁能给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所以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服务于少数人的经济。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皇帝出行，32抬大轿，老百姓只能步行，骑毛驴的都很少，但现在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坐的车比较好，但是收入稍微低一点的人也有一辆车，哪怕是100万块钱一辆车，和几万块钱一辆车的差距，也远远小于过去皇帝坐几十人抬的大轿子，和一个人步行之间的差距，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市场经济是一个普惠大众的经济，从市场经济当中得到较大好处的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不是达官贵人。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过去一个特权阶层，可以几代地往下传，现在一代都没有办法遗传，如果他不努力的话。甚至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都会讲，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微软够牛气了，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如果他不创新，不为消费者，不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很快就会完蛋的。

再给大家谈一下市场中的信任问题。市场的一个特点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分开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使用的东西，谁生产的我们不认识，哪怕只是一瓶矿泉水，老板你不认识，员工你也不认识。我刚才讲到市场规模越大，经济发展就越快，我们如果有全球市场，那经济的发展就比仅仅有一个地域市场发展得要快。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怎么信任？你不认识的人生产的东西，你怎么放心买？有些东西可能不太重要，桌椅板凳质量好坏还不是很关键，但是食品，好比牛奶这样的东西，除非有信任，否则不认识的人生产的东西你怎么敢放心地买？所以信任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出利润制度，为什么让一些人当老板，另一些人当雇员，实际上是为解决信任问题。

简单地说，一个老板或者拿利润的人，他要对所有员工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我说利润是一种责任。举例来讲，如果你是一个餐馆的老板，你雇了几十个人，有洗菜的，有端盘子的，有厨师等等，饭菜的质量依赖于所有人的努力。设想有一个客户到你餐馆吃饭，吃了以后食物中毒住院了，现在谁承担责任？是老板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