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龙陵似乎唾手可得之际，后勤补给问题突然成了致命问题。

[1] 宋希濂：《第11集团军滇西龙芒地区作战经过报告》(未刊档案)。

[2] 黄印文：《奇兵攻克龙陵记》，据《远征军在前线》，第234页。

[3] 1943年3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即原“飞虎队”)奉命扩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航空队司令。第14航空队下辖第68混合联队、第69混合联队、第312战斗机联队、第308轰炸机大队、第4照相大队、第14空勤大队。其中第69混合联队的第341轰炸机大队共有第11、22、490、491、492共5个中队，主要使用B-25轰炸机，除战斗之外也可用于空投。

[4] ［美］弗兰克 多恩：《渡江反攻初期报告》(未刊档案)。张太雷译。

[5] ［美］弗兰克 多恩：《渡江反攻初期报告》(未刊档案)。张太雷译。

[6] ［美］弗兰克 多恩：《渡江反攻初期报告》(未刊档案)。张太雷译。

[7]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50页。

[8] ［日］冈崎清三郎：《从天堂到地狱》，第128页。乔宝成译。

攻克龙陵似乎唾手可得之际，后勤补给问题突然成了致命问题。

据宋希濂报告：“自6月4日以来，淫雨连绵不止，道路异常泥泞，人马行动困难。兵站输力既极薄弱，补给线路复因军队进展甚速、延伸过长，以致粮弹追送数量极少；飞机补助投掷，亦因受天候影响，不能及时接济。而龙陵地方贫瘠，产粮极微，又无法就地征购粮食。自6月10日以后，各部均因粮弹缺乏，亟望补充，无法续行攻击。”[1]

“……我军在为驰名的‘龙陵雨’所苦。在不能飞行的气候了，他们渴望着空中的补给，他们盼望着老百姓组织的骡马队，自怒江东岸怒山山脉的平坝里，驮着米和弹，赶到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山脉中来。这些日子，炮弹只留得几十发，罄其所有也摧毁不了几处敌人的工事。他们万里来的米，一顿减少一顿，起先大家喝稀饭，后来一道嚼山芋；山芋找不到，再找芭蕉和草根。”[2]第71军此时的窘迫，被中央通讯社随军记者黄印文写在了战地通讯中。

骡马队在大雨泥泞中翻山越岭的地面运输固然不易，对于实施空投补给的具体困难，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 多恩在6月9日的记事中也道出了苦衷：

物资空投的形势越发紧张。几乎每天，中国方面提供的天气预报不是晴天就是碎云。但是第69联队[3]却报告天气情况并不乐观，执行空中支援任务的飞机不是不能起飞就是中途被迫折返。因此，空投行动也无法进行。昨天(8日)晚上，宋希濂来电表示中国军队正在承受每天数百人的伤亡，希望美国飞行员能够在不利的天气情况下，冒险为前线空投供弹药和食品。今(9日)早，他再次来电，龙陵地区的所有战事因弹药不足而被迫暂停。我们也在一刻不停地催促第69联队的肯尼迪(Kennedy)上校，请他想尽一些办法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补给；如果龙陵不克，则整个的反攻计划都将失败。

中国方面提供的天气情况报告仅限于他们自己头顶的那一片区域(事实上，从机场到空投区的航路上会出现不利于飞行安全的气象条件，但中方对此不以为然)，因此，大部分在前线的美军顾问也认为气象条件适合于空投。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空中补给，那么美国人在此之前所做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我个人认为单靠几次空投，是不可能推动战事的进展的。肯尼迪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不能也不会接受任何在他认知范围以外的事情。他没有丝毫的实战经验，也很少学习别人的经验。第69联队的人也很坦白地讲，凡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训练/演习中没有演练过的科目，肯尼迪上校是不会在实战中去尝试的。由于我们的支援不到位，中方的态度在过去的几周内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4]

11日，大概是被宋希濂屡屡发来的电报搞烦了，弗兰克 多恩开始在记事中指出宋希濂本人的责任，并披露了远征军高层的矛盾：

宋希濂仍在一刻不停地叫喊着要求得到空中支援和物资的空投补给。尽管他手里已经有足够的甚至超出所需数量的部队，但是如果得不到空中支援和空投补给，他拒绝展开任何行动。宋希濂的陆上后勤非常糟糕，他曾经报告说当他的部队到达龙陵外围的时候只剩下随身携带那点物资(他们没有按照规定携带5日份的大米和1个基数的弹药)，粮食弹药非常缺乏。

尽管萧毅肃(远征军参谋长)、卢佐(军委会后勤部副部长)将军和我一再提醒他战区的气象条件不可能保障有效的空投，但是宋希濂仍然依赖空投来对他的部队进行补给。他的地面后勤负责人李国源(第11兵站分监)愚蠢无能，并且还被一群傻瓜包围着。现在宋希濂需要他拿出点真本事来解决后勤供应问题，结果这位老兄彻底崩溃了。卢佐将军曾警告宋此人(指李国源)不堪使用，但是宋希濂依然我行我素。

——对李国源提出指责的，还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蒋炎。“他(蒋炎)相信，但是不能证实，第11集团军兵站分监李国源将军涉嫌贪污。李报告称他有1800头用于运输的牲畜，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以获取更多的经费。按照比例来讲，李所拥有的挑夫和牲畜的数量和第20集团军的一样多，但是第20集团军的后勤工作却进行得相当出色。并且，第20集团也没有向长官部申请更多的资金用于后勤保障工作。而李却不停地要求增加资金投入。”对此，弗兰克 多恩颇有深意地写道，“我们不能凭此断定宋有贪污行为，因为他已经是个十分富有的人。”[5]实际上，已经谙熟中国军队传统的弗兰克 多恩明白，集团军的兵站分监就是总司令的“钱袋子”，往往由最亲信的心腹担任，且稳居不倒。

宋希濂还声称是我和萧毅肃使他陷入如此的困境，他甚至威胁说要从龙陵地区撤军。卫立煌因此指责我和萧毅肃先是说服宋冒险采取现在的作战计划，之后又让他在全军弹尽粮绝的时候无法及时得到补充。萧毅肃认为卫立煌的指责太尖锐了，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他这个参谋长就干不下去了。萧毅肃认为宋希濂和他的下属们像一群爱哭鬼，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后勤系统；而且，宋希濂似乎忘记了，当时正是在他本人的支持下，我们才使目前的作战计划得以通过。

宋希濂直接给蒋委员长发去了一封电报，并在电报中列举了他目前遇到的种种不如意。委员长通过卫立煌做了回应，责问陈纳德(Chennault)将军为何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和空投。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让肯尼迪上校在不利的天气情况下为前线部队空投补给。肯尼迪的问题是，他不会做任何计划外的或者教科书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同时他也不具备在特殊情况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0日)下午两点，卫立煌召集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我们就空中支援和空投的问题对他进行再一次的说明，并说服他下令让宋希濂不要撤军。同时，萧毅肃致电宋希濂询问他的物资是否够用。萧毅肃建议好马上开始攻城，好让士兵们能够尽快获得食物和住所。

下午5点，宋希濂攻下了龙陵。当天晚上，他收到了部分给养补充。攻城部队也将城内日军的大部分据点清除掉了。至6月11日早晨，日军残部被迫龟缩在龙陵城西、南两处的三个据点内继续顽抗。

实际上，“下午5点，宋希濂攻下了龙陵”之说，就是缘自宋希濂当日误发的那个报捷电报。据弗兰克 多恩记述，收到电报后，大概是为消弭此前中美双方的龃龉，卫立煌马上“向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对美方在夺取龙陵的战斗中提供的支援给予高度评价”。 [6]

但此时龙陵上空的天气任然没有改善的迹象，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节选之二

据日本公刊战史：

15日，当第33军决定将主力后撤时，命令第56师团主力在狼兵团(第49师团)吉田联队配合下前往救援平戛守备队，而以第2师团留守龙陵。具体命令为：“第2师团应对付龙陵周边之敌，一并指挥龙陵守备队，要大概确保龙陵南方高地之线并应谋求持久。”[7]

根据上述命令，第2师团以堺联队(步兵两个大队)占领一山、二山；以三宅联队(步兵两大队)占领从云龙山高地经西山至龙陵西方高地的阵地；并命令龙陵守备队依然确保既有阵地。又，命令炮兵在云龙山一线占领阵地，命令工兵援助构筑阵地。

第2师团长冈崎清三郎中将采取以上部署，是以龙陵作为阵地的中心，左右两翼后退到远方。可以想象的是，此后我军攻击的冲力，必然会以压倒优势集中到向我方突出的龙陵守备队。

既然第33军的命令要求“在龙陵南方高地线长期坚持”，为什么第2师团长冈崎不让龙陵守备队撤出城区，反而还要将其当做主阵地的核心？冈崎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的解释是：

师团前面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就有十几个师了。而且由于拉孟的失陷，通往云南的道路也打开了，敌人的重炮已经出现在了前面，今后敌人兵力的增加也是理所当然的。与之相对的是，师团的步兵只有五个大队而且还有伤兵，要将敌人压制在眼前，占领龙陵南方的阵地，实际上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我没自信能够在这个阵地上，将这场不知道持续到什么时候的防御战斗进行到底。

于是，我独断决定将阵地前移，下定保卫龙陵的决心，命令龙陵守备队死守现在的阵地；步兵第16联队占领一山(锅底塘坡)和二山(三关坡)；步兵第29联队占领从龙陵城西及西方高地的阵地。

这样，龙陵城区就在阵地的前方远远地突了出去，而且三个方向都被位于高地上的敌人所瞰制。以一般战术观点来看，这样的部署有很大的弱点，是不合格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用这个“饵”来钓住敌人进行持久战，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我认为这样能够构筑相当多的阵地而固守。[8]

但是，当天夜间龙陵城内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态，即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决定以15日夜为期，独断放弃龙陵，率领全队退却；并已下达了退却命令，开始破坏野战医院的X射线机等重要器材。[9]

小室钟太郎此举，显然就是彻底否定了第2师团的持久作战计划，故而事态至为严重。

因为18日小室钟太郎在两个师团及第33军相继高压逼迫下自杀，其独断退却基于何种考虑，没有留下直接证言。但后来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在其《波乱回顾》中分析认为：随着停止“断作战”和军主力的撤退，龙陵已第三度被孤立于敌重围之中实施殊死之战。而且与前两次情况不同，此时战力已大为低下，外郭阵地又几乎落于敌手。如果不将阵地全部撤退到龙陵城的外围，此后的战斗将是极其残酷的，就谈不到长期拒止敌人。因此，小室中佐可能经过一番深思之后，决心独断撤退。

另外，第56师团参谋永井清雄中佐对小室的行为有如下说法：即，龙陵守备队是由多个部队拼凑起来的，且医院拥有大量患者。小室中佐是第56师团的工兵联队长，可能认为这些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以不忍强行要求这些官兵进行更残酷的战斗，所以才决定退却。当时军所属各部队已陆续向芒市方面撤退，龙陵守备队赤裸裸地陷入敌包围之中，官兵内心强烈的孤立感成为有声无声的压力，压迫着小室中佐。小室中佐可能是屈服在这种压力下了。在过去两次龙陵防卫战中，虽很艰苦，但仍抱有师团主力会赶来救援的希望；而这次就没有那种希望了。况且第2师团连一个参谋都不想派遣，只想让敌大军围攻龙陵守备队，以争取持久的时间。当时守备队里也许有一股“在这种情况下要勉强我们苦战，免了吧”的气氛。

战后编撰的日本公刊战史，列出松井、永井的这些说法，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真相可能要残酷得多。据第113联队第3机关枪中队士兵药师丸章在其战记《我的云南、缅甸之战》中披露：

9月上旬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在视察战场时，曾对松井部队长以及龙陵守备队长小室工兵联队长等人指示说：“上级下令军主力撤退时，你们可根据情况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小室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一指示，行使了“自主权”；但后来当第33军发难时，松山又不敢向军司令官本多坦承自己曾做过上述指示。

松山与本多虽然同为中将，但前者仅为陆士出身，后者为陆士、陆大双料资历背景；尽管松山暗地里时常对本多流露出不服气，但真正遇到关涉重大责任的冲突，却圆滑地采取了回避态度。对此，药师丸章以一个士兵的身份评论道，“保护自己师团的部下难倒不应该是师团长应尽的责任吗？第56师团松山师团长在我的心中就一个懦夫”；“看来对于松山师团长来说，身为他部下的工兵联队长小室龙陵守备队长的性命，远远没有他自己的仕途重要。”

药师丸章在手记中承认上述看法属于个人推论。但就此事来说，为师团长而“讳”实际上就是为日军而“讳”，以日本人习惯性的暧昧方式来记述这段战史，就只能牺牲掉一个小小的中佐军官的尊严了。

[1] 宋希濂：《第11集团军滇西龙芒地区作战经过报告》(未刊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