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政治史为然，即学术思想史亦然。中国学术思想即为寻求此一生命总体而加以认识，并求加以充实发挥光大，此之谓道。道亦一体，而有生命性，故能不断继续有其生长与变化。此体亦有部分，但各部分仍相会通，非可独立，更不容相争。如古代经学，亦文亦史亦哲，有政治有社会有人生，共相会通，《诗》三百首即然。若专以文学或政治视《诗经》，则浅之乎其视《诗经》矣。《诗》然，《易》亦然，《尚书》《春秋》亦然。倘疑《春秋》何得称为文学，则《春秋》之一辞褒贬即其文学，读《公羊》《毂梁》两传可知。倘疑《易经》何得称为史学，则《易》言商周之际一语，便可证其为史学。然若谓《春秋》是文学，《易经》是史学，则又不然。要之，当观其总体，不就部分论，乃庶得之。其他子史集三部亦然。但未有不志于道而能成其学者。道即人之总体生命所在。

西方学术又不然。必分别为各部分，而不成为一总全体。如文学，如哲学，如科学皆然。至如史学，必会通各部分各方面以成，故于西方学术史上属起。又有政治学社会学，亦各分别独立。而中国又不然，宁有不通其他诸学，而可独立自成为一套政治学与社会学。此可谓之不知道，亦不知学矣。

于是而论为人。人之为人，则是一总体，非部分。西方观念各治一业，各得谋生，即为一人。中国则认为此只一小人，非君子，非大人。君者，群也。必通于群道，通于人生总全体之大道，乃得为一君子，一大人。中国人讲一切学问思想，亦在求为一君子，不为一小人。如只为一小人，则亦如一架机器，虽各有其用，只限于部分之用，各自独立，无自由，不平等。人为机器所使用，如一电机工人，则其人为电机所使用。如一文学家，其人即为文学所使用。西方人乃重视此等用，各专一门，互不相通，称为一专家。其自由乃为其专门所限。中国人则谓"君子不器"，做人不当如一架机器，限于专门一用途。纵谓其有生命，亦仅一小生命，乃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不得通于生命之总全体。此则终是人生一大憾事。

中国社会亦是一总体。先秦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合成一总体，乃同为此总体而努力。孟子日："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心者即士，依近代语，乃一无产阶级，但实乃劳其心以为人。而劳力者则受劳心者之领导安排。故有产与无产，食人与食于人，乃相互融通和合，会成一体。或谓中国社会之士，乃从孔子儒家起。实则孔子以前已有士，如管仲鲍叔牙皆是。其实封建贵族亦即是士。如文王周公，实亦皆如后世之士。前如商代之伊尹，夏代之传说，亦皆士。孔子同时郑子产吴季札亦可谓之皆是士。士与贵族本不易分。亦可谓中国封建时代贵族平民本属一体，应称为氏族社会宗法社会。秦汉以下，则为四民社会。政府则成为士人政府，惟士乃得从政。孔子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不当耻恶衣恶食，而农工商劳力者亦不得锦衣玉食，中国社会之经济人生，有一适当之安排。要之，重道义，不重功利，不以部分妨害总体为原则。故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西方则古希腊主要为一城市工商社会，郊外有农人，则称为农奴，两者大有别，明其社会之不成一总体。如人身有五官七窍百骸四肢，又孰为主孰为奴。若分主分奴，即不成为一体。

罗马则军人为主，而农亦为奴。马克思称希腊罗马为农奴社会。但谓其社会中有一部分为农奴则可，谓其乃一农奴社会则不可。马克思此语，可谓乃属哲学，非史学。其主唯物史观历史演进，乃以物为主，而人亦为之奴。故其分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产社会、共产社会，皆主物质经济条件，不以人与人道分。中国之四民社会，士在上，农工商在下，乃分人生职业为四，而共成一体，非有主奴之别。则非马克思所知。

西方中古时期，除却封建堡垒贵族骑士之外，又有教堂林立。严格言之，可谓有人群，无社会。社会乃人群之总体，无社会，则可谓之有人而无群。近人谓西方乃个人主义是已。人必依于群以为人，个人相别，则俨如一物。故个人主义实亦与唯物主义相通。西方社会个人唯物，故有部分，无总体。中国社会乃一人群人道之社会，其部分则尽在总体中。

倘称西方为一宗教社会，或庶得之。人类共信一上帝，乃有其综合性。但必死后灵魂上天堂，乃始见此道之真实。方其在人世，则恺撒事恺撒管，其道仍不见。近代欧洲除共信一上帝外，一切不离希腊罗马两型。资本主义之工商社会，则不脱希腊型。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则不脱罗马型。资本主义必建基在机器上。苟无种种机器，则近代资本主义亦不得产生。而各项机器则由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而形成。故古希腊只得称为工商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之资本主义社会，实应称之为机器社会。人群集合在资本之下而有组织，实则乃集合于机器之下，而始有其组织。然则人之生命，岂不寄托于无生命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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