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绪 论

 学习目的与要求了解妇女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妇女史研究的意义，掌握妇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重点掌握妇女史的基本内涵、社会性别理论和口述历史方法等，了解女性主义教学法在妇女史教学中的运用。

 重要术语妇女史父权制社会性别史口述历史女性主义教学法

打开历史的画卷，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王朝更替、社稷兴衰、政治运动、经济改革、军事外交，等等，这些通常被作为历史的合理主题。但是，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在女权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前的历史并不完整，甚至充满了偏见，因为它缺少了占人类半数的妇女的生活，它只是男人的历史，即“他史”[ “他史”，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对历史(history)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历史”一词具有性别偏见，英文的“History”主要是涵盖“His Story”的部分，而缺乏妇女的历史。]。“他史”的模式不仅限制了历史学研究者的思维框架和理论视角，而且使人们不断传播和复制偏颇的、不完整的历史知识，影响着历史学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实现。为了纠正史学的偏见，完善历史知识，使历史更加完整、客观，学界开始反思传统史学研究，努力开拓有关妇女历史的研究，使妇女史学成为学界一颗璀璨的明珠。

及时节妇女史研究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与探索，妇女史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领域不可忽视的新领域。妇女史具有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它填补了大量史学空白，纠正了传统史学的性别偏见，为整个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气息与营养。

一、妇女史的界定妇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以妇女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和妇女学研究方法，探索妇女历史的特点与规律，并从女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问。为了更清楚地界定妇女史，首先需要对“历史”进行分析和界定。通常所说的历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的真实经历；二是指记载人类过去经历的历史遗存和历史作品等；三是指把人类过去经历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 王向梅：《发现妇女的历史》，载韩贺南、张健主编：《新编女性学》，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历史所包含的三层含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妇女史的内涵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进行界定。从及时层含义来看，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人类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一切，那么其中自然包括占人类半数妇女的经验与活动。因此，妇女史应该是人类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从第二层含义来看，妇女史也包括人类历史上妇女的遗存和相关作品等；从第三层含义来看，历史学既然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学问，其中必须要有关于妇女的历史研究。因此，妇女史，包括妇女的真实过去，与妇女相关的历史遗存和作品，以及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妇女史研究。在本书中妇女史侧重于第三层含义，妇女史，即史学家借助各类妇女相关的历史遗存和作品，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究妇女的真实过去的学问，妇女史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妇女史的产生以及对史学的挑战妇女史诞生以来，对传统史学形成多方面的挑战，创造了史学领域诸多变革与创新，同时也对人类知识和价值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一)妇女史的产生长期以来，妇女一直被排斥于主流史学之外，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著述中，妇女的经历基本被忽略，妇女的贡献几乎被抹杀，妇女的形象多数被掩藏，甚至被歪曲。传统的史学记述和研究著作主要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的经历为主题，以男性的价值观念为衡量标准。这样的历史著述和历史研究提供的仅仅是男人的历史，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失语”和“缺席”的。因而这样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性别偏见的。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充斥着对帝王将相、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记载，而其中很少有妇女的踪迹，绝大多数的妇女都被“隐藏在历史的背后”，是“看不见的”。当然，有些文献专门来记录贞节烈女，但这些文献是为了宣扬“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男权中心思想而创作出来的，不能反映妇女的真实生活。在国外的历史文献中，妇女也是长期被忽略的，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英国比德所著的《英吉利教会史》，以及宗教文献《圣经》和《古兰经》，都是以男性为主角，以国家兴衰、权力之争、军事战争为主题，体现了男性的价值观念。由此可见，在传统历史文献和著述中，妇女是被隐藏的，这样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他史”，即男人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妇女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还常常被污名化、妖魔化。“红颜祸水”的污名更是把妇女推到了历史罪人的角色上。论及亡国者的过错，总有一个女人扮演始作俑者，比如商纣王的妲己、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甚至到明代末期的陈圆圆，都被定义为“红颜祸水”。在西方，荷马笔下的绝世美女海伦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而《圣经》里，夏娃经不起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之果，成为人类原罪的起点。这样的妇女观不断被复制和传播，无疑更加重了对妇女真实历史的掩盖和曲解。这些在历史转折点出现的妇女真的是罪魁祸首吗？实际上，透过更为丰富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亡国之君本身的昏庸无道，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等方面的激化，才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真正引发战争和社会动乱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的权力和欲望，所谓“祸水红颜”也是男性权力之下的玩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除了历史文献具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和排斥外，现有的历史研究成果也常常带有性别偏见。从历史研究的分类来看，和男性相关的是政治史、制度史、法律史、思想史、法律史、战争军事史、外交史，等等；与妇女相关的则是婚姻史、家庭史、儿童史、私人生活史，等等。可见，带有男性气质隐喻的历史研究内容多数都是和公共生活有关的，而带有女性气质隐喻的历史研究则多数是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主题。长期以来，带有明显男性隐喻的政治史是史学研究的主流，政治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渗透到其他史学研究领域之内，这直接降低了人们对妇女历史的关注程度。而且，历史学家多为男性，他们很少考虑到妇女和性别问题，即使在研究中涉及妇女，也往往从男性立场出发，难免有失偏颇。妇女史从传统史学中脱颖而出，一方面归因于女权主义思潮的推动，另一方面要归功于史学研究中年鉴学派的兴起。只有在年鉴学派所倡导的“从下往上”的社会史研究兴起后，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历史才受到关注，与妇女有关的史学主题才逐渐受到重视。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历史中的性别盲视和偏见，妇女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完善，此外，妇女历史研究学者也日渐增多，这些因素促使一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新领域——妇女史的产生与发展。(二)妇女史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历史学是专门研究人类过去历史存在的科学。史学家借助于各种理论与方法，不断挖掘人类过去的真实情况，但由于受到研究者主观性及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历史学知识不一定是客观、完整、公正的。妇女的历史，作为人类半数的历史，曾长期受到忽视就是一个例证。妇女史，是相对晚近发展起来的历史学分支，但它的出现对于传统历史学研究却贡献极大。1.妇女史肯定了妇女历史的重要性。妇女史的首要任务，是肯定妇女有自己的历史，并且主张通过历史研究挖掘妇女的真实体验和贡献。为此，妇女史注重剖析父权制[ 父权制，对应的英文是Patriarchy，是男人支配女人的一种历史性别制度，它产生于原始公社后期，男性在经济上及社会关系上占支配地位以后建构起来的一套制度。由于男性所从事的畜牧业和农业在生活中逐渐起决定作用，造成氏族内男性地位的上升与妇女地位的下降。这种权利关系的变化，伴随着对偶制婚姻的出现，使母系社会的从母姓转变为从父姓，子女的血统关系由确认生母转为确认生父。这样就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氏族公社和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家族制度等，使得父权制成为建构两性权利关系的重要因素。]的假设，揭露父权制对于妇女历史和整个历史知识建构的影响，倡导要超越父权制的假设，纠正“男性中心主义”的史学偏见，将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类中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考虑，妇女必须要有自己的历史。2.妇女史注重挖掘多元妇女群体的经验，不但看到分散在各个阶层的女性个体，还把她们作为一个单独的性别群体进行分析，以便发现性别之间的差异。妇女不是一个少数群体，而是一个性别整体，不管她们处于什么阶级、阶层，都与周围同一阶级、同一阶层的男性有着不同的角色、空间与权利。在以阶级为重要研究视角的历史研究中，这种差异并未被重视，妇女史则要呈现这种真实的历史史实。3.妇女史为史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妇女史研究使社会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性倾向等新的分析视角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妇女史学家指出，妇女的处境不仅仅受到阶级、阶层的影响，还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等因素的影响。用性别视角来分析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事件，考察种族、阶级和宗教，都有新发现，都会增加新的研究领域。同样，用性别视角分析历史，可以使人看到妇女如何受到家庭生活、就业机会、教育、法律及制度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她们变化的地位如何又影响到社会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妇女史议题。4.妇女史的研究对传统史料提出了挑战，在妇女史的推动下，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对应的英文是Oral History，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具体是借助录音、录像设备，访问曾经亲身经历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保留其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用以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的方式和方法，以期让历史更加、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田野调查、质性访谈等挖掘论据的新手段在历史学领域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使用。既往的历史材料大部分是由男性记录和收集的，图书馆和档案材料也是按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分类整理的，而且男性中心的偏见不仅渗透于史料收集和编纂者的头脑，而且也渗透到史料之中。在父权制社会，妇女通常被定义为男系家庭的成员，很容易被消融在这种家庭里，不能以独立的名字出现。妇女史学家必须对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提出质疑，并且要用体现女性观点的原始材料来反驳这种偏见，这使得史料被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解读，新的史料大量被挖掘和使用。5.妇女史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学模式、框架和话语，包括历史分期、历史评价等方面。在传统史学中，以战争、征服、革命或巨大变革、宗教变迁来分期，所有这些分类都与男人的主要活动相适应，特别是参与政治活动的男性。历史评价的标准主要是那些影响男人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比如经济机会、政治改革、社会名望，等等，并基于此而构建起来的以男性角色标准为主导的社会评价体系，而妇女在这套评价体系下被边缘化、其价值没有得到合理的呈现和定位。因此，妇女史倡导要对传统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假说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妇女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做出的贡献都应该是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必须要按其本来面目来记述，只有建立在妇女已被承认为历史的基本创造者，而且将男人和女人同样作为衡量历史重要意义尺度基础上的历史，才能成为真正、客观的历史。

三、妇女史的发展——从“添加式的妇女史”、“她史”到社会性别史西方女权运动的推动以及新史学的发展，为我们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研究视野。人们发现，历史不仅仅是包含“他”的故事(His-Story)，还有“她”的故事(Her-Story)。传统的历史往往是以男性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从男性立场出发并体现父权制伦理道德的“他史”。而且传统历史学家常常站在男性立场，这使他们无法真实地呈现妇女在创造历史、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和谋求自身生存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于是，一些关注妇女历史的学者开始倡导“把妇女还给历史，把历史还给妇女”，强调把尘封已久的妇女史料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来，添加并整合到传统史学中去。妇女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正如英国著名妇女史学家琼 凯利 加多(Joan Kelly Gadol)所说，就是要“恢复妇女在历史中的位置，为妇女重建我们的历史”。[ Joan Kelly,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为此，妇女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把妇女史知识添补到历史知识系统中去，而且还以建立系统的、独立于传统史学之外的妇女史为己任。20世纪70年代，妇女史学家的这种努力是成效卓著的，大批有分量的妇女史学著作在欧美各国问世，妇女开始从“隐藏在历史背后”成为“变得可见的”历史主体。[ 此时期有代表性的两本著作是：Sheila Rowbotham, Hidden from History: 300 Years of Women’s Opperes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it, London, Pluto Press,1973; Renate Bridenthal,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1977.]这种把妇女填补到原有历史框架中的做法，被称为“添加式的妇女史”。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在既有的男性史学模式中添加妇女历史的做法，认为妇女和男人的性别差异决定了妇女应该有不同于男性的、属于妇女的历史，妇女史应重视对妇女经历的描述。于是，学者们开始从女权主义立场，用妇女的经验来重新书写人类历史，即与“他史”(His-Story)对立的“她史”(Her-Story)。“她史”的研究，是妇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关妇女的各种生活经历与体验成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兴起了对诸如婚姻、家庭、生育等“妇女领域”的研究热潮。伴随着新社会史的兴起，历史中被忽视的群体受到关注，妇女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社会性别概念对于妇女史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20世纪70至80年代，社会性别视角主要用于分析妇女内部的差异，多数冠以“社会性别”之名的研究仍然侧重传统的妇女史，而且“社会性别”通常被用来描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妇女、儿童、家庭和性等相关主题的代名词。于是，一些历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如果只是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历史主题，那么就不能对现存的历史范例提出挑战，更无法改变史学传统的性别偏见。他们开始把社会性别作为驳斥生物决定论的理论武器，从社会对不同性别群体的角色分工和塑造来考察两性的不同历史境遇，甚至还有不少史学家用它来重新审视整个历史学及其理论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琼 斯科特(Joan Scott)的观点。1988年，琼 斯科特在其被广为引用的文章《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中，对社会性别概念进行了清晰且完整的阐释。斯科特把社会性别视为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ion)的一种方式，认为“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生理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中的建构性元素(Constructive element)”，而且是“表达权力关系的一个主要方式”。[ ［美］琼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175页。]斯科特的贡献，不仅在于给出了社会性别概念的系统解释，而且她把社会性别视为社会关系的建构性要素和权力关系的表达方式，使得社会性别不仅仅能作为史学的一个研究主题和领域，也不仅仅是作为区分男女两性不同行为和社会角色的方法，而且成为分析所有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的重要范畴。斯科特对“社会性别”的界定，奠定了社会性别史的理论基础。社会性别史[ 社会性别史，是以“社会性别”为核心分析范畴的历史研究，注重对历史的社会性别分析和批判，既是妇女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兴力量。]，是以“社会性别”为核心范畴的、注重差异与多元的历史研究。它看起来更加中立、客观，因为它不是专指妇女，而把社会性别放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这一点赢得了不少史学家的认同。随着史学家对社会性别理论的认识和运用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以“社会性别”为核心范畴的社会性别史逐渐从妇女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支新的具有变革和发展潜力的史学研究力量。正如史学家伊格尔斯(Georg G. lggers)所说，“最近15年中一项重要的发展，便是妇女与性别的历史日愈被纳入到通史之中来”。[ ［美］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近十五年西方历史学的新发展》，何兆武译，载《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7页。]近十年来，社会性别史重视将社会性别与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婚姻状况、性向等相关因素结合起来进行交叉考察和分析，为史学带来不少新气象。从“添加式的妇女史”、“她史”到“社会性别史”的不断发展，体现了妇女史内涵的变化以及其自我超越的精神。如今，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史学流派。

四、中国妇女史研究概述在国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掀起一股妇女史研究热潮，多部作品问世，其中陈东原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把妇女放在婚姻、社会问题等范畴内进行研究，比如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和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男女平等的立法和意识形态影响到妇女史的研究。但妇女史的研究还主要是从历史中寻找著名妇女的贡献，如黄道婆和冼夫人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再度兴起，不论是专门史、断代史还是通史角度进行的妇女史研究成果都大量涌现。比如高世瑜的《唐代妇女》、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刘士圣的《中国古代妇女史》、罗苏文的《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等等，填补了史学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另外，妇女运动史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在此时期也非常活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史领域除了使用传统的史学方法，还引入了社会性别理论、文化史、身体史和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使得妇女史研究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其中，王政、杜芳琴主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李小江等著《历史、史学与性别》、高彦颐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伊沛霞著《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曼素恩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陶飞亚著《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邓小南、王政、游鉴南主编的《中国妇女史读本》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总体来看，我国妇女史研究可分成三类：其一，以妇女研究为背景的妇女史研究，侧重考察历史中的妇女地位、权力、身份以及性别关系，不仅呈现历史中的性别差异，还注重考察其影响因素，这类研究既能丰富和完善历史学研究，又能为现实性别问题提供借鉴与策略；其二，从社会史角度考察妇女的历史，多侧重于婚姻、家庭、伦理习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既有通史性研究，也有断代史研究；其三，妇女运动史的研究，尤其侧重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和妇女解放进程等方面的研究。尽管我国妇女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研究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多数研究依然关注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贡献”，还有就是从婚姻、家庭、礼俗、性等领域涉及妇女。这样的现状尚不足以实现妇女史的目标，更不能满足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作为妇女学学科建设基础部分和历史学研究新生力量的妇女史，迫切需要拓展思路，吸收和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不断完善与发展妇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