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日本帝国的崛起

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为现代化国家，亚洲的政治格局和战略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的崛起也对那些已经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强国——英国、俄国和美国——构成了威胁。直至1900年，这三大强国占领了亚洲的大部分领土，并控制了进出亚洲的各个通道。西方列强的统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十分稳固，因为当时远东地区没有哪个国家具有改变现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然而，随着日本逐渐发展为世界强国，日本与亚洲大陆比邻的地理位置更为日本军队的转移以及发展成为帝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东京政府公然昭示其想要在亚太地区分一杯羹的企图之后，日不落帝国带来的威胁也成为现实。不过，虽然日本国力的发展确实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但是直到及时次世界大战(1914—1918)之后，除了俄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有与日本发生冲突的理由。日本领导者明确表示，日本希望能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当时的日本确实没有侵略扩张的企图，直到经济大萧条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军方认为日本的问题只有通过征服新的领土才能解决，即使这种行为有激怒外国列强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现代日本的崛起：原因与结果

直至19世纪中叶，在亚洲占领领土最多的国家是大英帝国。英国控制了印度次大陆，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商业往来的渠道，同时还在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俄国则是远东地区的另一个强国。沙俄帝国不断向其欧洲本土以外的地区扩张；1860年，俄国在日本海建立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将其占领，使之成为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据点；俄国还企图侵略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领土。虽然当时美国并没有介入国际事务，并且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但是美国的商船早已在远东地区的海域上乘风破浪了。因此美国也有了在该区域打击敌对国家的动机。

日本无法成为世界经验丰富的强国，至少在18世纪后期绝无可能。当时日本的社会制度就像是中世纪的采邑制度，被称为大名主(daimyo)的领主以及统治阶层的武士(samurai)所统治。当时日本没有中央政府，因此无法进行帝国主义式的扩张。日本人还有意将自身与外界影响隔绝开来，自16世纪德川(Tokugawa)时期开始，日本就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不让外国人进入其领土。日本的闭关锁国就等于将科学和技术知识拒之门外，而这些正是日本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实际上，日本甚至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日本就发展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玩家。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 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黑船”驶入江户湾(东京湾)时，日本几个世纪以来紧锁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佩里还要求日本政府准许美国的捕鲸船进入日本领土使用燃料和供给设施。随后，日本内部分为两派，一派希望打开国门与外国通商，而另一派则想要继续闭关锁国，日本因此陷入内战。这场纷争一直持续到1868年才结束，幕府统治被推翻，明治天皇成了日本的较高统治者。中央集权的政府得以建立，而且这是日本在其2000多年的历史上及时次统一。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日本迅速实行现代化，日本人民齐心协力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1894年至1895年，日本军队击败中国并占领台湾，日本作为现代化强国的地位得以确立。1902年，在日本与英国签订了及时个正式的条约之后，其身份才被国际社会认可。两年之后，即1904年，日本向俄国宣战，并于次年的对马海战中击沉了沙皇的舰队；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平原摧毁了俄国军队。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欧洲强国及时次被非西方国家击败的战争。在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调停下，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该和约规定俄国将其在黄海海岸占领的旅顺港让给日本，同时还有库页岛以南部分。1911年，日本在朝鲜半岛建立殖民地之后继续扩张，试图征服更多的领土。1914年至1918年的“一战”中，日本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帝国军队不仅占领了太平洋以南地区，还夺走了德国在亚洲的所有殖民地。及时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海军迅速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领导人受邀作为盟国及其相关国家的“五强国”(Big Five)成员之一列席会议。

因此问题就来了，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岛国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许多因素促成了日本的发展，其中及时个因素是日本统治精英决意不受西方国家控制的决心。日本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中国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剥削，东南亚的大片地区也在同样的方式下被殖民化，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日本要想避免同样的命运，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简而言之，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扩张是日本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日本煞费苦心努力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发展自己。仅1871年至1873年两年时间里，日本就派出了350多名公民前往海外学习有关国家的重要知识，如政府管理、现代化和军事建制等。随后便是日本迅速变革的时期。日本以普鲁士为样本制定宪法和法典；教育系统不断扩大，因此当时日本的文化普及率高得惊人。同时，日本政府向各大企业提供补贴，使得日本最终在纺织品出口上占据经验丰富地位。日本政府还鼓励修建公路、电话和铁路系统，开发海运航线。为了建立强大的海军，日本还从英国皇家海军以及法国和德国的总参谋部引进专家。日本认为，要想不被西方国家控制就必须效仿它们实现经济繁荣的途径——即建立海外殖民地。这样做不仅能攫取原材料，还可以为各种产品建立垄断市场。虽然日本的统治阶层将推动改革作为防御的手段，但是建立帝国是这一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1900年，虽然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它已然具备实施帝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条件，例如足够的资本盈余和工业产量，再加上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

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促进了日本的发展，及时个是士气。日本人拥有很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而且日本领导人还定期宣传这样一种理念，即他们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特殊的地位。日本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是由数个世纪传承下来的传统理念塑造而成的，传统理念鼓吹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宣称他们是太阳神的后裔。因此，神话是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朝拜皇帝的传统，再加上教育体制对纪律和忠于国家的强调，因此，日本民族能够保持较高程度的民族凝聚力，人民也具有强烈的职业道德感，国家也就能优化其资源配置。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也同样与士气有关。日本武士阶级重视荣耀的民族气质，以及号召武士为主君和国家牺牲生命的“武士道”(bushido)精神，这些时刻铭记于每个士兵的心中，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与中国和俄国的交战表现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士气对于增强日本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大有裨益，有时候足以弥补他们在物质和技术上的欠缺。

日本在公众中大力推广泛亚细亚主义(Pan-Asianism)的理念，即日本有道德上的义务将远东地区从西方国家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明治天皇在位的时期，博学政治家、商业巨头以及知识分子等统治精英一起编造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宣称日本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亚洲担任领头羊的大国。其目的是为了统一民众共同向着现代化前进，并让公众支持政府的行为。日本于1890年首次公开宣布要建立日本人统治的亚洲的政策，当时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在备忘录中宣称，为了自力更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日本必须要界定其“主权的界线”。更明确地说，其影响力的范围被界定在日本本土及其毗邻地区，其中包括朝鲜和中国。备忘录的内容暗示日本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以保卫大日本帝国，即使要将亚太地区的外国列强驱逐出去也在所不惜。广大日本百姓已经接受这种关于日本特殊角色的观念。爱国组织四处宣扬亚洲已经被西方帝国主义包围，军界公然表示，如果放任远东地区沦为殖民地，那么日本将自身难保。换句话说，日本人将自己视为解放者，其职责是建立以他们为中心的新秩序，并帮助邻国走上发展之路。日本帝国军队在与中国和俄国的对战中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这一点也强化了他们心中的优越感，日本领导人也更加有胆量去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

对日本有利的第二个因素是地理因素，日本本土及其主要势力范围离强大的对手十分遥远。亚洲大陆上只有正在衰亡的大清帝国。此外，西方列强在亚洲建立殖民统治的时候，日本因为地理邻近更有利于在亚洲大陆上建立势力范围。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的战争中以高昂的代价吸取了一次教训，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前夕试图保住它们在马来亚、菲律宾和香港的殖民地时也被日本教训了一番。地理因素更为重要，它让日本处于开拓海外市场的绝佳位置。日本本土则可以远望连接北美和亚洲的太平洋。同时还有许多深水港，如东京湾和濑户内海，商船可以在那里补充物资。因此，日本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中获得了许多重大利益。

然而，虽然日本已经占据一定的优势，日本政客也发出了野心勃勃的言论，但是扩张主义政策的实现仍面临重重困难，其中较大的困难是日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支撑它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政治领导人也意识到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与外界的繁荣贸易。基于此，日本政府希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日本的目标是成为国际社会中受人尊重的一员，而且为了避免国家分裂以及国家利益受损，用某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讲，日本“行事谨慎、现实”。

对那些在亚洲享有利益的西方国家而言，日本的崛起显然是个威胁。1905年俄国战败之后，暂时停止了其在远东地区的帝国主义活动，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巴尔干半岛地区，因此只有美国和英国限制着日本的扩张。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两国都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发动战争。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日本帝国海军的出现确实是不容忽视的挑战。而且，局势更为复杂的是，大英帝国在1900年过分扩张其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因此得罪了法国、俄国和德国，而且很有可能会与它们产生冲突。伦敦政府的政客坚信，要不是英国不想招惹太多的敌人，日本必将被征服。英日于1902年签订条约，它们之间的冲突因此得以缓和。基于该条约，英日两国保障互不侵犯各自的利益，并且在一方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它们之间结盟的亲密关系一直维持到“一战”结束。

美国也在日本的扩张中损失惨重，并意识到其在太平洋的地位正受到威胁。美国与中国建立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纽带，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岛屿基地以确保其海上通道，其中包括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早在1907年，美国海军就制定了假设美国与日本海军爆发冲突的“橙色战争计划”(War Plan Orange)。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舰队将驶向菲律宾，再北上与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展开决战，然后封锁日本本土以阻断其物资供给。然而，我们不能夸大该战争计划的重要性。该战略是以美国海军必须准备好与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作战为中心思想而制定的。对日本的敌意被限定在美国部分民众身上，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西海岸各州的公民——日本移民大量流入这些州。而其他州的民众则倾向于与日本和平共处。1911年美日之间达成贸易协定，以确保双方每年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活动，这也预示着美日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在西方国家的眼中，日本是潜在的对手，但是绝不可能打破亚洲地区的势力均衡。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英国和美国投之以桃，日本就会报之以李。

然而，及时次世界大战期间，局势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日本的行为使得各国开始怀疑其想要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1914年年末，日本在加入“一战”的几个月里占有了德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其中包括青岛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岛屿。随着日本迅速取得胜利，日本政府壮着胆子试图强化其在亚洲的影响力。1915年5月，日本外相加藤高明(Kato Takaaki)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包括控制中国的邮政系统和海关，以及保障日本顾问在行政部门任职。这“二十一条”要求无异于要求较大化的领土权利。中国政府默许了这些要求，虽然日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它的名声也毁于一旦。1918年，“一战”临近结束，美国和英国开始担忧日本的称霸野心。美国尤为担心太平洋地区发生海军军备竞赛，也害怕日本的行为打破亚洲的势力均衡。英国政治家同样对此表示担忧。英国外交部以及首相劳合 乔治(Lloyd George)及其之后的政府都怀疑，保持英日之间的联盟是否是明智之举。随着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如果英国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盟关系，英美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疏远。同时，如果废除该条约，日本就会成为敌人。然而，英国在经历过“一战”之后，其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起另一场战争。

《华盛顿条约》时代，1922—1929

美国担忧美日关系持续恶化会引发远东地区的战争，因此美国总统沃伦 哈定(Warren Harding)于1921年至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三大海洋强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分别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同时出席的还有许多欧洲国家的代表，此次会议的目的是签订条约，以维持现状。会议上达成了许多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海军配额的限定。美国海军、英国皇家海军以及日本帝国海军将主力舰的总吨位明确限定在5∶5∶3的比例。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不准再制造新的主力舰，一切关于船舰的制造工作全部暂停。因此，20世纪20年代日本被迫放弃“八八舰队”计划，该体系要求建造8艘新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美国和英国因此认为日本已经失去对它们的利益造成威胁的能力。

至于领土问题，《九国公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各签署国禁止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攫取经济特权的问题被搁置，贸易及经济上的纠纷要与中国协商和平解决，若不能解决，则与九大国商议。，引起美国强烈不满的英日同盟被《四国条约》所替代，由美、日、英、法共同签署。

尽管《华盛顿条约》最初是为了给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然而侵蚀西方利益的危险并未消除。首先，日本军界与海军对该条约十分不满。四国中，日本配给的海军军舰吨位是低的，而且在日本看来，英日之间的条约被取消，就是图谋取消日本的特权。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Kato Kanji)手下的许多海军军官将推翻该条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日本帝国陆军也对于禁止日本在中国获取更多领土的条款感到愤慨。西方国家也意识到与日本之间的和平关系并不能保持长久。美国的国防官员认为战争在所难免。美国为制定海军和陆军联合作战计划而设立的联合委员会，也将日本标记为“极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国家”。同样，英国人也认为，英日之间关系日渐恶化，英国需要为可能的战争作好准备。1919年早期，在及时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约翰 杰利科(John Jellicoe)和其继任者贝蒂伯爵(Lord Beatty)的支持下，英国海军部计划在新加坡建立前线基地，以便在远东地区爆发战争时，英国皇家海军能够从该基地出发参战。内阁于1921年接受了该议案。

更要命的是，《华盛顿条约》并没有建立确切的机制，以确定日本是否遵守了军备限制的约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美国领导人所关心的仅仅是停止海军军备竞赛，而没有任何意图去建立一个组织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此情形下，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的约束前景并不乐观。

就战略层面而言，该条约规定战争中的日本帝国海军可以在西太平洋水域四处移动而不会遭到反对。“不设防”条款禁止美国在关岛和菲律宾建立基地，因此美国要想在极为贴近日本本土的水域维持和平时期驻军就十分困难。英国同样不准在新加坡以北(如香港)设立基地。整个20世纪20年代，经济问题也束缚着英国，使其无法在新加坡建立基地，而且这个时期的英国也无心保护其在亚洲的利益。1941年，西方国家与日本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它们无力在远东地区维持大规模驻军的坏处也越来越明显。

尽管《华盛顿条约》存在许多漏洞，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局势还是十分稳定的。日本文人领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统治日本政府，此时日本议会中和平派系仍占多数席位。执政党倡导不侵犯政策，这一点与日本“一战”之前领导人的想法相同。军队中要求迅速重整军备并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强硬派因此受到约束。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余波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需要，在这次地震中东京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邻近的横滨港损失极为惨重。当时日本经济面临着衰退的危险，在美国为其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和物质援助之后才得以幸免。日本在此次事件中再次发现了与西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远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国爆发的内战。清朝在1911年被推翻，袁世凯担任中国首位总统。然而，北京中央政府因缺乏民众的支持，其根基日益不稳，同时还要与许多敌对派系作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派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让中国摆脱外国势力的影响，并且反对北京政权仍允许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政策。北京政权还要应付手中控制着大片土地的军阀发出的各种反对声音。1924年，这种动荡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北洋军阀率领部队向长江流域进军。国民党决定采取极端的措施。1925年，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逝世，被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他提议向中国东海岸的主要港口发起北伐运动。1927年，国民党抵达中部地区，并于次年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这些进展引起了日本人的担忧，他们觉得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东京政府认为，不属于日本的领土始终都在中国的掌控之下，而且日本帝国陆军没有权利介入其中。这一政策遭到政府中好战派的反对。具体而言，他们对于政府的无动于衷感到愤怒。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及其立宪政友会于1927年掌权之后，日本就开始使用武力来保卫其在中国的利益，并出兵中国山东。与此同时，日本在几个月之后退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还发表书面声明，正式承认国民党所取得的领土，并宣称日本将会支持温和夺权的政党。

然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的侵略扩张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以保护日本在华利益为己任的关东军渐渐获得了政策的控制权。其中最暴力的事件是1928年6月对的暗杀。在前往奉天与日本谈判的火车上被炸死。河本大作(Komoto Daisaku)麾下的军官认为消灭有助于加强他们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回到东京，田中义一提出的与中国合作的政策遭到了反对党的抨击。此时，日本着手实施领土扩张政策所需要的是一场重大危机，足以引起国内人们普遍要求进行此类行动的危机。

日本的爆发，1930—1933

1929年至1933年全球经济衰退，日本政坛陷入一片混乱，而这一切为军事领导人落实前进政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日本经济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对美国的丝绸出口是日本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美国国会为了保护美国生产商不受外国竞争之害而提高了关税，日本丝绸的出口量减少了90%。商品消费的需求下降同样也引发了工业生产的低迷，而且随着与外国贸易的戛然而止，日本银行为了保住日元而不得不将日元汇率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比率。

政府很快就因在经济混乱面前无能为力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海军和陆军终于能够冲出文官政府的藩篱。反对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声音以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都标志着日本外交政策在以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及时，这些标志着文人掌控政府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示着军方开始占据上风。第二，日本不再认为国际合作是保护其在中国利益的途径，并采取军事行动来保障国家安全。

瓦解《华盛顿条约》的及时步是海军总参谋部着手实施的。1929年年末，伦敦海军会议顺利召开，外务省命令日本代表团不要与美国撕破脸皮，虽然海军军官坚持的比例是10∶7。1930年3月，在经过了长时间的争吵之后，日本终于接受继续沿用之前在《华盛顿条约》中确定的10∶6的比例。然而，许多日本海军军官认为在如此低的比例之下，日本保护其在亚洲利益的能力会受到限制，从而危及日本自身的战略地位。日本海军准备批准《伦敦海军条约》，但是受到了较高指挥部中许多派系的阻挠。为了避免出现日本无法履行条约义务的尴尬情形，日本首相浜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从裕仁天皇处获得许可，要求在伦敦的代表团签署该条约。然而，该条约却引起海军领导人的愤怒。较高军事委员会正式告知裕仁天皇，一旦该条约于1936年到期，日本再也不会签署任何军控条约。当年11月，首相浜口被日本右翼国家主义分子暗杀，该海军条约越来越不得人心。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民强烈反对《伦敦海军条约》，这也为日本海军扩张奠定了基础。保障军控的军官被杀害，而反条约派系开始逐步掌控较高统帅部。最终，日本于1934年公开宣称，再也不会签署任何不平等条约，这也象征着“一战”后海军军控条约的终结。

日本帝国陆军的所作所为在日本踏上侵略国之路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大的作用。全球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影响使得大部分军官认为，与西方合作再也无法保障日本的利益了。社会民众很容易产生不满。农业部门的许多中层官员的生活状况因美国奢侈品(如丝绸)购买力的下滑而严重受损。造成的结果是，陆军军官不愿受政府的约束，不愿执行放弃领土要求的政策。鉴于中国东北诸省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煤和铁等原材料，它一直就被日本视为利益丰厚的礼物。该地区还盛产粮食作物，如小麦和大豆，而且该地区幅员辽阔，日本可以在此地建立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本人口过剩的问题。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领导下的关东军认为，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制造了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地点就在奉天城外，并将爆炸嫁祸于中国人，以便为侵略找一个借口。让我们回到东京，日本内阁已经认识到军队不受其掌控这一事实。侵华战争已经启动，而且该行动获得了日本媒体的广泛认可。1932年2月，日本军队插手上海地区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之后，国际社会越发排斥日本了。3月1日，日本公然宣告伪“满洲国”成立。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其不愿与西方国家合作之心更是昭然若揭。

“九一八”事变也表明，除非是《华盛顿条约》的签署国愿意对违反条约的国家采取惩罚措施，否则该条约就是一纸空文。美国和英国正忙于应付本国内部的经济问题而无暇抽身，更别说对日本施加制裁了。英美两国希望东京政府的文人领袖能够接受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声音，并进一步约束陆军。1931年9月22日，中国将此事件提交到“国际联盟”，此时采取实际行动的需要越发紧迫了。伦敦政府和华盛顿政府请求“国际联盟”理事会商讨出解决方案。然而，鉴于“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并不准备针对日本采取具体行动，因此“国际联盟”仅对日本进行了口头上的谴责。“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以英国的李顿勋爵(Lord Lytton)为首，调查远东地区发生事件的真相。调查团于1932年秋天返回并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明确违反了“国际联盟”的规定。“国际联盟”仅表示不承认伪“满洲国”政权。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样对日本无动于衷，也不愿意采取任何积极对抗的措施。例如，美国国务卿亨利 史汀生(Henry Stimson)公开发表演讲，谴责通过武力取得领土的方式。然而，除非世界上的几个大国愿意针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或是施加经济制裁以惩罚日本，否则国际社会的不满是无法阻止日本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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