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 章 打赢了战争，只是开始

及时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几乎普遍抱有世界即将获得和平的想法，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各国都能秉承正义，依循常理来慎重地处理事务，各国民众这种衷心渴望原本不难实现。“为了消灭战争而战斗”已然成为共识，人们纷纷付诸行动，以促使这一事实尽早实现。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被认为手握大权，他曾设想构建“国际联盟”并使之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则对这一设想进行整理和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机构，作为人类艰苦前行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长期存在。

胜利之后的协约国，尽管还需面对国内的巨大困难，以及许多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应对的难题，但与他们的老对手相比，至少此时仍是强大的。各条顿国家，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此时已俯首称臣；而受到德国沉重打击的俄国，则陷入内战骚乱之中，并将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的手中。

1919 年夏天，协约国军队进驻莱茵河一带，其桥头堡深深楔入已然战败并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境内。与此同时的巴黎，各战胜国的领导人正陷入对未来的讨论和争吵之中。他们面前放着的是整个欧洲的地图，而且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52 个月后，同盟国终于低头认罪了。同盟国的四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哪怕一丝的抵抗。德国被认定为此次世界浩劫的罪魁祸首，已任凭胜利者摆布。即便对胜利者来说，经历了这番折磨后，也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这一次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将全部的生命力和精力都投入怒火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时，各国领导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那是来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潮的巨大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1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开会讨论都显得那样谦恭有礼，他们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吵吵闹闹，而是依循公认的基本原则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造。现在，饱经磨难的各国民众为宣传所鼓动，以致亿万人坚决要求进行彻底的报复。如果各国领导人为胜利的表象所惑，被这种呼声冲昏了头脑，而在会议席上放弃了将士浴血沙场赢得的成果，那就非倒霉不可。

凭着在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法国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领导者的地位。为了保家卫国，法国付出了15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100 多年间，巴黎圣母院的钟楼5 次经历了刀剑和枪炮的洗礼，更有13 个法国行省落入普鲁士手中，在对方严

酷军事统治下长达4 年之久。一片接一片的地区被敌人破坏，或是在激烈的交战中化为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里，几乎都有人在悼念逝者，或是在照顾幸免于难的伤残者。

当时，许多曾参加过1870 年战争并饱受其苦的人们已成了法国的显贵。在他们看来，法国能1《乌得勒支和约》为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维也纳和约》则为拿破仑战败后，英国、俄国、奥地利等国签订的和约。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获胜，简直是个奇迹。他们一向对德意志帝国抱有恐惧…… 德皇关于“铁甲拳头”和“闪亮铠甲”的演说，在英美两国的人听来也许只是笑话，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实实在在的灾祸前兆。近50 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德国强大武力的阴影之下，心里充满了恐惧。而现在，法国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久以来的压抑，终于实现了和平与安全。因此，满怀热情的法国人才会激昂地高呼：“决不能有第二次！”

然而，前途充满了不祥之兆。法国人口不及德国的2/3，而且几乎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德国人口却始终处在增长之中，每年都有大批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纪，其人数比法国多一倍。要知道，这是个曾以一国之力与几乎整个世界为敌的国家，而且只差一点就征服了世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们都知道：一战的胜负好几次都在千钧一发间，只不过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能幸运地化险为夷。然而，万一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强大”的协约国还会再次派遣数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吗？俄国深陷动乱之中，已不复旧貌，意大利则颇有向敌人那边靠拢的迹象，至于英国和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法国早已疲惫不堪，人口更是损失惨重。它在展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也惶恐不安。怎样才能保障法国的安全呢？如果没有了安全，胜利似乎失去了意义……最迫切的就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使用最严厉甚至是残酷的方法，也必须取得安全。

德军在停战那天开回本国，看起来秩序井然。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道：“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武器吧。”不过，福煦元帅要求，以后的法国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打碎，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会承担难以估算的巨额赔款，并陷入内乱……莱茵河一旦为法军所据守和设防，就能成为保卫法国的天堑，法国人就可以在河那边过上长久和平的日子。

英语世界国家的看法和法国截然不同，毕竟正是在他们的援助下，法国才得以摆脱被征服的命运。《凡尔赛和约》中和领土有关的条文，实际上确保了德国领土不变，德国仍然是欧洲较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作出了极为精准的判断：“这不是

和平，这是20 年的休战。”

《凡尔赛和约》中与经济有关的条文，其严苛和愚蠢程度之深，甚至到了无法实现的地步。德国被判必须缴付数额极为惊人的战争赔款。这一规定反映出了胜利者的愤怒，却也表明战胜国的民众根本不了解，没有哪一个战败国能支付得起与现代战争费用等同的赔款……一心想要获取选票的领袖们，不敢向民众说明真相。即使是报纸的报道，强调的也只是流行的观点。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战败国只能通过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的办法来偿付赔款，而对于接收这些物资的国家来说，除非处于极其原始的社会或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国内工业必然会被打乱。实际上，掠夺一个战败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需要并可以搬动的都运走，并让战败国的一部分人充当长期或短暂的劳

役。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各国当权者竟没能认清这一点，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并向选民宣布这一简单而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也没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坚持要对德国进行不断的压榨，“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

不过，这些条文没能真正施行。恰恰相反，虽然德国被战胜国没收了约10 亿镑的资产，几年后却从英美等国获得了高达10.5 亿镑的贷款，从而迅速在战后的废墟中复兴起来。但对于此时的战胜国来说，国内贫苦而不幸的人民也在大声呼喊，于是各国政治家又提出保障，要德国交出“一分钱”。这样一来，自然无法指望能通过这些慷慨的施予从德国人那里获得感激甚至

好感了。

结果，德国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是给德国大量的贷款。实际上，1926—1929 年，美国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各种赔款，只及毫无偿还可能的对德贷款的1/5 左右。然而，在所有人看来，这一切都令人振奋，这样的局面似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终将作出判定，这些疯狂的行为导致“经济风暴”的出现，并促成了新的战争发生。

德国向四面八方借钱，将每一笔他国慷慨提供的信贷吞噬殆尽。受援助战败国的错误观点影响，虽然在投资规模上远逊于美国，英国也有许多投资家在这种看似划算的利率刺激下参与其中。于是，德国只付出10 亿镑的赔款，却得到了15 亿镑的贷款，而且支付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或出让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利用美国庞大的贷款“变戏法”。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串由各种愚蠢做法组成的悲惨故事，而在编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又包含了多少汗水、败坏了多少美德！

第二个重大悲剧就是奥匈帝国被《圣 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许多世纪以来，无数民族曾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庇护下，享有贸易安全并维护自身权益。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能够抵抗来自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它们都希望从联邦或帝国的体制中解脱出来，而自由主义政策恰恰成为鼓励它们的原因。东南欧迅速分裂为多个小国，反倒造成了德国的相对扩大，虽因战败而疲惫凋敝、疮痍满目，其领土却依然保持完整，因而在这些地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与此同时，胜利者还把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身上，令德国人不必受强制军役的制约，德国从此无须维持庞大的军备。

尽管德国已失去了信用，大量的美国贷款仍源源不断地涌入。魏玛政府根据的修改意见制订出了一部民主宪法，德皇被废黜了，被选举出来的不再是出身高贵者。然而，在这一脆弱政治建筑之下，德国人的民族热情汹

涌澎湃，丝毫没有因为战败而受损。

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 乔治也没有反对意见，这等于明摆着告诉德国人，建立共和制比维持帝制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其实，最明智的措施是把魏玛共和国改变为君主立宪制，由德皇年幼的孙子出任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以巩固并加强这一制度。可惜没有这样做，反倒使得德国政权结构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在内，所有的实力派本可以在君主立宪制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给予新生的民主议会制以尊重和支持，结果却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自诞生之日起，魏玛政府及其身上的自由主义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作敌人强加，因而无法取得德国人的信任。

有段时期，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成了德国人的希望寄托。此后不久，各种强大的力量又处于彷徨无主的状态之中，权力真空再次暴露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本性残暴的狂人大踏步地进入了这一真空。他成了德国上下复仇情绪的集中代表，并以前所未有之势侵蚀着德国人的心灵。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对于法国来说，从1870 年以来一直想打场复仇战争的那代人取得了胜利，但法国的国力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耗。迎来胜利曙光的法国，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

自胜利的那天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正因为这种恐惧，福煦元帅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以此保障法国的安全并防备强大的邻国。在英美政治家看来，将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遵循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

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当然，为了争取克列孟梭1，他们答应：及时，英美共同保障法国的安全；第二，设立非军事地带；第三，德国、长期地解除武装。

尽管福煦元帅表示反对，克列孟梭还是接受了，虽然他的内心深处也未必赞同。，威尔逊、劳合- 乔治和克列孟梭签订了保障条约。然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条约，还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英国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得到的却是一个毫不客气的通知，表示英国应对美国宪法有更好的了解。

在一片混乱中，克列孟梭这个举世闻名、同英美两国都有过特殊接触的，被受恐惧和愤怒影响的法国民众抛弃了。普鲁塔克2 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自身遭到严重削弱的关头，仍出现了这种问题，是一件很轻率的事。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3(以下简称为“第三共和”)中，各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再一次活跃起来，各部的部长频繁更换。参与此事者或有利可图，或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像克列孟梭那样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很困难。

彭加勒是继克列孟梭之后的最强硬者，他打算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4，而这根本不可能成功。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犹豫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让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反而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法国占领鲁尔激起了德国民众极大的愤慨，并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摧毁马克这种货币的基础。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加上在1919—1923 年缴付了几笔赔款，马克很快崩溃了。在通货膨胀的阶段，430000 亿马克才值1 英镑。

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无论是在社会还是经济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德国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德国工业的整体结构被破坏。所有的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也得清算，或者被赖掉，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德国这个破产的国家大规模地向外国借贷，而这一点成为了德国在其后若干年的特色……

英国对于德国的态度，起初非常严厉，不久后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而且过了头。劳合- 乔治与彭加勒之间存在分歧，而彭加勒冲动的个性成为实现自己坚定而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英法两国都不合拍，而英国对德国的同情或者说是敬慕，已经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对于国际联盟来说，成立之初就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威尔逊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却在竞选运动期间突患中风。他在此后近两年漫长而重要的时间里，都因疾病缠身而无法工作。直到1920 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无论是他的党还是他的政策，都被撤换了。

共和党取得了胜利，孤立主义开始在大西洋彼岸大行其道。当然，法律规定的债务必须偿还，其他的就让欧洲自作自受好了。与此同时，美国还提高了关税，以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能依靠这些货物。在1921 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舰只并拆毁军事设备。根据某种奇特的逻辑，两国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解除武装，否则便无法在道义上要求战败国解除武装。就这样，法国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障不但落空，还因为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维持了一支已经大大削减了的军队，饱受英美两国的诟病。

此外，美国明确向英国表示，如果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继续保持下去，将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吹了。英日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日本人普遍认为这是西方世界主动踢开一个亚洲国家。英国和日本的联系被主动切断，而这些极有价值的联系原本会对之后的局势产生决定性作用。

由于德国的失败和俄国的动乱，日本在世界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升到第三名，这一点或可使日本聊以慰藉。而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对主力舰5∶5∶3比例的规定，虽然实力比起英美两国来还稍显不如，但以日本的建造和财政能力而言，这一规定比额还得好些年才能达到……无论在欧洲或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保护和平的名义下迅速确立的条件，其实都在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的不幸一件件地出现时，大西洋两岸的人们还在无休止地谈论着那些无关痛痒的陈词滥调。此时，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一战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欧洲文明的基础显得岌岌可危。

在慕尼黑，希特勒下士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为德国战败负责；而在意大利，另一个冒险家贝尼托 墨索里尼，发明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可以将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以此来夺取独裁权力……于是，这些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很快就把世界推入更为可怕的斗争之中。

尽管如此，一个的和平保障依然存在。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那庞大的军队都已被解散，所有武器被摧毁，舰船则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只允许保留一支总数不超过100000 人的军队以维持国内秩序，并且不能在此基础上增加后备人员。德国还被要求遣散军事教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军官人数也被以各种办法减至1/10。德国海军舰艇的吨位限定在10000 吨以下，并被禁止拥有潜艇和军用飞机……

直到1934 年，战胜国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所向无敌的。在这16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随时都能借用国际联盟的名义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只可惜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过。相反，美国直到1931 年时还在以国外控制的办法向德国索要每年应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全靠美国给予的比赔款更多的贷款，这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唐。除了怨恨，一无所得。

另一方面，如果各国坚决执行《凡尔赛和约》中有关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原本不需动用武力，更不用流血，就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在德国出现轻微违约的情况时，各国都不加理会，而当违约情况变得严重了，各国又不予正视。，保持长久和平的愿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战败者无需从胜利者那里获得宽恕，胜利者的愚蠢反倒成为进一步助长失败者罪行的条件和借口。如果没有这等蠢事，失败者就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蛊惑，更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在我的心中，书中叙述的种种，都是在描述这一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在动乱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而且，这一悲剧不仅仅包括必然会在战争中损失的生命财产。

在及时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的财富纷纷化为乌有……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散尽时，尽管各交战国间存在敌对情绪，仍互相承认对方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总体而言，战争的基本法则还为各国所遵守。双方的军人在专业性上还存在着共同的基础。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范。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了，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符合19 世纪以来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为公众所承认，出现了世界性的机构，以防止变乱重生，保障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欧洲。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不见了。自愿受希特勒支配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性质之恶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曾有过的。德国集中营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了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六七百万人。其恐怖的程度，远远超过成吉思汗的屠杀。与之相比，成吉思汗杀人的规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东线战场上，德国和俄国都推行过人口灭绝计划。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由德国开始，而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则以20 倍的规模回敬，终于在使用原子弹摧毁广岛和长崎之时达到高峰。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丧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我们经受了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作为一个在那段日子里生活并工作过的人，我希望能够向读者说明：为什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原本可以避免；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其体制和常规是如何缺乏能给民众带来安全感的恒心和信心；在10 ～ 15 年的时间里，我们在自卫问题上为什么没有政策可言。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为什么成为了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平稳目的而采取的折中妥协，如何直接导致灾祸中心的形成。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里，无论政局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一致的国际行动是何等的重要。

最简单的对策是：德国在30 年之内废除军备，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障条约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