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一、直接民主的理想，来自《法兰西内战》

一个人，要民主，又被“议会清谈馆”、“国家消亡”等唬住了，当然不免向往直接民主制。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应该是从基层开始的，采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议士，虽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议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须是可以随时被选民撤换的；又这个代表机构，必须是真正的主权机构，等等。

不过，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有必要从西方史的演变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搞的。《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看一看他们现在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制度怎样演变过来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递嬗关系如何，等等。

还想讨论一下更切近我们的当代的问题。

二、直接民主的原型雅典、罗马怎样变成帝国的

1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

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英语Bureau就是局、机构；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将军，战时统率军队。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民主，其实是贵族政治——商业贵族及其子弟有钱，从政是体面事情。

不过，当政既然要经过选举，就必须有受选民(他们可并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欢迎的政纲。当政时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选不上。雅典还有一种有趣的贝壳放逐法。一个政治家，给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的野心的时候，尽管他打仗打胜了，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

雅典在和斯巴达打了一次筋疲力竭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衰落了。亚力山大从马其顿统一了古希腊(至少有二三十个雅典这类的城邦)，一直打到阿富汗，建立了大帝国。后来这个大帝国分裂成几个帝国，不过这些帝国，都是凭借古希腊文化统治东方民族，是彻底东方专制主义的。

2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它有元老院，选出两个执政官(现在的圣马力诺这个小共和国还有共和罗马的遗风)，任期两年。作战，由执政官当统帅。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军队，也由自行出资装备的公民军组成。罗马人还有一种“法律呆子”脾气，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元老院用立法形式来确定。我国解放以前的大学法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罗马法。契约、债权债务、所有权，他们都咬文嚼字地定成法律，如此等等。

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人好战，虽然罗马城还被高卢人攻破过，不过它终究先是征服了全意大利，后来和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地方，由腓尼基人组成的一个商业国家，腓尼基人是犹太人同族，老家在黎巴嫩的西顿、推罗等处)打了几十年生死存亡的仗，直到这时候，罗马还是城邦共和国。不过征服中的俘虏越来越多，原先都是自耕农民的公民，现在专门打仗去了，分到奴隶的人成了奴隶主。贫穷又不打仗的公民，共和国免费发给粮食，逐渐逐渐成了彻底的寄生阶级。可是他们还有选举权，打仗发了财的统帅们对他们施舍。共和罗马就这样准备了帝国罗马。

打胜了迦太基以后，罗马征服了现在的法国、西班牙、希腊、巴尔干全部、小亚细亚、埃及、北非，把地中海周围都统一起来了。征服和防守征服的土地，使军队成为雇佣军(原来是公民军)，它造成了军阀，军阀自然变成皇帝。不过，罗马的皇帝还由元老院选举，事实上有世袭制。皇帝却从来不敢说他“富有四海”，不敢说他统治下的人民都是他的臣属。甚至，拉丁文的Emperor，不过是“掌军政大权的人”，不是“主人”。皇帝称为“主人”，那已是西罗马帝国接近灭亡的时候了。

至于4世纪以后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那是彻底承袭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所以，马克思称之为“没落帝国”。

三、中世纪的欧洲，它怎样转变到“宪政时期”的

罗马的灭亡，是由于蛮族的入侵。

蛮族是日耳曼诸族，经过一些变迁，他们实行了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这就是说，君王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也一样)相互间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权利。初期，君王和诸侯一样，靠他自己的庄园的农奴来供给，而且，直到后来根本没有普遍全国的“田赋”。农奴只对他所属的长上负有贡赋和徭役的义务。军队，是由封建骑士组成的骑士军队，所以中世纪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坑长平降卒40万”那样的事，较大的军队也不过几万人。

据英国的梅因考证，这种等级君主制，是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那里脱胎出来的。十七八年前，我惊讶卢梭怎么写出他的《民约论》(全译应作《社会契约论》)，后来懂得，那不过是他们历史传统的结果。

中世纪西方城市也不同于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历史上最早是朝廷所在地。手工业是王室的，同时在法律上是皇帝的私产。汉武帝时，城市的税收进入少府(帝室的财库，不是帝国的财库)。西方的城市，是由向封建主付钱赎买了他的农奴身份的自由民自治的，公社(Comune；Communism，其实是公社主义)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们对谁也不担负什么义务，不过，它得防卫自己，它本身好像是一个城邦。

十四五世纪以后，在我们熟悉的英、法大革命以前，西方经历过一段开明专制主义时期。那些有名无实的国王，要统一民族国家，削弱诸侯的独立性，他们所依靠的办法有几条：①组成等级会议；②和城市联盟来巩固王权；③对外作战；④把诸侯弄到宫廷里等，逐渐统一军权和政权。直接的征服(即王室消灭诸侯，使之“郡县化”)是有的，不过，这显然不是主要手段。

这样，议会制度就逐渐形成起来。

英、法的大革命当然是重要的转折点，不过，若没有以上的历史背景，那些革命也还是不可理解的。

四、议会的渊源及其演化

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最初的英国议会，只有一个等级：诸侯。有名的大宪章，是英国诸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诸侯利益，起来造反所争得的王室对诸侯的“不侵犯诺言”。城市生长起来了，商业发达了，关税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权利用城市来搞统一。议会的成员，从诸侯这一个成分，扩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渐地，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议会内取不到妥协，就在议会外用战争来决定问题。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议会都是斗争的中心。对比中国的历史，这又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了民主政治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封建君主和诸侯的关系、斗争，本来和农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举一个例，英国大宪章，因为诸侯不许王室向他们非分勒索，规定朝廷要征收钱款必须取得议会同意，从这里就发展出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开始，它成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逐渐扩大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号召。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现在还是没有。

议会的演进史，又使民主政治演进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城邦的直接民主，行政权、立法权统一于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没有“朝廷”和“行政机关”与议会之间的对立。现在，议会是在诸侯对抗王室中成长起来的，议会代表立法权，而“朝廷”代表行政权。孟德斯鸠把它系统化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

五、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中的议会

英国革命以前，英国议会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革命中王党和革命党的武装斗争，是议会中的政治斗争的延续。克伦威尔之成为革命军的统帅，以及后来成为“护国主”，都是议会任命的，虽然克伦威尔的独裁，事实上消灭了议会。“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议会实际上取得了全部政权，王室不过是傀儡。

不过，直到1832年以前，英国议会实际上是贵族把持的。作为议员，是土地贵族的特权，王党由贵族组成，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后来的历史家说，19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务，全由贵族包办。

和这种怪现象同时发生的是法国革命中议会的变化。大革命初期的议会，是英国式的。到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了。

达到这一步，通过了恐怖主义。那是真正革命的，和当时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来比较，尤其如此。

不过，国民公会时代，其实为拿破仑皇帝铺平了道路。也许应该说，是巴拉斯的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国民公会给拿破仑效了劳。不过，我们也可效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比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来看，无关重要。希特勒说过，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建立及时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士兵(他自己。他自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戈培尔曾经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第三帝国云云。

六、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

其实，1789年议会转为国民公会是复古。马克思说过，历史总要出现两次，第二次是讽刺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尚是要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法兰西内战》倡导直接民主，一方面是要消灭异化，一方面也是复古——复国民大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

如果用一种客观的批判的眼光来读《法兰西内战》，为“新法兰西政制”描绘一幅图画，你会看到：

1它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是直接民主，决非代议政治的。乡村怎么办，说得很含糊。直接民主，当然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那么，像1870年的公社内部，也存在过政策互有区别的政派，它们相互关系如何?是不是也像罗伯斯比尔一样，反对派都归入反革命派，加以消灭?

2它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共和国要不要一个中央政府?如果要，今天我们聚讼不休的条条块块问题如何解决?《法兰西内战》显然主张彻底的“块块主义”。那么“块块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尤其如果彻底消灭私有制，“块块之间”的产品交换怎么办?按《反杜林论》，块块之间的交换决不可以通过货币，那么通过什么?

3《法兰西内战》主张，自大革命以来，历经两个拿破仑皇朝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要彻底打烂(今天人们对于“彻底打烂旧政权机构”的意思，作了彻底的歪曲)，要恢复雅典时代的简直没有行政机构的作法。你想想，行吗?

4取消常备军。这事实上是恢复雅典和共和罗马的民兵的、公民的军队。行吗?这个主张，现在苏联和我国，只在“民警”这个词上留下了痕迹。可是，“民警”，难道是马克思的不领饷、轮流义务服役的民兵的原意吗?

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简直是和尚念经。经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当然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更是无从谈起了。

七、考茨基的争论

考茨基说，当代行得通的民主，只能是保留行政机关(亦即保留官僚机构)，实行代议政治，还要让反对派存在。

考茨基是和平过渡论者，他的和平过渡论，事实上给希特勒准备了第三帝国。他错了。

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他对了。他和考茨基之间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无疑的。

问题还在“娜拉走后怎样”。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之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较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八、一段美国史

饶有兴味的是美国开国以后的一段历史。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华利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干脆离开了军队。

华盛顿当总统只当了两任，第三任就拒绝参加竞选。后来的几任总统，亚当斯、杰弗逊都有名望，尤其是杰弗逊，罗素还立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杰弗逊民主主义，一种全力扶植独立小农场主(我们称做自耕农，后来的宅地法规定，国家以低价卖给每户3600亩土地)的民主主义。

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联邦党着眼于发展海外贸易，反对袒护穷人的民主主义，有严重的贵族倾向。不过他的联邦党，和主流派的党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来比喻1917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了总统。并且，联共分成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设想一下，这么办，十月革命会被葬送掉吗?我不相信。吹嘘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上了台，他还得搞五年计划，他还是不会冒什么险用武力输出革命。正相反，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却群众的拥戴，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成为荒谬了，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的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

当然，唯有美国(这个由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有华盛顿。华盛顿其人，如果生在俄国(这个专制沙皇，又兼东正教教会首脑的野蛮落后的俄国)，即使不成为斯大林，也不可能是华盛顿。

九、“议会清谈馆”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不说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在来谈谈对两党的议会政治的一个主要批评：“议会清谈馆”。

议会政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议会里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挠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发言，可以有议员互相抛掷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无关重要的议案，也按正式的议事程序，可以有演说者对空座侃侃而谈的奇观。选举时会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请客、地方大亨(杜月笙这人物)包办选举等，当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贿赂。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是等于没有“主义”。而且，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

刚从德国，这个盛行黑格尔主义的德国到达伦敦的恩格斯，就是这样看待英国的。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好，其实都是拿破仑及时的崇拜者，而黑格尔则曾称拿破仑是“世界精神”。黑格尔主义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英国的卡莱尔是个英雄崇拜的神秘主义者，恩格斯从他那里获得启发，相信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教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24小时等于20年的革命风暴，自然要对议会清谈馆深恶痛绝了。何况，把轰轰烈烈的1793年的国民公会和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对比一下，那种只计较一寸一寸前进的英国精神又算个什么呢?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样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

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

十、“保护少数派”是两党制的口号

1957年前后，我们这个国家也响亮过“保护少数派”的口号。其实，这是英国的穆勒说过的话，是地道的两党制口号。

少数派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它的政纲今天不被通过，今天不合时宜，若干年后，倒会变成时代的潮流。我们这个人间也是螺旋形前进的，看来像走马灯，老转圈，其实一圈转过来，向前进了一寸。革命是直接前进，不过，1789—1793年，只占法国近代史约200年的2％。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100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24小时等于20年。要求每天都等于20年，是要闹笑话的，这种笑话我们经历得够了。

十一、“当家做主”，“领导”，“竞争”，精神贵族——武斗的两派变成乒乓球的两方

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做主。可是，古希腊史上留下来的还是一些英雄，“人民当家做主”其实是一句空话。

从马克思起，社会主义者在“民主—专政”问题的争论中所要实现的是对人民的“领导”——说得最彻底的是列宁：“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少数人搞出来向群众中灌输的。”(不是原文)其所以和“议会清谈馆”格格不入，是因为那种清谈馆和“领导”概念是大相径庭的。

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

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做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怎么办呢?不许一个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的多少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