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刘备临终前告诫儿子阿斗，要多读《韩非子》等著作，因为这类书“益人意智”。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国古籍绝大部分属于儒家与道家的系统，对人情物态少有分析，《韩非子》中的内容，可以弥补上述知识系统的不足。

我国古代的散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少见分析细致之作。国外学者也常批评我国著作不长于分析。因为古时散文以韩愈一系的影响为较大，这类散文乃承《孟子》而来，孟子人称亚圣，但他奔波各国，后车数十乘，其作风与纵横家也有相合的一面。由此也可以说，我国的散文受纵横家的影响为较大。行文滔滔汩汩，讲求气势，但试加分析，则每嫌逻辑不够严谨。韩非的情况不同，说理透辟，逻辑谨严，这也可以启迪神智。《韩非子》、《文心雕龙》等书，是古籍中罕见的以分析见长的名著。

再从创作特色来说，《孟子》的磅礴犀利，《庄子》的恣肆，《韩非子》的峻刻奇峭，都各擅其胜，学者得其一端，均可名家。但就现在来说，论文首重分析，论战时必须注意逻辑严谨，因此写作政论文或学术论文，似乎可以多参考《韩非子》中的笔法。

我总觉得若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而言，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是最贴近现实的一部著作。因为书中所分析的，尽是政治纷争中的权谋，以及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趋利避害的各种表现，只要政治上仍然存在种种复杂情态，人在社会关系中还得计较利害得失，那么《韩非子》中所揭示的一些问题，仍然会“益人意智”。记得 “”中阅读《八奸》等文时，所受的刺激，非其他古书中所能提供，倒像韩非是为今人写作的一样。

但也应指出，《韩非子》中所着重描写的，主要是人情物态中的阴暗面。以为人受好利恶害的本能所驱使，一切交往都是利害关系。不论是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都无爱心可言，人与人相处，得处处提防。这样分析下去，人之所以为人，真像孟子所说的，也就去禽兽几希了。因此韩非论政，只讲防范、利用、镇压，不讲教育。孟子曾说徒法不足以自行，也是至理名言。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和理想，这点不能有丝毫忽视。

但目下中国亟需提高法治水平，因此介绍大家阅读《韩非子》，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近代学人对此书作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对法、术、势的内涵，韩非集法家大成的业绩，他在哲学上的贡献，法治理论中的可取之处和供统治者利用的种种阴谋权术等等，都有深入的阐发。这样的研究工作，清儒中无此先例。于此可见今人研究水平提高之既快且巨。

《韩非子》中包容了许多珍贵的材料，予人启迪。例如《解老》、《喻老》二文都列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马王堆出土《老子》中的次序相同，可见其保存着古时格局。司马迁将老子韩非合为一传，后人常为老子不平，以为二者情况不同，品格亦异，今知韩非哲学可以视为黄老学派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值得深入探讨。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集子中多有驳斥他家的言论，韩非生当战国末期，可以由此研究战国之时各种思想相互冲突又相互吸收的情况，阐明我国哲学史之发展。我曾根据《难一》、《难二》中文与《吕氏春秋》中的相同记载，考二书编成的年代与思想的发展，也是一种尝试。

人称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般人仅注意他的法治思想与商鞅之间的关系，术的观点与申不害之间的关系，势论与慎到之间的关系，实则他与前期有法家思想者如郭偃等人，都有关系，其著作中还直接引用了郭偃之法的片断。又如他在《饰邪》一文中还提到了魏之法律《立辟》，赵之法律《国律》，燕之法律《奉法》，晋代张斐在《律序》中说：“郑铸‘刑书’，晋作‘执秩’，赵制‘国律’，楚造‘仆区’，并述法律之名。申、韩之徒，各自立制。”可见韩非的法治理论综合了前时各种学说，并与当时的法律有关。目下秦律等遗物大量出土，那么是否可以与之联系而进一步探讨韩非之法？

韩非的生活年代距此已有两千年之久，先秦各家的著作中，又大都糅杂同一学派或其他学派的著作，因此《韩非子》中的一些文章到底出于谁手，争议很多。这一问题可以不断深入地考查，但像胡适、容肇祖等人那样大胆疑古，看来太嫌过分，也为现实中大批出土前时疑为伪作的事实所驳正，但一味信古，对其中有些在思想和所记的史实上有明显不可通处的文字也不敢怀疑，定要百般回护，认为《韩非子》在秦汉之时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则亦未见其可。有的《韩非子》注本将全书各文重新作了编排，则是依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而有此设计的，可各备一说。

前面已经提到，当代学者研究《韩非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似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今亦略抒鄙见如下：

一是不能完整地把握韩非思想的体系，因而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例如有人说韩非尊师，有人说韩非反对工商业，有人说韩非主张用人唯贤。即以后一说而言，主之者即颇多。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集中了许多专家学者，解说韩非思想时即云韩非主张用人唯贤，陈奇猷、张觉为《韩非子》写导读，重申此论。实则韩非在《五蠹》、《难势》等文章中都已说明贤治之不可行，《外储说左下》中更举阳虎与夔为例，说明君主用人的方针。韩非主张根据法来选拔人才，运用术以驾驭臣子，凭借势而实施统治，“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虽有驳行，必得所利”，这怎么会是用人“唯”贤的观点呢？

二是不能文史沟通而进行综合的研究。目下学界分工太细，研究哲学的不关心历史与文学，反之亦然。学校分科又认定《韩非子》为哲学著作，因此大家所重视的，主要是属于唯心论呢，还是唯物论的问题。其次仅对法、术、势的来龙去脉给予注意。但先秦时期各种学术融而未分，在《韩非子》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材料，可从各种不同角度加以利用，多方开发。因为韩非极为关注战国时期政权交替的历史，诸如奸臣弄权，谋士诡计，列国兴衰等，都有具体生动的描写，这些都可供研究历史之用。例如文中有周主、周君、周天子等不同提法，可借此窥知周朝末代天子与其属下东周君与西周君的关系，还可了解其时周边国家的一些动态。

三是文献整理工作还可进一步提高。尽管目下有关《韩非子》的著作很多，但仍可从不同角度着眼进行加工和撰述。清代末年的许多著名学者转而整理子书，如孙诒让著《墨子间诂》，王先谦著《荀子集解》，郭庆藩著《庄子集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则水平远不如前几种书，《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之评价甚低。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虽然用力甚勤，但在注释中仍有不少问题。而在各家整理工作中最为严重的不足之处，则是校勘上的以讹传讹。世传《韩非子》各本，要以吴鼒覆刻宋乾道本为善，浙江书局本虽称覆刻吴本，实则多所改动，王先慎、陈奇猷等都称首据吴本校勘，实则所据者为浙江书局本。陈氏并云据校者有管韩合刻本、赵用贤本、黄策本、周孔教本、孙鑛本、孙月峰本等，实则上述诸书都有一书异名问题，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校过这些书？由于善本借阅不易，前人校勘时每辗转抄袭，今人若想整理《韩非子》，就可利用目下图书条件，直接根据善本进行校雠。况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已经出版，大家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各种善本的收藏情况，学者想要重行校雠，可免我在当年编写《韩非子校注》时的摸索之苦。又以训诂而言，宗福邦等教授主编的《故训汇纂》一书业已行世。此书集古训之大成，比之清儒阮元的《经籍籑诂》，内容更为丰富，编排更为科学，使用更为方便。而在世纪之交，各地又发掘出汉代之前的很多简策帛书，内有可供训诂研究的资料，可以移用于《韩非子》的校读。因此，研究者凭借这些新的条件，可以不断进行开拓。

凡例

一、 为适应专业工作者和一般读者的需要，本书注释力求简明，难句加以串讲，直译为主，参以意译，以便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据此读通原文；校勘力求郑重可信，订正之处，一定有据，克服某些本子中以讹传讹的现象，以便专业工作者据此进行学术研究。

二、 注释以分句为单位，串讲以句子为单位。注释或串讲的注码放在分句或整句的后面，校勘的注码放在订正的文字后面。

三、 本书根据《异体字整理表》的规定，不再用废除的异体字。对《表》上没有规定废除的异体字，改为常用字之后，在校勘中加以说明。原文根据内容重新分段。《内、外储说》《八经》等篇，改拟新的格式，在改动的地方加注说明。原书的卷数和篇数标示在书后的《乾道本〈韩非子〉目录》中，本书目录和正文里不再一一标明。

四、 本书叙及战国时代的历史事件时，参照当代学者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而编定的年表，年代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径采一说，一般不再列出不同的说法。

五、 原文以清嘉庆二十三年吴鼒(zī资)影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韩非子》为底本，并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其他各种善本参校，同时吸收校雠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去取的根据是：凡能用版本为据的，都用版本确定，并详列各种版本根据。版本不能解决的，参考类书上的不同文字，或用校雠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确定；这类情况一般只引一种说法作根据。正文中应改正的文字，径行改正，而在每篇校勘说明中详述乾道本的原文和校勘的根据。

六、 本书校勘时依据和参考的书籍有：

清嘉庆二十三年吴鼒影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韩非子》(简称乾道本)

清黄丕烈校影宋钞本《韩非子》(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据以影印，即四部丛刊本)

明正统年刻《道藏》本《韩非子》(简称道藏本，1925年涵芬楼曾据以影印)

明正德年刻《韩非子》(简称正德本)

明嘉靖四十年张鼎文刻《韩非子》(简称张鼎文本，清代校雠学者常称之为张本)

明万历六年刻《韩子迂评》本(简称迂评本)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韩非子》(简称赵用贤本，清代校雠学者又称之为今本)

明万历年刻张榜《韩非子纂》本(简称张榜本)

明刻本凌瀛初订注《韩非子》(简称凌瀛初本)

《左传》(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战国策》(读未见书斋重雕剡川姚氏本)

《文选》(胡克家原刊本)

《管子》(四部丛刊本)

《商君书》(四部丛刊本)

《盐铁论》(明嘉靖三十三年猗兰堂刻张之象注本)

《颜氏家训》(四部丛刊本)

《群书治要》(四部丛刊本)

《意林》(四部丛刊本)

《北堂书钞》(南海孔氏重刊影宋钞本)

《艺文类聚》(中华书局影印宋绍兴年间刻本)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

卢文弨《群书拾补》(抱经堂本)

王念孙《读书杂志》(王氏家刻本)

顾广圻《韩非子识误》(附吴鼒本《韩非子》后)

俞樾《诸子平议》(清光绪十五年重定刻本)

吴汝纶《点勘韩非子读本》(民国北京排印本，内附吴闿生识语)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原刊本)

孙诒让《札迻》(光绪二十年原刻本)

章炳麟《膏兰室札记》(稿本)

刘师培《韩非子斠补》(宁武南氏校刊《刘申叔遗书》本)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中华书局版)

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版)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中华书局版)

王焕镳《韩非子选》(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高亨《诸子新笺》(山东人民出版社版)

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中华书局版)

刘如瑛《诸子笺校商补》(山东教育出版社版)

张觉《韩非子校注》(岳麓书社版)

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二卷一号、二号、三号)

孙楷第《读韩非子札记》(《北平图书馆刊》三卷六号、九卷二号)

裘锡圭《说“河海不择细流”》(《文史》第七辑)、《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李葆瑞《怎样运用音韵学知识从事校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3期)

太田方《韩非子翼毳》(日本大正二年汉文大系本)

松皋圆《韩非子纂闻》(日本昭和八年崇文院本)

津田凤卿《韩非子解诂》(日本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