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 本书是三集《胡适文存》的选本，选者是胡先生自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初版，二十二年二月三版。本篇便根据三版的本子。本书后方极少见，究竟已经出到几版，现在还不能查出。这部选本是特意预备给少年人读的，胡先生自己说得明白：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面［[1]］)。

这个选本里二十二篇论文代表胡先生各方面的思想。

他顾念少年学生的财力和精力，苦心的从三集文存里选出了这二十二篇足以代表他的各方面的思想的论文，成为这部文选，给少年学生作课外读物，并希望学校教师选他的文字作课本的也用这个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选本。预备给少年学生读的书虽然不算少，好的却不多。本书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现在我们介绍给高中学生，作为略读的书。书中论文，除第五组各篇有些也许略略深些之外，都合于高中学生的程度，相信他们读了可以得着益处。全书约二十二［[2]］万字。

胡先生名适，号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今年五十岁。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大思想家杜威先生的学生。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多年，先后办《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现任驻美大使。他有一本《四十自述》(原由新月书店出版，版权现归商务)，是一本很有趣味的自传，可惜没有写完就打住。他的著作很多，这里只想举出一部分重要的，高中学生可以看懂的。《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亚东版)，包括各方面的论文，是本书的源头。《中国古代哲学史》(原名《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商务)是及时部用西洋哲学作“比较的研究”(参看三三二至三三四面)而写成的中国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版，现归商务)是及时部专叙近于白话的文学的中国文学史。《尝试集》是及时部白话诗集。这些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著作，影响非常广大。还有他翻译的《短篇小说》(亚东版)，也有广大的读众；差不多每种国文教科书都选了的《一课》和《二渔夫》，便出在这个译本里。

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新青年时代他的影响较大。文学革命，他可以说是主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存》)实在是文学革命的及时声号角。在那篇论文里，他提出了他的“八不主义”(参看一九三至一九四面，又二三五至二三六面)，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下手(一九三面)。后来又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本书)。但“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二八七面)。胡先生说过：“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 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谈新诗》第二段，《文存》)。解放正是消极的破坏的工作。胡先生的大成功就在他的破坏的工作达到了那解放的目的。胡先生又是思想革命的一员大将。他用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五七面)； 他拥护科学，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参看《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第二段、第三段)。这里建设的比破坏的多。可是他的较大的建设的工作还在整理国故上。《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旧小说的考证，都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六七面)。这些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给了一道新的光。胡先生“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四面，参看正文六八面)，以上种种便是他对于再造文明的贡献。但是他从办《努力周报》起，实际政治的兴趣渐渐浓厚。那时他的朋友有反对他的，有赞成他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我的歧路》(《文存》二集)，说明他的政治的兴趣不致妨碍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不过《努力周报》还附刊《读书杂志》，《独立评论》却差不多是纯粹政治性的刊物，他显然偏向那一条路了。现在作了驻美大使，简直是在那一条路上了。他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方面的功绩，可以说已经是不朽的；对于实际政治的贡献，目前还难于定论。

本书开端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先生专给本书写的。他说：

我选的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及时组六篇，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代表我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现在给每一组作一个简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一至二面)

读本书的自然该从这一篇入手。胡先生在及时段里道：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较大： 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三面)

科学方法是胡先生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用科学方法评判旧有的种种思想学术以及东西文化，“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结果便是他的文存，哲学史，文学史等。—他创作白话诗，也是一种实验，也是“科学的精神”；这是他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正文二三二面)。他又说作诗也得根据经验，这是他的“诗的经验主义”(见《尝试集》里《梦与诗》的跋语)。在他，科学的精神真可以算得“一以贯之”。他编选这部书的用意，在篇尾说得很明白：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斯、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这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便是科学的方法，也便是赫胥黎和杜威先生所教人的。

赫胥黎教人怎样怀疑。怀疑是评判的入手处。胡先生在《新思潮的意义》里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 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 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五七面)

这是怀疑，这是“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存疑和怀疑不同，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态度是从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来的。胡先生道：

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存疑主义这个名词，是赫胥黎造出来的，直译为“不知主义”。孔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确是存疑主义的一个好解说。但近代的科学家还要进一步，他们要问，“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赫胥黎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这是存疑主义的主脑。(《演化论与存疑主义》，七面)

又道：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从战场上的经验里认清了科学的武器是证据，所以大声疾呼的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叫人认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工具。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根本的革命—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于是十九世纪前半的哲学实证主义就一变而为十九世纪末年的实验主义了。(同上，一二面)

杜威先生教人怎样思想。胡先生在《杜威先生与中国》里特别指出：

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一四面)

实验主义是存疑主义的影响所形成，它和存疑主义可以说是一贯的。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

一、历史的方法— “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 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 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二、实验的方法 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 (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试金石。及时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作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一四至一六面)

胡先生提出“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一六面)。

在《杜威论思想》里，胡先生说“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杜威哲学的较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较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一九面)“杜威所指的思想……有两大特性。(一)须先有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二○面)“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 (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二一面)。胡先生特别指出：

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试看上文所说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他若不来时，随你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所以思想训练的着手工夫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的较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使(从)活动事业得来的经验，是真实的学问知识。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一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实验的态度。养成了实验的习惯，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会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这才是思想能力的养成。(二八至二九面)

“创造的智慧”、“创造的思想力”主要的得靠“活的学问知识”养成。所以胡先生自己虽然只将赫胥黎、杜威的方法应用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等等上，但他看见一班少年人跟着他向故纸堆去乱钻，却以为“是最可悲叹的现状”。他“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他说“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四八九面)。自然科学的知识是“活的学问知识”；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可以造成科学文明，工业世界(参看四八七面)。这便是胡先生所希望再造的文明。

胡先生的科学的精神是一贯的。他所信仰的新人生观(包括宇宙观)便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九四面)。他总括吴稚晖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在《科学与人生观》里)的大意，加上一点扩充和补充，提出了这个新人生观的轮廓：

一、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二、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三、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四、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五、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六、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七、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八、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九、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十、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 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较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科学与人生观〉序》，九二至九四面)

这种新人生观原可以算得“科学的人生观”，但胡先生“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然而“这个渺小的两手动物却也有他的相当的地位和相当的价值。他用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文化”(九四面)。“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九五面)。

胡先生虽然说小我是要死灭的，“但个人自有他的不死不灭的部分：他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一至一二面，参看《不朽》)。“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这不是承认个人的重要吗？”懂得个人的重要，才懂得胡先生在《易卜生主义》里所提倡的“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八面)。这和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并不相反而相成。那文中引易卜生给他的朋友白兰戴的信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胡先生说：“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九面)。他又很带情感的指出：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的陈腐思想！ 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同上，九至一○面)

这也是胡先生所希望再造的文明。

胡先生思想的间架大概如此。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是他的方法论，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他的人生观。但他不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偏向纸上的主义的人，他说主义应该和实行的方法合为一件事。他做到了他所说的。他指出：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二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问题与主义》，三三至三四面)

他曾在《每周评论》里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又道：“舆论家的及时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三一至三二面引)。所以他劝人：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问题与主义》，五○面)

在《新思潮的意义》里，胡先生曾说新思潮的手段有两项：“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五九面)。但是“新思潮运动的较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六二面)。而“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所以他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功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功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六四面)。他说“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六八面)。胡先生的贡献，大部分也在问题的研究上。文学革命是一些具体问题，整理国故也是一些具体问题，中西文化，问题与主义，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他讨论问题与主义，只因“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空谈主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五面)。这问题“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六二面)。他讨论中西文化，也只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一三九面)。他说：

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三七面)

[1]朱自清根据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第三版的版本来点评，一面，意即及时页，以下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