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滕泰

2015 年11 月10 日，总书记在深改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 月19 日国务院了关于促进“新供给新动力”的有关文件，12 月18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深谋远虑的战略性正确选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总书记、总理在多个场合多次提起，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其为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和必然选择，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大江南北兴

起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热潮。

由于我碰巧在2015 年11 月9 日应邀参加了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加之三年前发表过《新供给主义宣言》、最

早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所以被地方政府、各部委决策和研究部门邀请做交流报告比较多。在陆续召开的各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各地、各部门都在讨论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热度不亚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然而，在与各级地方政府的交流中，我发现各省市级干部其实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充满热情，又比较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支持各地、各部门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作为一名普通的经济学者，我们能够做的一是结合自身从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体会尽可能多地做正确的解读，帮助社会和市场理解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出发点，这样做的经济学原理、原则和方向，另一方面，联合土地资源、人口社保、能源、金融、国资管理、科技创新、产业研究等领域的专家，沿着纵向的生产要素和横向的重点行业，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探讨如何拿出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本书的出版就是这样一个尝试，一个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

落到实处的尝试。

11 月29 日，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了“新供给新动力——供给侧改革圆桌论坛”，来自国土资源部的董祚继巡视员和唐健主任谈了他们对土地资源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解，科技部调研室原如何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滕泰

2015 年11 月10 日，总书记在深改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 月19 日国务院了关于促进“新供给新动力”的有关文件，12 月18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深谋远虑的战略性正确选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总书记、总理在多个场合多次提起，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其为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和必然选择，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大江南北兴

起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热潮。

由于我碰巧在2015 年11 月9 日应邀参加了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加之三年前发表过《新供给主义宣言》、最

早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所以被地方政府、各部委决策和研究部门邀请做交流报告比较多。在陆续召开的各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各地、各部门都在讨论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热度不亚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然而，在与各级地方政府的交流中，我发现各省市级干部其实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充满热情，又比较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支持各地、各部门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作为一名普通的经济学者，我们能够做的一是结合自身从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体会尽可能多地做正确的解读，帮助社会和市场理解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出发点，这样做的经济学原理、原则和方向，另一方面，联合土地资源、人口社保、能源、金融、国资管理、科技创新、产业研究等领域的专家，沿着纵向的生产要素和横向的重点行业，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探讨如何拿出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本书的出版就是这样一个尝试，一个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

落到实处的尝试。

11 月29 日，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了“新供给新动力——供给侧改革圆桌论坛”，来自国土资源部的董祚继巡视员和唐健主任谈了他们对土地资源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解，科技部调研室原

主任胥和平先生就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做了精彩发言，其他来自国资改革、农村改革、社保养老、产业创新、金融、宏观和发展理论等方面的领导和专家们都分别就各自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做了非常务实的发言。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针对各地热议供给侧改革，同时对这一经济学新词汇又比较陌生的情况，我感觉各级政府官员亟需一本大家看了大致能知道供给侧改革是怎么回事、大体应如何从自身行业和岗位出发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书。因此，除了邀请参加11 月万博圆桌会的专家整理供给侧改革的稿子之外，我又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先生、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先生、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先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女士分别就各自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撰文。为了听到南边更市场化的声音，还请我的复旦校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生、自贸区研究局局长张湧先生，分别撰文探讨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集体著作，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具体背景——2010 年以来，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新供给引领美国经济反弹复苏，而中国经济却由于太多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而连续五年下行。尽管在各种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等新供给的引领下，我国经济也即将触底回稳，但是供给结构老化依然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引领中国经济开启增长新周期。我们希望告诉那些热心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改善供给结构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在于加快资源从供给老化行业的退出速度，另一方面在于加快培育新供给，形成新动力。去产能、去库存、老供给的转型，与新供给、新需求、新动力的形成，仿佛是向同一个方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这两条河流汇合的那24小时，才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真正成功。

我们还希望通过这本集体著作，让全社会都了解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围绕释放五大财富源泉展开的改革，这个改革不能只靠抽象的理论或空洞的口号，甚至也不能仅仅依靠顶层设计，而是要靠各决策部门解

放思想、放手搞活的具体措施，各地方、各基层政府从实践出发的实实在在的行动，靠市场和企业掀起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热潮。

我们相信，只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基本原理能够被人们所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在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开花！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是好经，一不小心被念歪了也不行。为了避免假学术、真忽悠、瞎解释的学术投机者把经念歪，在今后的供给侧改革研究中，需要避免三个误区：

及时个误区，就是不能再继续炒作概念，炒概念救不了中国。在2012年那样的背景下，我们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是要找到刺痛点、撕开一个口子来引起社会对供给侧的关注；如今中央已经确认了这个方向，那些没有理论体系的概念炒作、没有政策可操作性的空口号，或者东拼西凑、东拉西扯的瞎解释就没有意义了，应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体系加以完善，并从实践上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沿着五大财富源泉的脉络，结合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一个个、一步步地推向深入，落到实处。

第二个误区，就是不能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或产业规划的老路上。我看到有报道说，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新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放手给市场，所谓微观政策要活，

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个误区，就是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之前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被用过头的时候，批判纠正一下是有必要的；现在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主流经济政策思想，再继续跳出来跟着批评需求管理就可能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方向了。供给和需求应互相促进，各有积极作用。

感谢宋宁先生和杜跃进总编为本书作序，还要特别感谢国务院研究室范必巡视员。范必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一直对我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研究给予很热心的帮助。当我一提起要做这本书，他就表示积极支持，并且连夜撰文四篇，分别就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改革，金融、能源、油气等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由于本书涉及多个专业领域，由各领域的专家分别撰文，所以我们不能逐一研究、学习，也不便深度修改，再加上出版社要求的时间紧，难免在框架、思路和编撰上有所疏漏，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

，再次感谢专家和作者们的积极热情参与，感谢李佳鹏、张海冰在专家邀请和文章编排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感谢东方出版社许剑秋总编对本书的高度重视，以及出版社编辑们加班加点地工作！

让我们一起做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铺路石，祝愿中国各种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让供给侧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2015 年岁末

正文部分精彩文摘：

要素市场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领域

范必

摘要：要素市场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国的主要生产要素领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仍十分严重，要素价格不但无法灵活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而且出现普遍上涨趋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寻租活动猖獗，抑制了生产要素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深层原因。

现代市场体系，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基础上，西方古典经济学早已认识到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现代经济学中，生产要素已成为一个基本范畴，覆盖了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各种资源，一般认为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要素。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信息、管理等也被纳入了生产要素。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否认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属性，并把它们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那时的共识是，生产要素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生产要素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品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开始提上日程。但是，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是不是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承认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商品，是不是否定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些争论，一度成为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桎梏。1993 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明确肯定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属性。这一重大决断成为解放生产力的关键步骤。

但时至今日，中国要素市场改革仍然滞后，已影响到经济发展全局。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大部分研究者习惯性地从需求层面，即从投资、消费、净出口去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如果换个角度，从供给层面去分析，就会发现主要生产要素领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仍十分严重，要素价格不但不能灵活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而且出现普遍上涨的趋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寻租活动猖獗，抑制了生产要素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所在。

一是土地。1989 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土地使用权具有商品属性。2007 年通过的《物权法》，又明确了土地用益物权。但是，中国土地并没有实现的市场化。政府仍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对房地产开发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执行不同的价格。招商引资中低价出让土地，房地产开发时又竞相抬高地价。在建设用地供应上，从2004 年至今，国家加大了计划管理的力度。虽然每年供地计划数量不小，但由于计划供地与市场实际需求不匹配，连续多年完不成供地计划，再次验证了“计划管理造成短缺”这一经济规律。而越是短缺，越会造成部分地价上涨，进而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其价格已严重扭曲。

二是自然资源。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资源使用者需要从国家手中获得初始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不是公开竞价获得，而是由政府授权分配使用，事实上没有形成市场价格。而对自然资源的垄断经营和国家定价，使其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供求关系。譬如，油气区块是几大国有企业以申请在先方式获得。在能源的下游领域，除煤炭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和价格仍由政府制定，电网成为电力收购和销售的企业；油气管网运输、流通、进出口权，仅归个别国有企业拥有。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在所难免。北美页岩气革命后，美国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出现复苏，这对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中国而言，无疑形成了巨大压力。

三是劳动力。中国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流动。政府对不同户籍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保、价格补贴等公共物品是不平等的。一些城市通过出台歧视外来务工人员的规定，加强对本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同样的劳动力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有着不同的价格。这些制度安排，都降低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效率。近年来，随着某些法规的实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国的社保费率(“五险一金”)已超过40%。假如一个职工税前工资是1 万元，企业要为他支出1.4 万元。此外，还有低工资定期增长等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目前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自然上涨。

四是资本。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仍存在刚性依赖，民间借贷成本远远高于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信贷资本的难易程度不同，导致了资本价格严重扭曲。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大量抑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措施，如利率管制、信贷规模控制、存贷比考核、限制民营企业创办银行、股票发行行政审批、个股涨跌停板限制等等。对资本市场不恰当的管制，同样扭曲了资本价格。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较高的国家，利率却是世界上比较高的。

此外，在科技创新方面，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促进民间投资、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出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

由此观之，几乎所有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都存在严重的体制问题，并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一点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没有分清与市场活动的界限。国

家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出现了宏观管理“微观化”和“以批代管”的现象。加上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极大地抑制了各类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较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近年来，我国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了负面清单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放松对生产要素市场的管制，降低交易成本。

下一步，对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政府都应当一律取消审批。同时，公开现有审批事项的“总清单”，逐步从“精简”审批事项过渡到“精选”审批事项。同时，要深化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

在土地市场，应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一定条件下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增加建设用地的供给。允许农村对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三权”开展抵押、担保等活动，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盘活土地资源。

在自然资源市场，应当建立以竞价出让为主的国有资源出让方式。目前，页岩气开发开始尝试区块招标出让方式，与传统油气资源登记出让方式相比是一个进步。中央出台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有关部门制定了六个配套文件。下一步，应当建立以竞价出让为主的国有资源出让方式。对国有资本控股的自然垄断行业，应当实行主辅分离、网运分开、公益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开的改革。特别是水、石油、天然气、交通、电信等领域，应当加快改革步伐，放开竞争性环节的价格。

在资本市场，国家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一批民营银行即将获得牌照。紧接着，应当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

生产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会推动资源配置遵循市场规律，实现效益和效率的较大化。同时，生产要素领域的充分竞争总体上有利于降低要素成本，提高要素供给能力，进而提高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旦这方面改革的“红利”彻底释放出来，中国经济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潜力无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