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的文明孕育并诞生了印刷术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勤劳、勇敢和富于智慧的中国人民，为人类的发展，为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国古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需要记录和传播的信息也越来越多。社会的需要，迫使人们不断地在寻找、创造着用以负载信息的新的方法和工具。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石刻文。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石鼓上刻有记述秦王游猎情况的十四首四言诗。其书法属大篆，字体工整道劲，有"鸾翔凤翥"之誉。所刻诗文与《诗经》之"二雅"相类似，是研究先秦文学很有价值的资料。这说明，石刻文字时期，石刻已经有了记录、传播文学作品的作用。现已发现的石刻文，尚有福建仙潭的原始图像文字和河北平山战国刻石文字，也都是先秦刻石文字。此外，还有许多刻在山石上的摩崖石刻。现存最多的摩崖石刻，是秦始皇到各地巡游期间命工匠所作的刻石勒铭，内容多是为其歌功颂德的。直到东汉时期，学者蔡邕鉴于世人传抄的儒家经典多有讹误，特奏经皇帝批准，把《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刻在石碑上，为人们提供经书的正确版本。因为此次刊石竣工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长期以来，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先后创造了用甲骨、铭金和刻石等方法来记录、传播信息。但是，这仅仅是后来大量记录、传播文化、科学、艺术信息的有力工具——图书的萌芽，是一步一步创造和完善这一工具的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殷商甲骨文字发明之后，大约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摸索，到了西周末期，人们又找到了具有固定形态而又方便阅读的信息载体，这就是"简册"、"版牍"和"缣帛书卷"。这些载体具有记录、传播信息，专为供人阅读而作的特点和功能，因此，它们是与后来的纸本书具有相同意义的图书。

采用经过整治的竹片书写上文字并编连成册的信息载体称作"简册"，亦作"简策"；采用加工后的木板而书写上文字的称为"版牍"。我国目录学的创始人、西汉学者刘向《别录》和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中，对简册和版牍的制作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王充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把一片片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板用绳子编连成册，就成了早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1951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五里牌发掘出战国时期的竹简三十八枚，此后又多次发现战国竹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西汉前期竹简三百余枚，系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同年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发现竹简六千多枚，有《孙子兵法》、《齐孙子》等，是秦代或汉初之物。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秦代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枚。1979年，在四川青川县发现战国晚期木牍两件，这是最早发现的我国最古老的竹简和木牍实物。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曾多次发现西汉前期的简册和版牍。这说明，从战国至秦汉，简册和版牍是应用得很普遍的记录和传播信息的载体了。简册、版牍与甲骨文、青铜铭文和石刻文字有了很大的不同。它能根据需要而负载很多的文字，记录和传播更为丰富的信息。它便于携带，可到处传阅，是专供人阅览并从中获得知识、信息的方便工具。而且，竹木材料丰富易得，用之不尽，又便于用笔墨书写成文，容易大量生产，相对地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人们记录、传播知识、信息的需要。

简牍是以竹木为材料的书，有笨重的缺点。大约于简册和版牍出现的同时，人们又创造了用帛、缣、缯等织物来书写文字的制书方法。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了大批珍贵帛书，有《周易》、《老子》等。其中有些帛书字体较古，大概为秦代抄本。简册和版牍以每抄写完一篇文章为一个单元，称为一"册"；而用丝织缣帛作书，则以每抄一篇文章为一单元，卷成一卷，称作一"卷"。这就是今天图书被称为册和卷的最早的由来。缣帛为书，较大的优点是较简册轻便，便于搬运、收存和展读。其缺点是材料昂贵，制作成本太高。代劳动人民发明并传播、应用于全世界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以及制瓷、缫丝等技术，对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英国17世纪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谈到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时说："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应当说，这是对中国古代科学发明重要意义和贡献的中肯评价。

在中国古代对人类所做的诸多贡献中，印刷术的发明尤为突出。中国的印刷术，不但是在记录、传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方面功用非凡，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由于它的出现和兴盛而带来了文化艺术和科学的发达，推动了思想及社会变革，大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面貌。所以，它被世人称作是"神圣的发明"，是"人类文明之母"。可以说，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是功盖全人类的。

(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繁荣发达是印刷术发明的历史需要

在远古，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发明文字。那时候的人类，是靠结绳和刻木来记事的。逢大事，在绳子上打一大结，或在木头上刻一大而深的缺口；小事则打一小绳结，或刻一小而浅的木缺口。至今，云南省博物馆里还收藏有少数民族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以结绳和刻木方法来记事的文物。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时期，人们创造了甲骨文。它是统治阶级在国事、家事等重要活动前刻在占卜吉凶用的龟甲或兽骨上的卜辞文字，用以记录占卜的结果和重要活动的情况。甲骨文只有记录事实以备查考的作用，没有传播知识和经验的功能。

大约在公元前13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制造青铜器了。青铜器是人们用炼成的青铜铸成的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和日常用具，如钟、鼎、戈、钺、盂、爵、簋、盘等。这些青铜器是统治阶级权位的象征，被视为"重器"。这些器具上大多铸有或刻有铭文。其文字接近于甲骨文，后经逐渐演化，形体各异，统称为"金文"或"钟鼎文"，文字学中称为"籀文"或"大篆"。青铜铭文，一般是记载铸器缘由或重大事件经过的，借以传告后人，永志不忘。但此时的金文与甲骨文的作用已有不同，除有记事实、传后人、备考核的作用外，还有传播信息的作用。例如，有些统治者就把国家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以传示众人，令其照行。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就曾于鲁昭公六年(前536年)把国家律令铸在鼎上，称为"刑书"。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越来越多，记事也越来越详细，有的已俨然是一篇长文了。例如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晚期铸造的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之多，记述了周王诰诫和褒奖臣下毛父厝之事。这说明，青铜铭文与甲骨文相比，不仅增加了传播信息的作用，而且其记录信息的功能也进一步得到加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需要记录和传播的信息也越来越多。社会的需要，迫使人们不断地在寻找、创造着用以负载信息的新的方法和工具。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石刻文。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石鼓上刻有记述秦王游猎情况的十四首四言诗。其书法属大篆，字体工整遒劲，有"鸾翔凤翥"之誉。所刻诗文与《诗经》之"二雅"相类似，是研究先秦文学很有价值的资料。这说明，石刻文字时期，石刻已经有了记录、传播文学作品的作用。现已发现的石刻文，尚有福建仙潭的原始图像文字和河北平山战国刻石文字，也都是先秦刻石文字。此外，还有许多刻在山石上的摩崖石刻。现存最多的摩崖石刻，是秦始皇到各地巡游期间命工匠所作的刻石勒铭，内容多是为其歌功颂德的。直到东汉时期，学者蔡邕鉴于世人传抄的儒家经典多有讹误，特奏经皇帝批准，把《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刻在石碑上，为人们提供经书的正确版本。因为此次刊石竣工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长期以来，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先后创造了用甲骨、铭金和刻石等方法来记录、传播信息。但是，这仅仅是后来大量记录、传播文化、科学、艺术信息的有力工具——图书的萌芽，是一步一步创造和完善这一工具的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殷商甲骨文字发明之后，大约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摸索，到了西周末期，人们又找到了具有固定形态而又方便阅读的信息载体，这就是"简册"、"版牍"和"缣帛书卷"。这些载体具有记录、传播信息，专为供人阅读而作的特点和功能，因此，它们是与后来的纸本书具有相同意义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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